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非线性策略一的生成

建筑作为一项人工系统，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人类强势力量的延伸，刻意保持了一种主体的优越性，拒绝与场地或环境建立深度的关联和互动，仅仅借助一些窗洞或机械设施来与外部环境取得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然而，当建筑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与外部环境形成对立的同时，往往也就割裂了自身与外部环境中潜在文化的联系。随着复杂性科学与哲学对建筑学影响的加深，以及大众审美对非线性思维的接受，针对建筑界面的传统操作发生了转变，强加于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念也逐渐被打破，建筑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动接受来自场地或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建筑与场地或外部环境不再是一种勉强的对话，而是在彼此渗透中转变成为一个可以自由绵延的有机系统或和谐共生的新生秩序。

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交互影响的状态，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与建筑实现彼此渗透，而成为对方的一个部分，建筑与场地或外部环境也不例外。在复杂-非线性思维的干预下，当代一些先锋建筑逐渐消解了传统的界面对自身形态建构的限定，在与场地或外部环境实现自然交融的同时，也让地面转化成为了“地景”。这些建筑作为一种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出与场地或外部环境同质化的倾向，并强调自身与地域文化的连续。可以说，抬升的“地景”作为复杂-非线性思维下的一种策略，全面地介入了开放的建筑系统。

在学术界，针对“地景”的定义有很多。东南大学的陈洁萍在其刊发于《新建筑》中的一篇题为“地形学议题——第九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评述”的文章中，归纳和分析了该双年展中针对“地形学议题”的参展作品及相关策略，概括为拟态的地形建筑、簇状物结构的地形建筑、取消图底关系的地形建筑、路径渗透的地形建筑以及艾森曼的编码地形等五大类。其实，不管如何定义，模糊界面（表皮和屋顶）的具体操作，主要还是通过人工与自然地形的水平延展与建筑外部形态的消隐来完成，使其真正成为场地或外部环境的有机部分。FOA将其视为基于具体条件的分析和认知，进行演化而生成的一种逻辑的必然，而不是某些灵感的偶然。

策略一对相关案例的介入

在当代先锋建筑的实践中，对于抬升的“地景”介入建筑的具体操作各不相同，而FOA则主要是基于系统发育理论和“物种”分类法，其中，分类法中的“不连续性”（形状处理）属性极其生动形象。所谓“不连续性”属性主要指向界面的变异状态，包括：平面（planar）——波纹（rippled）——褶皱（pinched）——穿孔（perforated）——分叉（bifurcated），与这些名词对应的简要解释即为：无任何异变为平面，微小形变为波纹，强烈形变为褶皱，局部打断为穿孔，而局部打断并在不同楼层和空间得到连续则为分叉。对于FOA来说，与明确的功能划分相对应的是穿孔的组织，而不同空间之间模糊的界定则源自于分叉的操作（图3-1）。

图3-1 FOA的“物种”分类法

横滨国际客运码头是当代先锋建筑师团体FOA的功力之作，它践行了生物学中的系统发育理论和“物种”分类法，并在几何拓扑学和计算机生成系统的辅助下，完整地诠释了建筑界面的“不连续性”。项目伊始，FOA就设定了两个基本想法来展开研究性设计，其一是构想一种从流线图生成系统的可能，FOA制定的这一流线图主要是循着一种环状交织的结构分布，呈现出一种枝状序列的连续性，它消解了相互联结空间之间的界限；其二是通过将功能空间置于“地景”之下，来规避“门”的抽象语义，这与悉尼歌剧院、CCTV大厦等诸多追求地标效应的建筑初衷背道而驰（图3-2）。就其具体操作而言，FOA主要通过解构场地和环境的介入、流线图的介入、结构的介入、材料的介入，以及拓扑学原理的介入来实现。为了达到在流线图之外创造和组织空间的目的，FOA打破了惯常的框架结构形式，结合各种材料的性能，而发展出了一套完整且富有逻辑的、来自表皮自身的支撑体系。这一系统在实现建筑与场地或外部环境融合的同时，也瓦解地面、墙面和屋顶的传统关系。另外，在该建筑中，斜坡系统结合几何拓扑学的应用，消解了“层”的概念，并突显了空间组织的流动性和连贯性。概括而言，在整个项目的设计中，FOA排除了预设状态，让各种构成要素和谐有序地介入，实现了设计对场地和环境的积极应答，当人们的视线在略过抬升的“地景”之际，也被引向了大海和天空（图3-3）。

图3-2 横滨国际客运中心平面图(www.daowen.com)

图3-3 横滨国际客运中心外观与内部空间

近些年来，在抽象的语言操作和图解设计方法之外，艾森曼又开始研究建筑与城市环境中的自发组织能力。在他看来，形式系统对场地或外部复杂环境的几何简化是失真的操作，它遗失了对场地或外部环境中遗传信息的挖掘、拾取和延续。所以，他期望用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方法来回馈环境和生成建筑，在建筑形态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一种新式的、可被知觉与体验的关系，以此拓宽建成环境的意义和具体指向。

图3-4 前往圣地亚哥的多条朝圣线路图

图3-5 场地中的拓扑地形与扭曲的几何系

由彼得·艾森曼设计的加利西亚文化城项目，是抬升的“地景”介入建筑的典型案例。艾森曼的设计初衷主要是基于三组场地信息的叠加：其一是具有明确图底关系的圣地亚哥古城及其自然起伏的街道景观；其二是自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多条朝圣线路及其附属文化（图3-4）；其三是场地中拓扑地形与扭曲的几何系（图3-5）。借助人工考古的手段，艾森曼从以上信息中掘取出了创作灵感，在构想之初便震惊世人。整个建筑因拓扑的地形而变，形成了犹如坡地一般的自由起伏，并在水平方向尽情地绵延，完成了与自然景观的相互穿插和融合。与此同时，艾森曼又借助独特的空间网格体系，实现了斜向叠加、横向拉伸、纵向错位，以及动态形变，以此来追求一种潜藏于自然景观中的浮动变化，寄予一种“不确定的情感”和“抽象的关系”。可以说，所有这些应对性策略或介入性操作，都是循着事物发展的轨迹所生成的空间变化，是事物发展潜在可能性的延伸（图3-6）。

图3-6 加利西亚文化城外观与内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