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是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经历巨大变迁的时期。在政治上，世俗王权逐渐强大，出现了政教分离；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势力逐步兴起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在文化上，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运动的荡涤，理性终于从神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科学上，自然科学异军突起，天文、力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相继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如罗素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40]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应该说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直到18世纪，欧洲传统大学大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仅未能审时度势、及时调适以发挥时代所需要的功能，而且本已具有的权威地位与崇高威望也一落千丈，大学第一次陷入了生存危机。

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干，但17—18世纪，二者均陷入政治宗教的斗争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仍然迟迟不改它们对旧统治者的忠诚，它们在基调、价值取向和结构上都一如既往……它们落在时代的后面，变得越来越褊狭，越来越古板，越来越不合时宜”^[41]。它们把自身的功能局限在为国家的绅士阶层和国教会牧师提供教育这一狭隘的取向内，无视新兴资产阶级及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教学上，尽管新知识和新学科不断涌现，拉丁文和希腊文已经在当时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为培养绅士服务的古典学科和经院知识仍然在课程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依旧受到推崇。虽然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通过讲座的形式有所开设，但一则这些新讲座很难纳入学习计划中，二则大学对讲座的教学管理极其松散，许多讲座形同虚设，被称为“空墙讲座”^[42]。在科学研究上，传统大学依然固守古典知识，对新兴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起着阻碍作用，成为落后保守的阵地。阿什比在论述当时英国的高等教育时说：“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革命实际上与英格兰古老的大学无关。苏格兰的大学尽管已接受了新的哲学并真正地传授它，但它们也没有成为科学思想创造的中心。”^[43]在社会服务上，当时的大学固守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和职能模式，对英国随新航路的开辟、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对实用知识与人才的需求无动于衷，“当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大学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苏格兰的大学对此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44]。同时，在招生上，中世纪所具有的为穷困学生提供庇护所的福利功能逐渐消失了，富人逐渐取代平民成为大学的主体。在16世纪末平民学生占总注册人数的一半以上，17世纪初比例下降到42％，在1637年—1690年，比例进一步下降到37％，18世纪情况继续恶化，到1810年，平民出身的学生仅有1％^[45]。因此人们对该时期的高等教育渐渐失望，入学人数也逐年下降。例如，牛津大学17世纪20年代每年的学士有230人左右，从1660年到18世纪20年代降至150人，到18世纪50年代后更是降至100人左右。而且很多学生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了学校，如1760年—1780年，剑桥大学约有三分之一学生流失^[46]。

在法国，15世纪以后，由于大学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以经院哲学和神权为支柱，学术上因循守旧、脱离实际，组织上封闭保守，已经不能适应思想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17—18世纪，法国共有22所大学，均成为守旧、闭塞的堡垒，未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及时反应^[47]。作为天主教教会支柱的巴黎大学在各大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以此为例，可见一斑。在教学上，巴黎大学仍然沿袭12世纪以来的旧传统，分为文、法、神、医四科，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思想，教学时使用拉丁文，教学内容陈旧，脱离生活，未能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在科学研究上，像贝尔纳所说的那样：“英国和法国各大学持续了二百多年对新科学的反对”，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崩溃”^[48]。巴黎大学也一直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并对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无动于衷。面对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旧大学愈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多急需的知识与服务。传统大学逐渐丧失了昔日的吸引力，学生数量日益减少。巴黎大学在18世纪下半叶只有5 000学生，其中医科学生只有60人。无论在知识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法国传统大学都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49]于是一批新型研究机构和高等专科学校先后建立，如法兰西文学院（1653年）、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炮兵学校（1720年）、巴黎矿业学校（1783年），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www.daowen.com)

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德国大学承担起教育世俗化与发展科学研究的职责，但当时的大学中，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仍没有被完全排除，甚至又产生了新的烦琐哲学。传统大学是传授与学习知识的场所，作为大学中的教师，他需要对某些学科有一定的研究，但直到18世纪末，传统大学在知识发展方面还主要局限在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上——神学、哲学、法学和医学等古典学科或与大学四科相关的学科才能在大学里得到一定的发展，而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学不再是进步的机构，而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到17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知识界甚至发动了对大学的全面抨击，许多人要求彻底废除大学^[50]。在18世纪末，大多数德国大学被描绘成主要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许多知识分子以蔑视的眼光看待大学，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就以大学为耻辱，认为置身于这样的机构有损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取消大学，以科学院代之。1700年，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各邦共有28所大学，其中许多大学生源不足，难以运转。如海德堡大学1701年—1705年每年平均仅招收约80名学生，其他20所大学不足300名学生。这种状况到18世纪中期以后更加恶化，一些大学甚至被迫关闭，如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等^[51]。

17—18世纪欧洲传统大学生存危机的出现，源于当时传统高等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的步伐，不能进行合理的功能调适以适应新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个人的合理需要，在功能取向、功能行动、功能结果上出现了偏差和失调。在功能取向上，或者成为国家精英的培养工具，要么醉心于自身的传统使命，偏安一隅。在功能行动上，故步自封，没有根据社会对人才和大学知识产出的需求变化进行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的调整，未能及时将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纳入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偏颇的功能取向和行动必然造成功能结果失调：在社会整体功能上，英国高等教育因入学阶层的富人化逐渐限制了合理社会流动的进行，成为社会阶层复制的一种途径；法、德的高等教育因入学人数的锐减几乎成为社会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除了招致各界的批判和遗弃，原本在社会中具有权威地位的传统大学在整体上并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在社会部分功能上，当时社会急需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均未能得到重视和体现，甚至表现为文化、科技方面的反功能。面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挑战，各国传统大学均固守象牙之塔，沉迷于古典文化之中，拒斥新兴学科的进入，“旧有的知识并没有增加，而且是被一再重复，变得越来越泛、越来越滥。人们老想永远在同一块土地上收获庄稼，可是既不耕地又不施肥”^[52]。传统大学发展文化、创造文化功能的缺位，导致科学院在欧洲的迅速建立。在政治功能上，法国的大学甚至与国家背道而驰，例如巴黎大学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站在了英国的一边^[53]。在个体功能上，各国的传统高等教育都局限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能够培养出为时代所需的人才，以至于各国不得不重新设立新的教育机构来满足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要。如英国的私立学园、法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