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具体的高等教育活动来实现，而现实中高等教育领域招生、教学、科研等工作或活动的偏差和失效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调。

（一）招生上：入学机会不够公平

招生工作是高等教育的基础环节，不仅对教育公平与否有着实际的考察意义，而且在当前高等教育机会尚属稀缺资源的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与个体的发展乃至家庭状况的变迁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因而通过招生进行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与分层的重要因素。公平、公正的招生行为可以维护社会的正常流动，反之则可能扰乱社会流动秩序、强化既有阶层分化、销蚀高等教育的公信力。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公平的行为，首先表现在地区不公。从录取率来看，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录取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依然差距明显。2015年，广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录取率不足80％，西藏更是只有65.89％，而天津、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地则超过90％，海南等地更是高达99.78％以上^[5]。自1977年以来，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基本上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然而1999年的扩招政策中断了这种趋势，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几乎倒退到十年前的水平。但是，随着扩招的推进，直辖市和东部地区同西部地区间的入学机会差异又重新被拉大^[6]。从城乡机会获得来看，尽管扩招后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上升，但许多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显性的数量不均，转向隐性的就读院校与层次上的差距。国家重点高校中，占有较多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社会阶层的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而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较多农村学生。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学生占高校新生的比例从1989年的43.4％增长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20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当年高考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7]。

其次是阶层不公。一是分差较大。2005年1月，“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8]。二是学校差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父母具有低学历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远低于父母具有高学历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父亲职业为非管理技术类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比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的学生的比例低近10％，而母亲职业为非管理技术类的学生入读“211工程”院校的比例比母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的学生的比例低了十多个百分点^[9]。三是专业差异。某校对2003级本科生家庭背景与学科专业分布状况的调查显示：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选择了热门专业和艺术类专业，而工人、农民等阶层子女选择冷门专业居多（详见表4-1）。

表4-1　某大学部分学院2003级本科生家庭背景和学科专业分布（％）^[10]

最后是秩序不公。从2004年甘德怀北京大学考博风波^[11]，到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通知书^[12]，从2005年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考试中的性交易丑闻^[13]，到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通过自主招生等环节敛财逾2 000万元^[14]，近年来关于普通高考、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不公现象屡见报端。这些典型事件反映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秩序不公现象，每一事件的披露都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高等教育招录是一个很严肃的教育行为，如果丢弃了基本的考核要求、招生环节和录取程序，那么，高等教育的公信力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更遑论对社会的批判和导引。

（二）教学上：行为偏差与低效

教学是发挥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然而教学中的种种偏差和低效行为直接影响了育人功能的实现。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重科研，轻教学。数学家丘成桐曾说：“培养人才是大学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然而受评价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影响，科研成为名利双收的坦途，教学沦为劳而无功的负担，教学正逐渐成为大学教师的副业，他们视科研为名之所在、校外活动为利之所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与校外活动中，忽略了教学和对学生的关心，忘记了“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神圣职责，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师者，不传道不授业不解惑？”的疑问。而且教师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大学讲台上难觅名教授身影，这已不是个别现象。

书教得再好也还是个讲师 学生千篇文悼大学讲师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晏才宏去世了，其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倘若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不能算是功成名就；但在人生价值的天平上，他的分量很重很重……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晏才宏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的电路课，在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学生称他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他去世后，多位老师坦陈：“我教课比晏老师还差很远。”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学生在校园BBS的悼文中说：“他的课充满了激情，从头到尾都扣人心弦，简直像一部精彩的电影。”“不知道天堂里是不是也会有人学习电路呢？如果有，他们真的很幸运。”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为什么至死连个副教授也评不上？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论文。根据高校现行考核体制，教师评职称主要看科研论文的数量，而晏才宏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1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西一位25岁的年轻教师仅因“学术成果丰硕”就被破格评为教授，其教龄竟未满一年。如此机制导向下，高教领域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教学内容上，重知识灌输，轻技能培养、人格构建，把学生全面发展降格为片面发展。在教学中重既有知识的传输，轻社会实践与自主探索。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的教学把学生与社会割裂开来，把学习与探索割裂开来。教师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却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己的学科和科研项目，对于教育思想或教学观念无暇或不屑于研究。面对学生，他们往往更关心如何完整系统地传授自己学科的知识，对社会在人才需求方面的变化不敏感，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过问不够。大学生朝气蓬勃，充满幻想地走入大学，但是一入校就被禁锢在一个整体的被动环境中，想实现专业选择与自主学习难度很大，上课记笔记、考前印笔记、考试背笔记成了大学学习生活的典型写照。而大学规模的急剧扩大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大班上课非常普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很少。这种整体的被动环境可能对学生造成终身的影响，使大学生缺少强烈的学习欲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缺少创造精神和适应能力。大学教育正在偏离教育的初衷——“教育不是把一只水桶注满，而是点燃一堆火焰”^[16]。

