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高等教育功能变迁:历史省思

高等教育功能变迁:历史省思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重视育人取向与文化取向,并非意味着忽视高等教育功能的社会取向,而是要实现三种取向的综合与融合。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拥有智力和人才优势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可能偏安一隅、自我欣赏,而必须走出象牙塔。其中,丰富是形式,增效是结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高等教育育人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最终实现。

高等教育功能变迁:历史省思

面对社会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变化,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也需要从取向到行动,乃至结果做出应答与调整。

(一)功能取向的平衡与综合

功能取向的平衡是指人们能够平等看待高等教育各功能主体的需求,避免过分强调和重视某一功能主体的需求而忽视其他主体合理需求的现象。

功能取向的综合是指人们在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预期结果做出选择时,能够统筹考虑人、文化(知识)与社会三大功能主体的发展需要,采取能够促进三大功能主体协调发展的综合的价值策略。在当前社会取向过于强大并日渐脱离以培育人才、发展知识为基础的情势下,更要注意育人取向与文化取向的维护。

从育人角度看,首先,人是高等教育活动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前提,正如纽曼所说:“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108]育人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其次,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人不是简单的创造资本的工具,人是社会的主人,人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人的创造,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再次,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也需要我们坚持高等教育的育人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个体的价值更为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高等教育的个体服务功能需要加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以人为本”的主张,告诉我们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的发展置于一切发展的中心位置。最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化的趋势,使接受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性需求,个体接受教育的质量与其社会分层与流动关系更为密切,提高培养质量首先需要确立“以生为本”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角度看,首先,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理想的象征,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策源地和集散地,它构筑的是精神文化的“象牙塔”,从一定意义上说,发挥文化性功能是高等教育机构存在与发展的生命线。其次,全球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也使我们面临更多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分歧与歧视,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高等教育应该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以缩小多元文化差异、维护本土文化独立。最后,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功能可以通过知识来表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比土地、能源、资金等资本更重要的社会基本资源,成为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大学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它能够很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109]。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更为重视知识与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面对时代背景的变迁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形势,必须使育人取向和文化取向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但重视育人取向与文化取向,并非意味着忽视高等教育功能的社会取向,而是要实现三种取向的综合与融合。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拥有智力和人才优势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可能偏安一隅、自我欣赏,而必须走出象牙塔。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的那样,在智力资源作为发展因素与物质资源相比将越来越占优势的未来社会,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只会日趋增加,高等学校应该处于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的中心地位,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发挥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应该确立育人取向的中心地位,将育人和发展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两大根本任务,并以此为中介实现更为有效的社会互动。

(二)功能行动的丰富与增效

功能行动体现在招生、培养、就业等各个环节与教育、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与高等教育功能发挥密切相关的主要有招生、教学、科学研究、社会互动、颁发文凭和学生就业等工作与活动。在知识经济和学习化社会,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变化形势,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行动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功能行动更加丰富多样,效果更加优质高效。功能行动的丰富是指根据社会及高教自身的变化,各功能行动不断拓展行动内容,改进行动方法,拓宽活动途径,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状态。功能行动的增效是指通过多样化的行动内容、形式和方法,招生、就业等工作和教学、科研等活动的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升。其中,丰富是形式,增效是结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高等教育育人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最终实现。

具体而言,在招生工作上,一方面,打破传统的以高考笔试分数为唯一标准的国家统一录取方式,分数与能力兼顾,经历与素质并重,加大对中等教育经历的考察,形成在笔试基础上,面试、专家和学校推荐、特长生免试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多种形式为补充的招生录取方式。另一方面,招生制度与程序更加公平、公开、公正,各地区招生中的制度差别缩小乃至消失,对社会弱势群体子女能够采用一些“非学术标准”以保证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

在教学活动中,教学观念上能够既重成才教育又重成人教育,既重智力又重智慧,使学生既有高深知识又有高尚人格;在教学内容上,既重知识传授又重心灵塑造,既重科学知识又重人文教育,既重职业技能又重创新素质,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在教学管理与制度安排上,既重统一要求又能因材施教,既有程序管理又有自主选择,使学生的共性培养与个性发展共同进步;在教学方式上,既有传统的教学方式,又重视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如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变传统的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教学。

在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一是知识创造的学术价值导向,二是知识生产的社会效用价值取向。美国学者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在《现代社会与知识的创造》一书中把前者称为知识生产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出于学科纯学术发展的目的,以各学科的内在逻辑展开研究,缺乏研究的实用目的性;把后者称为知识生产的“新兴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开放型的知识生产形态,它以社会应用(不仅是产业应用,还包括社会性应用)为导向。知识社会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模式,在传统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达成知识产业化、社会化的需要。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应用研究,共同形成知识的原创与应用间的链接关系[110]。与此相应,在考核方式上,能够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科学价值,既重数量考核又重质量审查。

在社会互动上,首先,随着高等教育社会地位的边缘中心化,由传统的附庸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高等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服务社会,还要能够批判社会、引导社会。其次,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应立足于自身的学术基础,能够既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有学术效益。同时,社会不仅是高等教育功能的享用者,而且能够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功能优化的主动参与者,社会各界能够各尽其责、相互协调、彼此配合,形成社会参与有序、高校服务有力的和谐运行局面。

在文凭颁发上,一方面能够维护学术尊严、严守学术标准,保持文凭的价值与可信度;另一方面,文凭的种类和层次不断丰富,形成学术文凭、职业文凭等多种类别,学历文凭和非学历文凭等多种形式,并有严格区分度和适用范围的文凭体系。

