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功能失调首先会给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引发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机。

（一）忽视学生成长，育人质量下降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确有适应和服务社会的必要与义务，任何远离社会、自我封闭的高等教育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种适应和服务只是高等教育本身众多功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并非最基本功能。如果只强调这种功能而忽略、抑制其他功能，甚至将它们互相割裂、对立起来，则必定导致高等教育功能的萎缩、本体的失落。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应该是育人功能，而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功能的种种失调现象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的实现，导致育人质量的下降。

首先，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当前的高等教育过于强调社会功能的价值取向，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短期实际需要，定位于工具理性层面，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职业人，将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个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及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协调发展降格为只重视职业技能、知识记诵的片面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忽视，如此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像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标本，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甚至性格、气质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相似性，失去了教育对各具特色的人性的哺育与培养。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是办好各级教育的重要指南。然而在“教育适应社会需要”这一教育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许多高校根本无法真正地面向未来。为维持自身生存，各高校忙于“适应”社会的各种即时性需要，逐渐放弃了高等教育的长远理想与追求。“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产销对路”等商业用语，已成了一些高等学校的办学方针，道德教育、人格培养和个性发展被严重忽视。笔者在访谈中曾听某高校发展规划处处长讲道，高校应该走市场化道路，参考企业的运作模式，把学生看作学校的产品，市场需要什么，学校就应该生产什么。“满足市场需要”、“满足社会需求”应成为判断高校办学的最终标准。这样的功能定位必然使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屈从于市场的实际需要，而不是遵循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客观规律。与此同时，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人们似乎也心甘情愿地让人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塑造、加工成机器，以供社会使用。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和拜金主义让世人把一切与赚钱无关的事物视为无用而弃之如敝屣。先辈智慧和创造的结晶不再是人们完善自身的内在资源^[40]。蔡元培先生曾经归纳了教育中所不可缺之理想，大要为：“一曰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二曰担负将来之文化；三曰独立不惧之精神；四曰安贫乐道之志趣。”蔡先生还针对那时候的情形一语中的地说：“夫以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上述诸义，几何不被目为迂阔，然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41]这些近一个世纪之前说过的话，我们今天听来，依然有着醍醐灌顶、发人深省的意义。然而事实上“今天教育不仅完全放弃了指导社会的责任，而且反被社会上非理性的潮流所左右。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成为全球性的了。教育给社会提供的不再是负责的、有理想的成员，而是冷漠的、对人类及其文明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单面人’”^[42]。

其次，忽视了学生成就动机的培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曾指出：“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中学生的质量首先取决于那些结束中等教育并希望继续高等教育学业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倾向和动机。”^[43]然而，当前高教投入中对“物”的偏执追求，忽视了关于学生成就动机、努力程度的重要作用，轻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培养，许多学生上大学只是为找份“好”工作，混个学历、学位有利于个人升迁，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培育，这种功利性的成就动机对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造成了持续的，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影响。

最后，淡化了学生理想人格的构建。高教活动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取向，弱化了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的关键途径。同时，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荡涤下，教学活动中重成才教育，轻成人教育，重知识灌输，轻心灵塑造、人格构建，忽视了人的精神潜能与智慧潜能的开发，淡忘了人的内在道德和精神世界，使部分学生成为有高深知识却没有高尚人格的“片面人”，有专业技能却没有理想追求的“空心人”。

此外，弱化了学生创新精神的培育。学科的精细划分，割裂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由学科规训很容易转入学科的自我封闭，从而在专业训练、学科规范、师承家法等“学科范式”的影响下，固化学生的思维习惯，形塑学生的知识结构，禁锢学生的创新精神，使他们很难在走出校门之后再去主动、广泛、有效地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去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因为长期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没有赋予他们进行综合交叉、大胆创新的勇气和能力^[44]。

（二）缺乏独立意识，批判精神散失

高等教育系统汇集着人类的知识精英，既是各种思想交汇的前沿阵地，同时又是基于高深知识传授和创新、相对独立的文化组织，因而它具有社会批判和导引的先天优势和能力。从历史上看，中西方的高等教育也都曾发挥过这种社会批判功能，社会批判功能也因此成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在巴黎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论及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职责时就指出：高等院校及其师生应当“能够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通过不断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持久的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性功能和前瞻性功能，从而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45]。然而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走向社会的中心，这种批判功能日渐为社会政治、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所遮蔽。这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高等教育在适应论或工具论教育理念支配下，功能取向、行动和结果等方面的失调，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性丧失和大学理想的衰落，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46]。