三是教学管理重统一要求，轻因材施教，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重强制管理，轻自主选择，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是师资上，由于近年来的扩招，普遍存在师资的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普通高校1998年的生师比是9.73∶1，而2015年的生师比是17.73∶1^[17]。这只是统计数字上的比较，实际上许多高等学校远远超过了这个比例。研究生教育的情况甚至更严重，师资数量不足成为许多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在教师队伍中，三年以下教龄的新教师约占36％。另外，每年平均要有6％的老教师离任、退休。三年后老教师要减少18％，实际上新教师占教师数的47％^[18]。尽管新教师中不乏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但他们在教学方法及教学艺术、教学经验方面还略有欠缺。

（三）科研上：质量打折的指标学术

2014年，我国发表国内科技论文58.52万篇，比上年增加了14.0％，我国发表SCI论文26.35万篇，连续六年排在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量的14.9％^[19]。科技论文的数量的确可观，但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我国依然处于中等水平，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综合全球竞争力位于全球第二十八位，技术领域排名第七十四位^[20]。如此反差凸显出我国科学研究领域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与问题，表现在高教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数量，轻质量。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注重的是科研工作的“量化”结果，特别关注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多少、发表成果的出版社或杂志的知名度的高低、获得经费的额度……而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却缺乏考察。这样的结果就是“等于将教师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都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21]。在这种功利化的制度压力下，教师在科研中不得不重量而非质，一年动辄发表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而投入多和需时长的基础科研被冷落。这种体制除了迫使学术研究走向“快餐化”和“泡沫化”之外，别无益处，而“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也几成绝响。下面某省文科副教授的评审条件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

本科高校教师，任讲师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中的2条以上（其中第1条为必备条件）：

——在CN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6篇以上，其中至少有2篇发表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

——1项省、部级三等以上社会科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或省、部级二等以上教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或2项省辖市、厅级一等以上科研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名次不限）。

——主持完成1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并通过省、部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

——正式出版本专业的学术著作（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译作（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或参编省级以上统编教材（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

尽管条件中还提出要对著作、科研项目、论文由专家进行水平认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要求形同虚设，评委也只是在进行“数数”和“对号入座”式的审定。

二是重课题申报，轻过程管理。在科研管理上，较为重视科研项目立项和成果鉴定两个环节，对研究过程疏于监督和检查，虽有中期检查等形式，但影响不大。只要课题申请下来，鲜有鉴定未通过的。对此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我还没有参加过哪个失败项目的鉴定会，起码也是国内先进。”^[22]一个国家的科技部部长说出这样的话，的确耐人寻味。

三是重成果产出，轻规范养成。大学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风气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然而在数字化计量的科研评价中，为了“多快好省”生产科研成果，出现了许多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而且败坏了研究风气，阻碍了学术进步，损害了学术形象。从2002年北京大学王铭铭的抄袭事件，到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的“汉芯”造假案，再到2017年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 mor Biology）》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的中国作者的107篇论文^[23]，从未毕业的研究生到教授、院士，从普通青年教师到高校校长，高教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者们沉醉于成果炮制的迷雾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追求，以致抛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涵养和操守。然而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如果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寻求成为‘民族的良心’，正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那么，它们需要更加意识到如何表现出在促进这样一种作用。一种‘任何事情都可以’的态度不够成为向导。”^[24]

