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的“涌现”

早在20世纪初期，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就曾提出，阐明复杂性的概念和复杂化的倾向应当是20世纪科学的主要任务。后来，物理学家塞斯·劳埃德也曾做过统计，对于复杂性的认识，仅在科学领域就多达45种，而且这个数量还会随着新的认识不断“涌现”而持续上升（图1-15）。其中包括了初期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以及后期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和分形理论等，这些学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自然科学界的深刻变革，也全面地影响着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越性转变。总体而言，对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在主流层面主要包括普里戈金的布鲁塞尔学派和圣塔菲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titute，SFI）的理论；而对于复杂性哲学的研究，则以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吉尔·德勒兹的学说最具代表性。

1979年，普里戈金与斯汤热在其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一书中公开质疑统治西方科学的机械论，在该书的导论中这样写道，

“经典科学中所强调的是一些与时间无关的定律。我们将看到，一旦测量出某个系统的特殊状态，就会提出一些可逆的经典科学定律来，以决定该系统的未来，恰如这些定律已经确定出该系统的过去一样。……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描述自然，事实上是被贬低了，这又使我们受到了打击，因为正是由于科学的成功，自然被证明只是一部自动机，一个机器人。”^[9]

图1-15 复杂性科学的主要发展历程^[10]

与此同时，该书又指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并明确地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而在这一与传统经典科学对立的存在中，不可逆性和随机性逐渐取代了可逆性和决定论。

与布鲁塞尔学派有所区别，在1984年，创建于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主要是基于“存在西方以外的科学体系”的认识，所采取得跨学科研究方式，针对复杂性系统科学和复杂适应系统展开研究。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看来，事物的有效复杂性受到规律性的影响并不大，大部分的影响来自于“冻结的偶然事件”，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重心应该从对客体或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的关注转向主体或内在的复杂性。他在《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一书中，就复杂性科学中正在出现的综合趋势提出看法，并将量子力学为主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与进步思想为主的生物学研究进行结合，来揭示复杂的现实世界。

概括而言，复杂性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复杂性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超越经典科学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思维，来揭示和解释复杂适应系统的运行规律。而其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则带给科学研究前所未有的变革动力，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人们对于复杂性的认知尚处于初始阶段，所以没有权威或者机构能够对其做出严格而又科学的学术定义。或许正如苗东升在《论复杂性》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复杂性科学作为最复杂的概念之一，或许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定义，而只接受单一的复杂性，也会否定复杂性本身。

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学说

显然，复杂性科学对于复杂性的认识和定义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所以很多哲学家或思想家也会将目光投向人文科学领域，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合理的途径或有效的补充。其中，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是当代思想领域最先将“复杂性”作为课题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早期主要从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受到先期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和启示，转向对传统机械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对现实“复杂性”的探索。1973年发行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在该书中，莫兰正式提出了“复杂性方法”。在莫兰看来，现实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存在状态远远超出了任何理性体系所能解释的范畴，“复杂性方法”的提出并不是试图去解释一切现实，而是明确现实是一种复杂性的存在，由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主导的传统思维粗暴地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复杂性联系，掩盖了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相，正视复杂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除了《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之外，莫兰还先后出版了《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复杂性思想导论》和《人本政治导言》等一系列的著作。通览这些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莫兰始终都没对复杂性做出明确的定义，而只是通过不同的度来对其进行界定。这是因为在莫兰看来，

“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预先的定义了解什么是复杂性。我们需要遵循如此之多的途径去探求它，以致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存在着多样的复杂性而不是只有一个复杂性。”^[11]

另外，莫兰的复杂性学说也包含着强烈的辩证逻辑，对于复杂性事物的认识，莫兰提出了一个“两重性逻辑”原则，这是一种二元统一的观念，譬如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等，其核心思想打破了有关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相互对立、排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有序与无序是可以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系统化产物，并表现出强烈的动态性特征。

吉尔·德勒兹的“生成学说”

吉尔·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没有像莫兰的学说那样围绕着复杂性展开论述，而是通过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成果进行深层对话，来揭示事物中的“多样化”与“差异性”的复杂现象。这些复杂现象是超越同一的，因为在德勒兹看来，现实中的事物从未处于同一性的状态之中，只有在差异和欲望所覆盖的多样性中才存在复杂。显而易见，德勒兹的哲学同德里达一样，充斥着对一切中心性和总体化的攻击，暗含着一种颠覆和创造性的力量。

从本质上讲，德勒兹的哲学是关于复杂生成的本体论，他认为现实世界充满着差异与重复、对立与统一、复杂与简单、折叠与展开，以及分化与生成，一切都是“褶子”。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块茎”概念最能直观反映这种复杂性的“生成学说”，“块茎”不具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是一个异质的、无序的和多样化的网络生长系统，而生命恰恰就是源于异质的流动、生成的冲动和区别于他者的倾向。德勒兹提出的“褶子”“块茎”等概念与当下的数字技术非常契合，对当代先锋建筑形态的复杂性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图1-16）。

