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是苏联高等教育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阶段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减慢，由改革中缓慢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在1991年底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苏联高等教育之所以在该时期出现大面积的衰败，除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密切相关。这种高度集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虽历经数次调整，但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因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越积越多，日渐严重，严重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

在功能取向上，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并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服务，以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为宗旨，追求高等教育与生产和科学的一体化，强化与国民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69]。

在功能行动上，招生中，设立有大学预科制度，招收具有完全中等教育程度的个人、农民和复员军人，并直接由农庄、企业、单位、农场等集体单位领导人推荐，读完预科并通过毕业考试的人可直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70]。在教学上，教学管理高度集中，忽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和特殊需要，不利于个性培养；同时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使得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十分不易，导致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无法适应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要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培养学生扎实的技能，上课是教学的绝对主要形式，并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积极性不高。同时为增强与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一致性，设置了十分细化的专业，并大力发展工科教育。在科研上，强调教育、生产与科研的一体化，进行具有重要国民经济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认为这样有利于高校和企业干部的广泛交流和共同提高，并鼓励大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在社会互动上，高校与企业、科学和文化机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合作紧密，一方面高校通过科研、参与劳动和实际工作为社会各部门提供直接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各部门也承担了一部分实验室、实验场地，并提供了一些培养费用。在文凭颁发上，不给毕业生授予学位而只给予专家称号。在就业上，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按照各国民经济部门的人才需求计划进行统一分配。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各地的经济差异、生活条件差异扩大，许多学生不愿意服从国家分配，80年代初每年有7万～8万人不到分配地点报到^[71]。(www.daowen.com)

由于取向和行动的偏差，自然造成了高等教育功能结果的失调。在个体功能上，育人功能也出现了偏执，高等教育要把学生高度社会工具化，培养成国民经济机器的一个个“螺丝钉”，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造就的人才“比较适合在生产结构分工较细的具体岗位上按学到的一套知识和技能开处方……不善于创造性地探索和解决新问题”。“在生产结构变化迅速、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他很难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72]。这种人才培养质量显然落后于科技革命的需要。在社会功能上，尽管这种集权化的高教管理制度初衷是为国民经济培养精细化的匹配人才，但这种指令性的计划培养却使高等教育不能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及时调适，因此时常出现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现象，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科技功能实际上并未能得到良好发挥。由于人才培养计划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直接影响了对专业人才的分配和使用，相当一部分专业人才学非所用，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流动。80年代开始毕业生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现象的增加，则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源差异，严重影响了落后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一时期苏联高等教育产生的问题和导致的功能失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其中内部原因是主要的：一是价值取向上过于追求与社会科技经济的接轨，因而导致专业培养目标、学生知识面等过于狭窄；二是长期以来，苏联政府对高等院校管得过死过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课程结构、课时比例、招生人数及毕业生分配去向等重大问题，都由国家及有关职能部门决定，高等学校只能按照中央或上级精神执行，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阻碍了高校的办学积极性，限制了高校根据社会发展灵活调整教育行为的可能，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例如在规模上，1970年苏联各类高等院校大学生为468万人，1981年增为538.4万人，年增长率为1.6％，而到1985年，在校大学生却比1980年减少了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