四是重知识意义，轻教育意义；重知识的手段意义，轻知识的实际价值。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活动，科学研究既有促进教学的意义，也有发展知识的意义。并且从科研活动的产生来看，其最初目的重在教育意义，即使在科学研究被明确为高等学校职能的德国，“由科学而达致修养”也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理念。而现在教育的本义被疏远了，科研中非教育的意义被突出强调，科研的目的已经从更好地发展知识以培养人才，而简单化为单纯地发展知识。当然，这也仅是从当前高等教育中科研活动的规模上而言，至于在质量上是否真正起到了发展知识的作用，恐怕我们还没有下这种结论的勇气。至少其在质量上对知识进步的意义远没有其表面上那么繁荣与统计数字上那般辉煌。实际上，现在的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谈不上对知识发展有多少贡献，而退化为相关人员的一种谋生工具。

（四）社会互动上：过于追求现实功利(www.daowen.com)

索斯坦·凡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关于商人管理大学的备忘录》中曾对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做出如下经典描述：盲目崇拜商业及其特别形式的成功，使美国的大学独立受到很大的伤害，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取代了宗教和政治的力量，成了独立思维生活的主要障碍。商业兴趣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良好的公共关系就是学术广告^[25]。在我国类似情况同样存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服务和互动中，现实的利益居于突出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更多地卷入众多社会问题的“政治性漩涡”之中，高等教育被看作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政治服务功能居于高等教育功能的首位。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实现了向经济抱负的转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渐居上风。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但是，高等教育组织必须警觉，如果自己失去守望社会的责任，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可悲的是，当前商业化正日益演化为高等教育系统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和使命定位、发展方向。表面上看，高校与社会各取所需，社会部门从高等教育中获得了技术支持，高校在社会服务中获得了办学经费，实现了双赢。但由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参与社会服务的方式杂乱、缺乏有效的规范，导致在社会服务中出现了重社会需求而轻自身基础、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责任、重产业转化而轻人才输出等不良现象，其背后是对教学与科研的戕害和高等教育自身形象的损毁。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社会对经济、法律、管理人才的需求旺盛，于是许多高校不顾自身的能力基础，盲目迎合社会需要，随波逐流，趋势媚俗，出现了教育系开办公共关系专业、历史系开办市场营销专业、数学系开办经济管理专业、哲学系开办法律专业的混乱局面，这些罔顾高等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做法，不仅没能为社会培养出急需的合格人才，反而对正常的高等教育活动形成了不小冲击，影响了一些基本功能的发挥。

同时，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定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的强制推进，使人们不是将高等教育看作自由的教学研究系统，看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创新之地，而是看作给社会带来现实的、直观好处的廉价组织。政府和社会给予高等教育系统一点投入，就强烈要求它成倍地以有形物质回报。于是基础研究被忽视、长远理想被讽刺、机制问题被悬搁，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被视为天经地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起上市公司、科技园、培训机构，美其名曰“产、学、研合作”，尽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等学校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被分散、转移，直接影响了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与科研秩序。

高等教育固然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产、学、研合作也并无过错，关键是这种回应与合作应该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服务一定是以独立的姿态、中介的方式、主要由系统外的组织来进行，而不是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直接兴办高科技企业。否则不仅会影响这些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产、学、研成为利益共同体，在产业目标的驱动下，不仅难保学、研的学术性、教育性，干扰高等教育基本使命的实施，更有甚者还会滋生腐败行为。因此，上海交通大学首位海外聘任院长郑元芳教授才在有关访谈中讲道^[26]：

大学不应该成为产业中心，而应该是教学中心、研究中心。大学是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地方，办产业与知识的创造和学习活动是完全不同目的的活动。产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紧迫感和压力，对知识的创造有很大的反作用，这是知识创造的大敌。知识的创造需要我们集中精力，付出艰辛和汗水，用很长时间才可能出成果。

然而，在这种集体行为转向的带动下和个体利益获取的驱动下，许多研究者更热衷于承接来自社会各界的“横向项目”。这些项目谈不上有何学术价值，却可以很快收到经济实效。于是就出现了许美德所说的，用世界银行资助买来的精密仪器设备是用来进行高质量基础研究的，这时却为了支付其日常维护费用并进一步带来经济收入而以高价租给商业人员使用，使那些为了搞学术研究需要使用这些精密仪器设备的学者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等着^[27]。

（五）文凭上：知识图腾的贬值

尽管古代中国科举制度已和国家管理与个人升迁密切相关，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今文凭成为全民性的生存符号资本，学历几乎成为个人实现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首要条件。中国已经全面进入文凭社会和学历时代，对文凭的追逐从历年研究生报名人数的变化上可见一斑（见表4-2）。