图1-16 阿布扎比淡水广场的非线性形态

日常之中的复杂图景

20世纪后半叶，在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不断“涌现”的同时，发展异常迅捷并日渐成熟的信息技术革命也在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革，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消费化的社会特质犹如“病毒”一般几乎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知识爆炸和信息泛滥成为了新常态。可以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人们认知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复杂性科学与信息技术对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一种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文化也逐渐形成，并引发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反权威、反精英和反主流的运动，它的进步性和超越性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然而，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在实现超越的同时，也陷入了持续的变动之中，不确定性和危机感随之而来，它直接导致了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方式的不断更迭，以及当代社会多元化图景的形成。

随着人们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传统文化也渐渐脱离了平稳的轨道体系，进入到加速的、不断增长的、混乱混沌的和多向度的模式之中，呈现为多样性的、矛盾的、分裂的和无极限的状态，最终不得不面对被边缘化、消解，甚至于替代的局面。而与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遭遇一样，人们的审美趋向也受到信息技术颠覆性的影响，信息技术的介入改变了以往空间审美对真实空间的依赖，丰富了空间审美的方式，将对现实空间的体验转变为对虚拟空间的体验，从而可以使空间的审美活动不受时间、地点、背景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另外，信息技术也使得审美趋向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无休止的延伸，表现出超常规尺度的跨越性和不同寻常的穿越体验。

人类社会当前所经历的一切变革都在验证着霍金提出的“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的看法，作为对信息社会中诸多复杂与多元化局面的应对，复杂性逐渐浸入到日常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中。人们承认了这些复杂性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对于这些复杂性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观察、体验、感知和研究的过程中，而非真正意义上系统且完整的阶段。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现象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前文中，也提到了后现代主义极力赞美的复杂性，它的批判性为人们了解文化和美学中的异质性图景打开了一扇窗户，但它对于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还是过于浅显。而在当下，随着后现代文化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为揭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现象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机制。

众所周知，无论怎样的艺术形态，它在本质上都存在与其对应的主导概念，即便是在初始阶段，它被某些随机或偶然性因素所遮掩。具体到建筑领域，如果说大工业革命引发了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性之美，批判性哲学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建筑的异质之美，那么，复杂性思想与信息技术又将带给当代建筑怎样的美学转变呢？建筑学延续不到2050年？

2000年，库哈斯在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授奖仪式上就曾明确地指出，人类如果不能够脱离对真实的依赖，不能够将自身从“永恒”中挣脱出来，将建筑作为思考的媒介或手段，去介入和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建筑学或许延续不到2050年。这样一番令人咋舌的言论，不免让我们疑问：这究竟是一种预见还是危言耸听呢？再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让库哈斯在这样场合讲出这番话语？显而易见，库哈斯早已深刻地意识到了信息技术与复杂性思想所即将引发的社会巨变，以及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和复杂性思想的扩散，当代建筑所要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复杂”与“不确定”局面。

其实，库哈斯之所以成为了当代西方建筑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建筑师，既源于他强烈的变革精神和叛逆个性，也在于他在建筑哲学思想方面的积极探索，以及他对建筑本质的全面思考。库哈斯对于现实的复杂有着清醒、深刻和独到的认识，他总是能够跳出传统思维的限定，重新审视建筑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他早在1978年出版的《疯狂的纽约》一书中，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针对当代大都市密集性文化现实进行了超现实主义批评，并且几乎将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新事物都纳入到了建筑学的反思之中。

库哈斯将建筑本身作为一种突破既定理论框架的思考，涵盖了社会、城市、文化、历史、科学和虚拟世界等可接触到的所有方面，而正是这些反思构成了库哈斯与众不同的理论基础，使其抛弃了经典的建筑美学，抛开先前的假设，以行为和事件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角度发展出一整套建筑空间关系的新框架。他的设计代表着一个脱离了历史包袱，拥有着一种独特的激进气质，并迈入了一个纯粹的、陌生的自由运动的空间领域，诠释着一种属于未来的极端现象（图1-17）。

同库哈斯一样，查尔斯·詹克斯也较早地注意到了当代建筑中的复杂趋向，并指出复杂性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是诠释当代建筑复杂性的最佳依据。的确，当代建筑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趋向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筑思想和风格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其形态的可塑性呈现出无限可能，其意义和能指也开始变得像迷一样，趋于含混和不确定。而具有历史使命和创新精神的建筑师们，只有将信息化社会的复杂性作为设计的基本策略，才能反映当代人们的复杂审美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应对当下人们的审美异化带给建筑审美的新挑战。

图1-17 库哈斯设计的利布吉海运站方案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雷姆·库哈斯、让·努维尔、扎哈·哈迪德、伊东丰雄、蓝天组、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汤姆·梅恩、格雷格·林恩、UN Studio、MVRDV、FOA和NOX等当代先锋建筑师或团体，借助非传统的思想、形态、空间和结构的独特表达，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比如让·努维尔透过敏锐独到的视角、哲学思辨的语境以及暧昧包容的思维，来寻求建筑的物质功能与精神需求之间的平衡，实现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扎哈·哈迪德借助复杂性与超理性思想作为建筑创作的基本策略，不断革新着建筑的形式、空间和技术观念。弗兰克·盖里则将大众文化形式运用到创作之中，来突显信息化社会内在的合理性因素，借鉴精英文化的先锋式创作理念来突破传统范式，展现建筑的个性与独特魅力。伊东丰雄为了实现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提出要在保持建筑规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异化的想法。然而，随着个性化表达的此起彼伏，先锋文化和建筑也不再曲高和寡，逐演变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人们热衷于消费的对象。这种局面的形成恰恰是基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支持、异质性的建构，以及复杂-非线性思维实现异质共生的策略的共同作用（图1-18）。