首先，社会政治、经济功能的强大需求，使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受到冲击。政治需求过度使高等学校更像是“思想教育的传声筒”，整齐划一的标准、千篇一律的宣传和众口一词的唱合，只会形成伴有迷信和教条的单调重复，极易扼杀人的发散思维和批判意识。市场逻辑的介入使学校沦为“职业技术的养成所”，“在所有的教育工作中，经济的合理性将代替教育的规律。教育也将放弃‘培养人’的任务，最终将导致全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堕落”^[47]。流行文化的入侵则使高等学校成了“大众文化的跑马场”。高等教育“非但没有发挥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从而引导社会文化进步，反而产生了社会文化引导高等教育的现象”^[48]。

其次，重理工轻社科、重实用轻人文的状况使批判思维的训练受到削弱。能快速带来效益的应用性学科和研究受人推崇，而对理智训练不可缺失却无法受到市场青睐的人文学科陷入了边缘化处境。人文知识的忽略和基础性研究的淡化，将直接导致判断力和批判思维的训练受到削弱。同时背离了人文主义传统的高等教育，也很容易失去批判社会的独立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以至于沦落为市场需求的供应商或现实政治的辩护士^[49]。

最后，高教活动中对科研的功利性追逐，弱化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当学术研究成为经费获取的手段时，其求“真”的研究旨趣已经受到颠覆。知识分子在“权力”和“利益”面前逐渐遗忘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同时，学术界盛行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潜规则，使知识分子在本该充分发挥批判和质疑声音的场所失语，导致一种习得性、习惯性的“批判性缺乏症”。(www.daowen.com)

“除非大学认真地把独立思想中心作为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没有希望。”^[50]高等教育独立性的退化，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虚化，以及高深知识结构中人文一维的弱化削弱了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基础。而一旦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受到削弱或剥离，整个社会的批判力量将被根本性削弱，其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三）整体形象受损，引发发展危机

但凡危机的出现，总是因为高等教育在协调自身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上存在缺陷，在功能实现的某些环节出现了重大偏差，阻碍了功能的正常扩展或释放，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诟病。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功能失调虽然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教系统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协调互动出现了偏差而导致的正常性功能失调，但因为功能取向、功能行动和功能结果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调现象，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印象与期待相抵牾，不免会让人对高等教育的形象和声誉产生非议，若不能及时调适功能，重塑形象，社会就会逐渐失去对高等教育的依赖与信任，发生高等教育生存危机，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高等教育的整体形象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一是培养人才的高质量、高层次。二是发展高深知识。传递和发展高深知识并维护自身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始终是高等教育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一旦偏离了这一点，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危机的到来，欧洲17世纪科学院的产生便是明证。三是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个体形象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体形象的大学对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担当。李大钊曾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使命，也部分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品质和性格。我们可以为知识分子气质勾勒出这样一幅剪影：冷静理性、充满理想、坚守原则、敢说真话、独立自由、实事求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这种气质和性格决定了他们能够在国破家亡、价值沦丧、公道不彰等社会异态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非凡的勇气去净化社会、唤醒民众。从“受过全面而一般的文化教养”的古希腊学者到反对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的中世纪知识分子，从19世纪的纽曼到20世纪的赫钦斯，从中国古代的屈原到近代的鲁迅、闻一多到当代的季羡林，其思想都传递出对社会保持清醒和批判的责任意识。提及大学，人们更是充满景仰之情，将其视为社会的“思想站”、“人才库”、“导航灯”、“批判场”，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着，以烛照社会之方向。”^[51]

在社会转型与急速发展的时代，不仅对人才、知识的需求更为旺盛，而且因为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日益加速，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共同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远未同步。社会也部分呈现出哈贝马斯所做的如下描述：“陈腐不堪的内容与不真实的图像结合为一，板滞的习俗与高科技相拼凑融合，通俗文化的废墟跟高度个人化的、以消费主义方式装饰起来的荒诞之物掺杂结合。文明的垃圾堆用塑胶掩饰起来，普遍的实质溶化成自恋，一种完全失去个性、变成陈词滥调的自恋。”^[52]此情势下，高等教育更应该内外兼修，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

