当前，高等教育功能失调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需求压迫的结果。当需求主体片面强调或者夸大某些需求的意义，只从社会或者国家的需求着眼，就可能违背高等教育功能演变的自然逻辑，漠视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某些合理需求。而且，由于政策、舆论导向的不同，可能片面强调高等教育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或维护政治的需求，忽视社会其他领域对高等教育的功能需求，只顾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状况。为此，我们需要对各功能主体的需求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控制，为高等教育功能的协调发挥优化舆论环境。

首先，要平衡各功能主体的需求，避免社会需求的“一尊独大”。即高等教育要对个人、文化、社会三主体的功能需求做出适当反映，不能过于重视某一主体的功能需求而轻视其他功能主体的功能需求。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面对多元化的机遇和选择，把握不当，高等教育就会误入迷途，淡忘自身的根本使命。当前社会需求商业化正日渐侵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需要严肃面对，不能为社会需求所俘虏，屈从于市场和短期利益，热衷于开办公司、企业联姻、技术转让、专业咨询等社会活动，而应该在合理满足社会、市场需要的同时，不忘自己的育人使命和文化使命，同时对社会、市场的需求不仅要适应、满足，而且更要超越、引导，以使高等教育功能取向中的个人取向、文化取向和社会取向均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康坦斯丁在《大学与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大学在与它为之服务的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应该面向两个重要问题，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大学的前途。第一是它适应社会要求的能力，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看它有没有能力超越单纯的适应阶段，在全世界发挥创造与革新的作用。”^[1]高等教育只有在满足个体、知识发展的根本需求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根本功能——育人功能和文化功能，才能以此为基础对社会需求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这一点，柏林大学的创立及其带来的德意志中兴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19世纪初的德国，是在普法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的情势下创办的柏林大学，其初衷并非出于社会实用的动机，而是德皇威廉三世提出的：“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2]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也坚信，对科学真理的自由探求，能导致最重要的实用知识的发现，并能服务于社会，在自由的科学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就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理念下，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了“通过研究进行教学”和“教学与研究统一”等办学原则，德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空前加强，同时柏林大学也没有遗忘个体的发展需求，作为古典大学观之一的“修养”理念直指学生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心智训练，而“科学”理念本身就具有涵养品质和促进修养的作用，并被看作修养的必由之途。因此，德国大学“培养了数量不少、改革者们所设想的那种有修养的‘通才’”，尽管这些“通才”在统计意义上不能代表普通大学毕业生，但又绝不能忽视。因为他们构成德国大学培养的标准，体现了学生培养的规范^[4]。洪堡也指出，新人文主义学校的教育目的在于陶冶人成为完整的人，而不是特别职业的公民，发展学生的完整的品格是比获得知识更为紧要的事情^[5]。因此，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对洪堡的大学构想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这种教育不仅要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合法的主体”，它清楚地表明德国大学的原则是“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6]。德国大学精神的一个隐含意义就是通过知识化、民族化个体的培育，作为实现国家目的和知识发展的中介与桥梁。正是因为德国高等教育妥善处理了个体、知识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才使得其各项功能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战败了的德国高等教育最终远远超过了胜利者法国的高等教育，并迅速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复兴。

其次，要控制功能主体需求的范围，满足社会的根本需求。过于复杂的需求不仅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功能泛化，以至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随着高等教育功能的不断扩张，高等教育也不断地被拉向社会生活，甚至混同于社会生活，丧失了它的独立个性，以至于我们常有意无意地把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理解为直接参与社会目标的完成，把所要达到的结果当作高等教育的直接具体行为，甚至用社会的具体目标完全取代高等教育自身的目标。为了实现政治功能，我们的教育就直接参与政治生活，而不是侧重通过育人功能和传递政治文化的功能来为政治服务。为了实现经济功能，院系办各种辅导班、研究生班，集体搞创收，甚至在专业设置上市场营销、经济管理、国际贸易专业遍地开花，而不是通过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建设后备人才间接地参与经济生活^[7]。随着高等教育功能的泛化，人们赋予高等学校的职能被不断扩展^[8]，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反而被忽视或弱化，有人戏称是“种了人家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高等教育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而不是对社会的所有需求都有所反应，其他工作和功能应由其他社会机构去履行。因此，对社会主体的功能需求，一要取舍，即满足那些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自身基础的合理需求，抛弃不切实际、超越高等教育能力范围的过度需求；二要压缩，即把各种近似的合理需求汇集起来，概括为一种总需求。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集中精力，实现自身肩负的本职功能，实现功能的最优化。(www.daowen.com)

最后，要控制功能主体需求的程度，满足社会的合理需求。即引导社会主体将自身的功能需求控制在符合高等教育、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主体的客观需要基础上，避免不切实际地拔高对功能的需求程度。如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一些单位人为提高了对教育程度的需求标准，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直接导致文凭贬值、社会选拔弱效、社会流动失衡等功能失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