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功能变迁是高等教育随社会发展不断调适的结果

高等教育功能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的，而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又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需求状态。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形塑了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在随社会发展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实现了功能的调适与变迁。首先，教育是人类的社会现象，人类创造教育是希望它来满足一定的需求，因而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大致规定着教育功能的范围或广度，而个人的教育需求受其所处社会的整体需求影响颇深，一定程度上个人需求是社会需求的个体投射，故此，社会需求是高等教育功能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传统高等教育阶段，统治者举办高等教育主要是为其统治服务，于是政治功能成为该时期的主导功能；而新中国成立初，高等教育作为巩固或振兴民族与国家、加速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虽以政治功能为主，但科技和经济功能也开始彰显。其次，高等教育能否满足或实现这些需求，或者说高等教育功能发挥的范围与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输入与支持。在农业经济社会，科技水平落后，高等教育远离社会生活，不可能发挥出更多的经济功能和科技功能，而在知识经济社会，随着知识的飞速发展，科技创新功能成为高等教育功能的重要一环。在农业社会里，皇权一尊独大，高等教育主要是发挥政治维护功能，而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民主政治建设逐渐成熟，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还要增加监督和批判的成分。农业社会，高等教育与谋生尚未构成十分直接的联系，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传授知识、修身养性上，而知识经济社会，高等教育成为入职的基础，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也成为育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高等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突出某一方面功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高等教育某种功能偏向累积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后，高等教育还不能适时调整价值取向，合理释放多方面功能，其优势就会丧失，功能失调现象就会出现。例如新中国建立之初，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在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对维护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种功能偏向过于持久和强烈，遮蔽了高等教育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以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几近灭顶之灾。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功能变迁中，外因影响较大，其中政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www.daowen.com)

我国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就深受政府的管制与影响。公立一派自不待言。就私学来看，在传统高等教育时期，早期私学如孔孟学派，由于致仕思想的存在，因而在办学思想与实践中也向政府靠拢；后期私学如书院自产生以来就有强烈的官助与皇敕情结，传统学术与知识分子始终无法逃脱皇权的控制，书院的学生大多也走上了科举之路。在现代高等教育初建与分化时期，虽有教会大学存在，但一则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比例不高，二则在短暂的自由之后，很快被“非宗教化”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导向国民政府的管理之下^[38]；而私立大学自产生之初就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整体而言，该时期的高等教育也处于政府的主导之下。至高等教育改造与整合时期，更是通过接管与改造，将一切高等教育收归国有，并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高等教育恢复与发展时期，民办高等教育虽又重新出现，但依然处于中央高等教育管理的宏观序列并受到严格管理。由此可见，在我国高等教育活动中政府管理居于主导地位，高等学校的设置、人事聘任、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学位制度、招生考试、就业分配、科学研究等均处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或控制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取向，而且通过制度、经费、评估等方式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控，直接介入高等教育功能行动，进而影响功能结果的发生。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强调大学向工农开门，于是1953年高等学校招生中规定，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当他们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当年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高校新生占新生总数的27.39％，1958年上升到55.28％，1965年上升到71.2％^[39]。政府的主导政策直接干预了高等教育带来的社会流动。再如进入高等教育恢复和发展期后，我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实行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扩大了专科的招生规模，以满足国家当时对大量专科人才的需求，随着社会对高学历人才需求的提高，90年代后期又转向了本科教育的扩张，21世纪初期以来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这种政府主导下规模扩张的层次更替，操纵了人们就学观念、择业态度以及文凭价值的改变，由此牵动社会选拔的标准、社会流动的范围发生变迁，进而可能对社会结构的维持、社会价值的导引等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