表4-2　研究生报名人数统计表（2001—2016年）^[28]

续表

尽管考研热2007年达到“拐点”，开始降温，但3年后又重新开始升温，从报考人数的增幅上依然可以看出人们追求高学历的热情。其实人们对文凭和学历的热捧并不是完全出于学习知识和技术的愿望，只是因为高学历文凭是获得更高收入、地位和权力的敲门砖，用人单位对文凭的要求，不仅在于文凭背后代表的能力与素质，还有宣示单位地位和层次的意味，因此在这种唯学历论的时代，文凭作为有效的社会分层和流动工具出现了种种异常现象：

首先是学历歧视。由于高学历者的增多，用人单位对持有者获得学历的经历也开始从头考察。有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新进人员的时候，不但要看最后学历，还要看原初学历，本科如果不是出自名校，则很难得到录用。一些大学在公开招聘人员启事中即要求，第一学历为部属院校或“211工程”院校全日制普通本科。这种学历“查三代”的可笑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凭（学历）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又折射出用人单位对文凭（学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其实是对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的不信任，既不相信一般高校的教育质量、人才培养水平，认为普通学校难以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也对名校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缺乏足够的信心，担心名校的研究生教育难将出身“微寒”的普通高校学生培养成才。

其次是文凭贬值。原来拥有的某类型某层次文凭已经不再使拥有者获得工作保障，文凭的效力缩水。于是各种新型文凭、更高层次的文凭受到人们的追逐，如外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对外汉语资格证、导游证……以此来增加自己择业的筹码，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得到更多的文凭，文凭膨胀也就不可避免。结果是文凭对于持有者身份和工作机会的价值也越来越低，出现人们戏称的“学士不如狗，硕士满地走，博士还可抖一抖”现象。原来受低层次教育者可以从事的工作现在要求由文凭层次高的人承担。这种现象在如今各单位的招聘要求中随处可见，例如，某高校招聘辅导员和行政人员一律要求硕士以上学位，有博士学位者优先考虑。

最后是文凭交易。正像科林斯所言：教育中所包含的各种文凭和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获得更高收入和权力的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对文凭的追求变得越加强烈，因为某个层次文凭价值的贬值，人们就会追求更多的文凭。而文凭毕竟属于社会高值稀缺资源，于是一些人为了获得高层次文凭，不惜通过权力、金钱等手段进行文凭交易。有钱的老板与有权的官员，弄一顶硕士、博士帽子，越来越成为学历社会的“风雅时尚”。于是产生了官员破格读博、高博班、课题经费协议生等多种非正常文凭教育，甚至出现了群体性、协议性文凭交易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早在2007年向政协全会提交的《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中指出：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他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这个提案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得到全国人民的喝彩。^[29]

由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可见此类现象已很普遍，并影响极大。蔡元培先生多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然而这种“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确实不少。以至于陈平原先生说：“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30]果真如此，文凭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和分层作用也就消失殆尽了。

（六）就业：人力资源应用受阻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收益最广、收益率最高的资本投入方式之一，由各种文凭所反映的人力资本的含量可以作为个人用以与雇佣者进行交换的资源。以此推论，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获得工作的机会越大，收益越高。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逐年严峻。如表4-3所示，从2001年到2015年，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持续增长，2015年的人数达到了2001年的近7倍，2008年以前的年均增幅超过20％，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再加上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因此造成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表4-3　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统计表（2001—2015年）^[31]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5）测算。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期望薪资水平甚至还不及农民工。2006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 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1 000元^[32]。市场用月薪这枚小小的砝码，称量着天之骄子们的自我估价。

就业困境除了短时期内高等教育供给迅速增多而又偏离社会需要造成结构性就业困难之外，还有毕业生主观上造成的“选择性就业难题”，即毕业生想去的地方或行业需求不足，而需求量大的岗位又难入其法眼，“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选择性难题的典型表述。毕业生为了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委身从事一些与专业无关、技术含量不高、报酬低的工作，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活动的产品——毕业生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功能。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无着，会使许多家庭因教育投资回馈渠道受阻而产生因教致贫的反常现象；就业无着，会降低高等教育这条社会流动途径的有效性，最终影响到社会的有序流动；就业无着，会使人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产生对社会不公的抱怨，长期积聚便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