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是造成功能失调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泛政治化的教育观念
诚然,教育具有阶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可以在所有的教育层级、教育领域的任何活动中都要采取政治化的思维。正如董云川先生所言,在中国,自古以来,高等教育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化基因,“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使中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便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成为学术御用倾向的一贯传统,到了“文革”期间,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形成了空前绝后的政治替代运动。纵观历史,中国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呈现出高度的控制性特征,集权风格突出,以官办性质为主,政教合一贯穿始终。政治的晴雨表就成了政府的晴雨表,政府的晴雨表又成了高等教育政策的晴雨表[92]。
高等教育受政治影响至深,导致在办学实践中采取泛政治化的观念,并以此指导行动,具体表现在:一是组织泛政治化。高等教育机构参照行政级别设置,纳入行政管理序列,大学领导者和地方单位领导者可以在党委组织部门的领导下实现无障碍的任职交流,许多本与高等教育毫不相关的干部担任大学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社会团体进一步成为党的群众和青年工作部门;在学校里建立了各种学生组织,其结构如同政治组织的缩影。阿妮达·陈在分析这些组织的作用时说:“就像一只手套的几个手指一样,它们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这些学生组织提供了多种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同辈集团可以成为他们自身政治社会化的推动者和监督者。”[93]二是教育内容泛政治化。以道德教育为例,在泛政治化影响下,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相混淆,道德教育的个体性功能为社会性功能所替代。结果造成“小学生学习共产主义,大学生学习文明礼貌”的奇怪现象。很多人既失去了做人的道德,也失去了政治觉悟。其实,道德的觉悟乃是比“政治觉悟”更重要、更根本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94]。没有道德觉悟,政治觉悟也是不存在的。三是活动泛政治化。在高等教育活动中,一些管理者和决策者政治敏感度高,学术敏感度低,口号喊得多,政绩夸得大,领导和管理高教工作的方式却时常带有过去计划经济的色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合校、到后来的扩招乃至本科教学评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明显的指令式的、运动式的痕迹。尽管这些“运动”不乏积极作用,但其中表现的政治化特征显而易见。
此外,在高教活动中还表现出学术泛政治化,政治因素影响甚至控制着学术活动的诸多环节,包括研究方向的确定、立项资金的审批、具体课题的选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以及学术成果的发表、评估、应用等。高等教育的泛政治化观念使政治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渗透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并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地位,使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在整个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极有可能部分乃至完全地丧失其自主性、独立性与科学性,从而产生失调现象,不利于学生的创造力、个性和品德培养,更不利于自由的、原创性科学研究的进行,这一切都会导致高等教育功能的不完善发展。
(二)高教资源建设与应用的偏差
高等教育的资源存量及其应用情况是决定功能实现的基础性因素。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对教育资源的认识、建设和使用的偏差也是造成功能失调的部分原因。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上重物本、轻人本,重硬件、轻软件。过于重视高等教育发展中物质的投入,而轻视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精神资源等软件资源的建设;过于看重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而对高等教育制度体现的制度文化、高等教育管理者的理念文化建设重视不够;重视楼堂馆所和仪器设施的硬件投入,而对校训、学风等凝聚的理念文化,图书馆、大礼堂等标志性建筑代表的标识文化有所忽视。从聊城大学耗资数千万的豪华校门到中国人民大学三层食堂的观光电梯,无不传达着一种物质主义的气息。在个人资源方面,家庭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充分关注,而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努力程度等精神资源的挖掘不够。而大学总要体现一种除却可知可见的物质之外的精神内涵,使人身在其中能有所思有所感,能够自加压力积极奋进,能够在精神气质甚至言行举止上有所提升,以至实现个人整体的超越。
(三)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
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其发挥与高等教育的结构关系密切。不同的高等教育结构分别制约着不同高等教育功能或功能的某些方面及其发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虽几经调整,但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重物轻人的取向、急功近利的心态,加上国家宏观调控的不足和微观指导的乏力,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从层次结构上看,本科教育发展过快,但专科教育独立性不强,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显滞后;从类型结构上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先天缺失,后天不足;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因取向偏颇、资源短缺而令人担忧;从区域结构看,东部与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高校差距越来越大[95];从形式结构上看,非正规高等教育和非正式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前景不畅。结构失衡是高等教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重要表现,也是造成招考不公、文凭缩水、教学质量下降、高才低用、学非所用等一系列功能行动失调的重要原因,直接制约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以高等教育宏观结构中层次结构与类型结构为例,可更深入地了解当前高等教育结构中存在的制约功能实现的不足之处。