在学生就业上,一方面社会就业制度逐步完善,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地区歧视、院校歧视、学历歧视等逐渐消失,毕业生能够获得与其教育投入相应的工作与回报;另一方面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得到加强,学生的就业观念更加科学,结构性就业困境能够得到缓解。

(三)功能结果的强化与拓展

高等教育功能结果可分为社会整体功能、社会部分功能和个体功能三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条件下,功能结果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特征。知识经济的来临,高等教育成为提供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源的中心,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提升,使得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经由网络与电视传播的远程教学功能产生;全球化的趋势使得高等教育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领域;民主化、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接受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人的基本权利,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更为深刻;市场经济的影响又使高等教育更为讲求效率,其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提供给人们多元选择;学习化社会的理念迫使高等教育提供更具弹性、便捷的终身教育。时代的变迁使得高等教育的功能结果在许多方面需要强化与拓展。

功能结果的强化是指因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高等教育功能结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高等教育系统经过调适而使原有的功能结果在某些方面得到突出与强调,作用更为凸显。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化。“强化大学的批判功能将是21世纪的大学教育至关重要的行动。”[111]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切传统的价值和行为规范都需要借助于理性来进行反思,一切新生事物也同样需要经得起理性的考验。高等教育所拥有的理性精神和知识分子使得它必须承担起这种责任。二是社会流动功能的强化。英国社会学家特纳(Ralph H.Turner)曾用“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来描述社会流动的不同方式,“赞助性流动”依靠的是天赋资格、社会资本等外赋因素,而“竞争性流动”凭借的是个人能力与成就等自致资本[112]。现代社会中,竞争性流动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形式,居于顶端的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了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平民和社会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社会的正常流动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三是经济功能的强化。随着工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转变,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经济有机体的一部分,其经济功能越加显著,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由高等教育提供的高素质人才和高等教育研发及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空前突出。四是国际交流功能的强化。大学最初就具有国际性,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国际交流功能更是势不可逆。因为“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利用国际化来填补‘知识空白’和丰富各国人民之间和各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很大优势”[113]。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把“国际合作”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的新职能。五是终身教育功能的强化。尽管传统高等教育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意识,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个人的学习能力决定着个体的生存资本,民族的学习能力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地位。高等教育系统因此不再只是一个终结性的学习场所,而同时是一个提供终身便利学习机会的弹性管道。

功能结果的拓展是指高等教育活动中潜在的作用和功能,在时代环境的激发下,更为清晰与明朗地表现出来,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固定下来。正如卡耐基委员会所称,高等教育是一种目的扩散的历程,从初期的单纯到当代的复杂且多元。随着功能结果的拓展,高等教育的功能体系也显得越加复杂。面对着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多种变化,以及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理性批判的人才优势、传承创造的知识优势、图书设备的资源优势,以及知识权威的地位优势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更全面的功能。具体而言,功能结果的拓展表现在如下方面:发挥对政治的监督功能,维护政治民主稳定;发挥对经济的矫正功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发挥对文化的导向功能,增进文化健康繁荣;发挥对科技的创新功能,推动科技持续振兴;发挥对人口的优化功能,优化人口素质结构;发挥对生态的保护功能,建设和谐生态文明。

功能结果的拓展延伸了高等教育功能的作用范围,功能结果的强化提升了高等教育功能的作用程度。二者相互关联、相互配合,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各项功能的实现与优化。

总之,通过功能取向的平衡与综合,功能行动的丰富与增效,使高等教育机构能够树立全面、科学的价值取向,在招生、培养、就业等各个环节与教育、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能够以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功能。在科学研究上能够树立端正的态度,倡导严谨、科学的创新精神,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促进文化发展,强化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在社会互动上,能够通过合理的社会服务赢得社会的更多支持,实现有效社会互动。最终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先进文化与和谐的社会互动,起到优化人才结构、推动科技振兴、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文化繁荣与建设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作用,实现社会功能的增效。

【注释】

[1]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学界尚存争论。一说有四千年历史,可从夏、商之代算起,认为夏商时期不仅设立了学校,而且有小学和大学之分。而后,经春秋时代的养士制度与百家争鸣、汉代的太学、唐宋之后的书院教育、清代的洋务学堂,直至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揭开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虽然此后我国高等教育大量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高等教育的思想、制度和内容,但这些都建立在我国几千年的高等教育积淀基础之上(此种观点可参看熊明安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高奇著《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曲士培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涂又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另说,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始于清末,以洋务学堂发轫,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为正式开始之标志。虽然我国古代大学教育源远流长,但其办学基础、办学特点、价值取向、制度模式、组织结构、教学体制等与现代高等教育差别甚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此种观点可参看郑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加]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平原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们认为,首先,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即便是被公认的现代高等教育源头——中世纪大学,在其产生之初,也并不具有今天的高等教育概念的所有特征,如与中学、小学相衔接,中学后等。其次,现代高等教育概念是一个西方舶来品,任何非西方的原生事物,都不会与之完全吻合。但如同古希腊学园和阿拉伯大学可以称为外国古代高等教育一样,我们认为,前述我国的太学、书院等机构居于当时教育体系之顶端,研习高深学问,其教育活动称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似无不妥。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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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07.

[15]1938年到1941年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控制,加大了大学生入学资格审查,设立了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出台《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等政策,进行全国统一招生。

[16]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7.

[17]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5.

[18]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9.

[19]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07.

[20]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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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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