然而，因为功能失调而导致的育人功能萎缩，使高等教育不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大学毕业生。质量下降已成近年来人们批判高等教育的最主要问题。刘道玉先生曾举过这样一例，一家杂志社聘用了多名大学毕业生做编辑，但主编告诉刘先生，这些学生的水平还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53]。同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日益褊狭，高等教育几乎退化为岗前培训，教给学生的恰恰是浅层次的、实用的知识，深层次的教育功能渐渐被淡忘，学生的思维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教育已经失却了教育本应具有的深度，高等教育也不例外^[54]。文凭的贬值与就业的困境，更拂去了大学毕业生身上“天之骄子”的面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甚至没有农民工的工资期望水平高，难怪有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议案——谨防新的“脑体倒挂”。

因为功能失调而导致的学术环境恶化，使得高等教育难以在发展、创造高深知识方面做出明显的贡献。中国大学一流研究成果的匮乏，已是不言之秘。人文学科没有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姑且不说，即使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关系也没有解释清楚。社会科学没有清楚解释中国现代变迁的鸿篇巨制。可是18—19世纪崛起的德国人却提供了崭新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我们的边缘交叉科学（如管理学科）更是在一种粗浅地引进西方理论的境地中挣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科提供的创新技术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相脱节^[55]。

因为功能失调而导致的社会功能偏颇，使得高等教育日益为社会所俘虏，在批判和引领社会方面日渐失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原则性、理性日益退化，“御用文人”、“商用文人”渐渐增多。大学这个本该让社会敬畏的、大家都抱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的一类机构，却难在伦理、文化、社会等问题上发表意见，行使其智慧权威。大学与世俗融合在一起，分不清谁在批判谁、谁在引领谁。大学的商业化、官僚化、庸俗化日益蔓延，由文化场域、学术场域蜕变为商品场域、功利场域，难以引领社会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功能失调，高等教育形象赖以建立的基础一一被消解，并日渐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与人们讽刺的对象。在人们眼中，现在的大学不是追求大师、大学问的“大学”，而是追求名气之大、面子之大、面积之大、官位之大、学生规模之大的“大学”，大学已经退化成为世俗的“名利场”、“资格养成所”和“‘人才’工厂”。大学作为知识与道德象征的形象正在消解。大众媒体将这块最不易沾上恶名的圣地的致命缺陷展示在世人面前，学阀、师德败坏、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以及学生的“堕落”令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大学、看待大学里的人。媒体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屡见不鲜，从不同角度揭开了高等教育光鲜外表下的种种“暗疮”和“毒瘤”。

与形象受损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满意度也在降低。2005年，著名学者杨振宁和丘成桐曾就“中国大学是否办得成功”提出过截然相反的观点，为此新浪网和《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联合进行了调查，在参与调查的6 549人中，有5 941人支持丘成桐，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成功，比例高达90.72％，也是在本次调查中，有42.85％的人认为上大学“不值”^[56]；而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显示出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和满意度也在降低。调查显示，在描述对大学母校的印象时，“失望”、“和想象中不一样”、“没感觉”、“可算离开了”这样的词汇使用率相当高，甚至个别的人干脆用了一个“烂”字来形容。在惊异和落寞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曾让老一辈大学生留恋终生的大学校园，为什么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眼中却变得如此不堪？^[57]2007年，吉林大学学生马亮亮的一篇《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的种种不良现象进行了责问，在文中，他以深情的笔触写道：“我的内心充满着否定对立的复杂心理因素，一方面经过艰辛的‘高考’过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我对于大学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的；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我对于大学又满怀失望。”^[58]从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再到莘莘学子，他们的评价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满意度正在降低。

高等教育整体形象的受损和社会满意度的下降，会影响到公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影响到高等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和互相促进的关系，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背离，致使高等教育从社会获得的支持弱于应有水平与程度。如果让这种不信任现象继续蔓延，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将引发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