从层次结构看,一是各层次比例不尽合理。自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普通本专科、研究生的比例得到了一定优化和调整,但整体来看我国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三级高教结构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是中间大、两头小,且本科占比偏大。以2015年为例,其中本科(1 576.68万人)比例占55.98%,而研究生(191.14万人)和专科生(1 048.61万人)比例较小,分别占6.79%和37.23%[96]。二是缺乏层次特色。专科教育办学特色不明,培养模式向本科看齐,部分高等专科学校盲目攀高、升格,“以致人们往往把高等专科教育视为本科教育的压缩型,无非是本科课程学浅一点,学少一点。这样培养出来的专科毕业生,‘理论水平不如本科,动手能力不如中专和职业高中’”[97]。本科教育专业划分过细,缺乏宽厚的基础知识教育,教育规模偏大且拓展迅速。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现象严重,研究生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层次特色的缺失使得在人才市场上,不同层次的人才竞聘同一岗位的现象普遍存在,说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之间的可替代性较强[98]。这显然与社会的需求结构相矛盾,不仅造成就业的混乱,更不利于高等教育功能的分层释放与整体效应的发挥。三是层次结构地区趋同。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应该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区域教育层次的重心也就比较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层次结构的重心相应也较高。1998年,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99]高等教育中专科的比例是依次增大的,依次为29.8%、31.5%和40.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一定的相关性。而2004年三类地区专科生比例分别是42.2%、42.8%和43.2%[100]。在三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没有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层次结构的趋同性却显著上升。这种趋同性不仅影响到这些地区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还会造成欠发达地区毕业生因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弱契合性而向其他地区流动。
从类型结构看,一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不足。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2 560所,其中民办高校734所,占28.67%;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2 625.30万人,其中民办高校学生610.90万人,占23.27%,校数占比与在校生占比相差5个百分点[101]。同时,我国民办高校大多分散经营,各自为战,尽管数量多,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校均实力弱,办学效率不高。二是成人高校发展令人担忧。长期以来,我国成人高校普遍存在“重创收、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相当一部分成人高等学校没有形成稳定的教师队伍,办学严重依赖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在大规模扩大招生的形势下,目前我国成人高校的师资问题尤为突出。2015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共292所,比2008年的400所减少了108所,专任教师3.02万人,比2008年的5.32万人减少2.3万人,在校生635.94万人,比2008年的548.29万人增加了87.65万人,由2008年平均为13 707人/校,上升到21 779人/校,生师比由103∶1上升为211∶1[102]。成人高校在校生规模在扩大,师资力量却在萎缩,加之管理人员的数量与管理的质量上存在着众多的问题,成人高校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103]。三是各类高等教育目标趋同。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有明确的层次和类型分类,如综合性大学、单科性大学、专科性学校,又如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而且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应该有各自的功能定位。近几年,在各种“工程”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机构合并、改名、升格、扩招,彼此盲目地攀比,尽管各自水平不同,但是各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日渐趋同,以致有人戏称中国大学是“千校一面”、“万人一格”[104]。如此趋同的高教体系自然无法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四)高教运行机制的缺失
体制是机制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焦点问题。虽然这一变革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因受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制约太深,这一改革并未完结,集权与分权、规范与放开、强制与自主,至今仍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这一体制现状使我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至今仍然存在诸多缺损,比如国家宏观调控乏力、区域统筹低效、市场调节失衡、社会参与有限等。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则表现为:一是自主办学有限。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高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但依然有限,主要表现在招生办法自主有限、专业设置权力有限、教师评聘与干部选调权力有限、学校机构设置与调整权力有限、教师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有限等。二是自我发展无力。还没有能够在办学部门—管理部门—用人部门三者之间形成利益关系链,高等学校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够,不能够自加压力,主动调整教育内容、方法,革新研究手段,变革互动方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三是评估激励不当。家庭、用人单位无法有效参与高等教育的评估和监督,而教育中介组织普遍存在定位不准、专业性差、独立性不强、公允性差等问题,也难以真正参与高教的监督和评估活动之中。于是,当前的高等教育评估、监督、检查等活动,依然重复着“运动员”和“裁判员”合而为一的模式,这种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的评估难以真正达到评估的监督、激励效果,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结果的“倒金字塔”结构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四是自我调控低效。受办学体制等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高等学校无法及时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知识等方面的需求做出反应和调整,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也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不能有效地调整办学模式的目标、结构与功能。高等教育的功能是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招生、就业等体现的。运行机制的缺损直接影响到上述功能行动的方向与效果,牵制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以就业工作来看,如果高等教育自我调控机制有效,能够主动回应时代挑战与基本需要,不断调整传递给学生的价值、知识与技能的基本构成,不断调整自身的层次与类别结构,那么就不会在就业中同时出现结构性的人才奇缺与人才过剩现象;同时,如果自我发展机制良好,能够在高教系统和社会之间建立稳定和谐的合作关系,学生拥有社会实践的广泛机会与基地,实践能力和自身素质将会得到很大提高,就不会出现社会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造成教育浪费,影响社会流动,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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