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与整体共生的意义

在自然界中，处于生物链上的任何个体或群体，如果不能够与其他生物建立持续的依存和共生关系，那么，它必将趋于灭亡。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行为或事件也都不会孤立存在，即便是突发性事件也总能发现一些其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如果将以上现象抽象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分离出局部与整体的概念，这对看似对立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动态秩序下某些关联或法则的呈现，它们并不依循于“主客二分”的等级关系，而是有机的共生体，是我们认识自身和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参照。所以，我们对于外部空间中的各种行为和事件的理解，既不能脱离整体去分析局部，也不能忽略局部去强调整体，否则局部的模糊性将会得到加强，整体的稳定性也会面临威胁，人们意识中那些稳定的空间图式也将遭到瓦解。正如黑川纪章在《新共生思想》一书中所说：

“只有把从整体出发的构思和从部分出发的构思，等价值等比重地同时考虑的整体式构思方法，才是最有创造性的。”^[3]

当代先锋建筑思想显然接受了局部与整体的“等价值等比重”关系，它让局部成为了与日常性行为相融合的有机组成，又让整体成为了有机组成的复合影像，包括人们熟悉与不熟悉的、可见与不可见的部分。具体而言，当代先锋建筑中的异质性建构，无论是“思想”“参照”和“形态”，还是“功能”“空间”和“语言”，都是相对局部性的操作，它们通常都对应着孤立的行为、事件和各种分散的场景，呈现出非连续性的状态。而对于异质共生的构想则是相对整体性的策略，是连续的有机概念，它通常指向了空间的开放以及行为与事件的叠加，这在第三章策略三“叠置的层次对接空间中的运动和事件”和策略四“开放空间构拟不可预见的复杂”中都有所提及。

对于强调异质共生的当代先锋建筑而言，更加关注的是空间中的行为和事件，然而，行为的主体对于空间路径的选择通常都具有不确定性，而事件的发生也都充满了随机与偶然性，这势必造成人们对于局部与整体的感受会产生区别。比如，生活在北京城里的人们，每一个个体都会对应着一个北京印象，然而，这些个体化印象都不是完整的北京，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全，看透北京。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够抹杀局部与整体的概念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在当代先锋建筑思想中，局部与整体的和谐共生，在接纳复杂性行为和事件的同时，也在剔除与其相随的对立和矛盾，维持了建筑中稳定的组织关系与自在的秩序性。

相关案例中的共生场景

在当代先锋建筑中，能够完美诠释局部与整体有机关联、和谐共生的案例有很多，譬如由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卢浮宫改造工程、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德国议会大厦改造工程、槙文彦设计的华哥尔艺术中心和彼得·卒姆托设计的科伦巴艺术馆等。但是，无论是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方案，还是诺曼·福斯特的玻璃穹顶方案，在设计之初都曾饱受争议；而华哥尔艺术中心上部各种几何形体的并置，以及科伦巴艺术馆四处残壁与新建墙体的拼合，也是同样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很多时候，人们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改造性、拼贴性或叠置性的局部，而割裂了整体的意象或碎片所串联起的庞杂内容，所幸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坐落于柏林市中心，始建于19世纪末的德国议会大厦，承载着德国历史的鲜活印记，是德国统一的象征，所以，它的改造设计对于整个国家、社会民众和建筑师而言，都显得举足轻重。作为高技派代表性建筑师，诺曼·福斯特通过整体性构想结合局部性操作，让这个历经沧桑的古典建筑再次骄傲地矗立在世人面前。所谓整体性构想，就是要尽可能地保留这个建筑所蕴含的所有历史信息，并使其得到扩散的同时，实现对未来的延续。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中，福斯特虽然重置了整个建筑的支撑系统，却保留了传统的形式、原始的摆设和战争遗留的痕迹；所谓的局部性操作，则是将二战时期遭到毁坏却尚未得到修缮的中央穹顶的加建设计作为焦点，来激活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由透明玻璃、金属框架和遮阳百叶所建构的这一崭新穹顶显得轻盈通透，与该建筑保留下来的厚重形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该穹顶开放的内部空间中，两条体验与观景坡道贴着穹顶的表皮内部螺旋上升，与穹顶顶端垂下来联结议会大厅顶窗的倒锥形玻璃体交相辉映。而站在该开放空间中的人们，也可以透过议会大厅顶部的透明玻璃，随时观察到议会大厅中所发生的行为和事件。显然，开放与通透的不仅仅是穹顶和议会空间，还有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诺曼·福斯特通过他先锋性的探索精神，寻找到了历史与未来对话的窗口，他让局部的穹顶与整体的传统实现了有机的交融，也让备受争议的圆形穹顶成为了柏林城的新地标，开创了共生的新局面（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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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德国议会大厦外观、内部与顶部空间

与德国议会大厦高大的形象相比，位于科隆市中心，由彼得·卒姆托设计的科伦巴艺术馆则显得较为谦逊和质朴。但是，该建筑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特别是局部与整体的共生，在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首先，该建筑位于完整的教会辖地的西南一角，与东、北方向留存的历史建筑形成了跨越性的并置；其次，该建筑的基地原是一处布满出土文物和墙基的发掘遗址，局部残存的墙壁被缝合在新建筑的整体之中，并非只作为纯粹的装饰而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增强了新建筑的厚重感，是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而在贴近建筑内侧的小庭院中，遗留的残壁结合青翠的绿植和单调的铺地，也让富含历史气息和宗教氛围的庭院空间显得静谧而又动人；再次，在该建筑的内部空间中，位于首层800多平方米的遗迹大厅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相对于完整的内部空间是局部性的存在，作为遗迹大厅的有效补充，二层和三层空间则主要被设计为局部通高的遗迹大厅的上空和大小各异的矩形展厅，这些展厅空间呈现为场与场的有序连接，既可以是展出空间，也可以是过厅或交流空间；最后，在该建筑外立面的中间部分，外墙面上布置着错落有致的洞口，既是整体外观的新旧衔接和自然过渡，也将外部的自然光线引入到遗迹大厅之中，生成了散落的斑驳光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跃的光影搅动了原本黯淡的空间氛围。显而易见，该建筑充分展现了卒姆托对于历史遗迹的尊重，对于空间、材料和自然光线的讲究，而所有这些元素的完美融合，又极致地诠释一个新建筑物的有机完整性、局部与整体的和谐共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无限可能性（图4-5）。

图4-5 科隆科伦巴艺术馆内部空间与外观

图4-5 科隆科伦巴艺术馆内部空间与外观（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