图1-18 UN Studio设计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外观与内部空间(www.daowen.com)

图1-18 UN Studio设计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外观与内部空间（续）

当代建筑中的复杂性趋向

在复杂性科学中，与建筑学发生紧密关联的当属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它以非线性系统为研究对象，是一种综合了量化分析与质性思考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在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兹（Edward N.Lorenz）最先提出混沌理论时，就曾明确指出非线性系统的复杂呈现为多样与多尺度的特性（图1-19）。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观念转变是对传统思维和观念的打破，是对僵化的、机械的宇宙论的颠覆，它将人们的目光牵引到了全新、全面而又深刻的有机主义新视野之中。混沌学家并不排斥有序与无序之间的混沌状态，相反，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建筑的秩序感是野蛮的、僵化的和无趣味性的，建筑师们固守这样的秩序感，并遵从人为万物的尺度是不可理喻的。曼德勃罗认为，那些令人感到满意的艺术并没有特定的尺度，因为它本身包含了一切尺度的要素。显然，混沌学家的问难让固守传统空间观念的建筑师感到窘迫，而传统建筑所坚守的风格、流派和主义等观念，也在数字信息化与混沌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被消解于无形。

在当代先锋建筑师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非笛卡尔体系的复杂形态，它们的设计概念和方法与以往的建筑极为不同，是数字化革命最直接的反应。数字与虚拟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它也已经从最初的辅助设计角色，逐渐转变成为设计本身。数字技术不仅拓展和延伸了建筑师们的设计思维，还为建筑师们探索更加新异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作为近些年来，数字化建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的格雷格·林恩的创作思想深受德勒兹生成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数字化的状态模拟，以及寻求建筑中的复杂性等方面。

图1-19 混沌理论中的非线性系统

与当代先锋建筑的形态表达不同，当代先锋建筑中的复杂性趋向主要体现在系统的开放性、内在的不确定性和生态的有机共生等三个层面。系统的开放性深得蓝天组的青睐，蓝天组的建筑思想是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思考。在蓝天组看来，

“建筑师的设计能够和作家们的创作一样，充分构拟、揭示和表现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2]

系统的开放意味着一种不受约束的空间，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内在的不确定性在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的建筑中，被诠释得最为精到。虽然深受库哈斯和伊东丰雄的影响，但是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思想的成熟则主要源于自身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领悟，并通过在建筑中广泛使用的透明或半透明物质，以及其他一些尽可能轻巧的材料来构筑空间，生成交错的意念和模糊的界线。妹岛和世曾说过：

“我们目前使用的建筑设计方法首先是让建筑物的内容，即建筑物内部人们的活动，来创造建筑形式，这种想法极其现代。”^[13]

而生态的有机共生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先锋建筑师所接纳，譬如格伦·马库特、杨经文等，他们的建筑实践注重全球化视野与地域性操作的结合，突出生态与可持续性等特征。

显然，在当代多元化的语境下，基于数字信息技术、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以及共生思想的共同影响，当代先锋建筑的创作正在呈现为一种更具辐射性、媒介性和适应性的时代特征，而这也贴近了建筑史学家N·佩夫斯纳的理解，

“建筑并不是材料和功能的产物，而是变革时代的变革精神的产物。”^[14]

当代建筑师及其先锋创作中的前瞻性探索，既是建筑应对全球化、信息化、资本化、大众社会和时空压缩等全新课题所作出的积极尝试，也是全面突破现代理性的限制，开始挖掘建筑的真实性和潜在性，关注人们的内心感受和知觉体验的诗意传达。在这个阶段中，不管是建筑还是城市，都可以被视为“盖娅假设”的复杂有机系统，我们不可以对其完整性进行粗暴地割裂，也不能脱离其存在的背景加以解释，因为，它在建构异质性的同时，更加崇尚共生的秩序（图1-20）。

图1-20 当代先锋建筑与信息技术、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以及共生思想的关系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1.

[2]马永建.现代主义艺术20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94.

[3]原文：The complete building is the final aim of the visual arts.Their noblest function was once the decoration of buildings.

[4]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李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5.

[5]尼古拉斯·佩斯斯纳，J.M.理查兹，丹尼斯·夏普.反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邓敬，王俊，杨娇，崔珩，邓鸿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62.

[6]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

[8]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6.

[9]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

[10]刘劲扬.哲学视野中的复杂性.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0.

[11]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9.

[12]《大师》编辑部.蓝天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24.

[13]KristinFeireiss，ed.，The Zollverei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Design，Essen，Germany，Munich：Prestel，2006.

[14]刘松茯，丁格菲.让·努维尔.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