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招生考试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对于当今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大学与中学之间的桥梁，高校招生考试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等学校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方面之一，因此高考改革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126]。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纲要》中还具体列明了针对不同类型考生可采取的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等多种录取方式，以及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教育评价改革思路，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方向和目标。

教会大学在当今中国大陆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招生考试却对中国近现代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校考试制度的转型，以及中外考试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环节，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鲜明折射出教育发展的基本关系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并且能够反复起作用的。当前高校招生考试虽然与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但两者同属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入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测量方式，在两者的教育评价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明显的是，当前高考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如统一招考与自主招考、分数唯一与综合评价、考试入学与多元录取、公平效率与创新培养、大学自主与政府管理等矛盾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都有涉及。因此，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凸显出的诸多特点和规律仍然能够为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有所变，有所不变，坚持对的，吸收好的，改变低效的，摒弃不适的。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似乎比较容易做到，其实不然。许多人认为，改革就是要全面改革，深化改革，从内容到形式，从外到里，改到最后，往往就会忘记改革的初衷，为改革而改革。既是改革，做到有所变化很容易，因为变化是永恒的，只要改革，就有变化；难的是不变，更难的是哪些不变。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历经70年的整体变迁，从招生标准到招考院系、招考范围、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录取标准都有诸多变化，但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招考原则不动摇：一是注重人才选拔效率，坚持宁缺毋滥的招考原则；二是坚持对考生进行多维综合评价；三是坚持招生考试活动是服务于个体的发展这一基本立场。当前，中国的高考在资源竞争、利益博弈和公平诉求中被迫承载着日益附加和异化的功能，其改革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且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作为教育活动，其影响又具有延迟性，一项改革的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见分晓，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又不可避免地因此招致更多的质疑。至少在当前，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就面临着在追求效率与保障公平之间摇摆不定的困境。

事实上，招考制度本身无优劣之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统一考试最适合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大规模人才选拔。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本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值得深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已经表明，虽然其招考制度源于甚至照搬欧美大学招考模式，与SAT考试同出一辙的智力测验也曾广泛实施，但在中国文化、教育土壤中，它却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美国大学以SAT和ACT考试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招考制度。这是因为“一国一民族之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可以卓立于世界，亘千百世而未之能变”^[127]，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无形的。因此，中国的高考改革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再吸取他人所长而融会贯通；必须要明确招生考试的真正目的，要在实现优秀生源的选拔目的之外，再关注其他衍生功能。

第二，在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条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实施招考分权。教会大学70年的招考历程虽然基本上都是自主招考，但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整体发展却遵循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基本规律，从科举时代的“统”走向晚清民国的“分”，再到建国后的“统”，直至近年来再次出现“分”权趋势。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选才制度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高度僵化，在考试形式、科目和内容上严重滞后于国家、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虽有借助军事势力的支持，却也隐然适应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特点，而静止是相对的，中国大一统的科举考试在僵化已久的情形下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分权。分权主要指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人才选择上的权利分配，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由于教会组织的介入，又成为这种分权现象中的特例。分权产生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点：一是原有统一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严重弊端且无有效的改善措施；二是政府介入管理的程度有意或被迫降低；三是大学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承担分权后人才选拔的责任和义务。

2001年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所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揭开了中国自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后的再次分权改革。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文《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着试点院校数量的增加，“华约”、“北约”和“卓越”等自主招考联盟的成立，自主招生被公众称为“掐尖大战”，赞同、质疑和反对声彼此混杂。如果仍以前述3个必要条件来分析当今分权现象的产生，会发现当前人才选拔分权现象的出现主要是顺应了政府主观推动的影响，高校自身和社会民众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高校自主招生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不是客观必然的“分”，高校自主意识不够，许多学校出于各种考虑，主要是省事省力的原因，“不愿回到单独招考的老路上去”^[128]。自主招生实践运作中出现的高成本、同质化以及权力寻租等有损效率和公平的现象，也表明招生考试的分权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及稳妥的推行计划。还有一些高校借助被赋予的自主权，盲目扩大招生名额，其最终目的不是更好地发展教育，而是赚取更多的学费。更何况，当前的高考还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平等诸多附加功能，在高校自律性不强、公信力弱，社会民主、法治环境又不足以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公立高校的招生考试改革因涉及学生、家长、高校和政府等各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更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尤需慎行。

第三，推进自主招生改革，既要扩大高校招生选拔的自主性与多元化，也须加强其自律性。当前高校试行的自主招生中出现的同质化现象和所受到的诸多质疑，反映出高校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还有所欠缺。自主性是指高校招生时能秉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对自身有明确的定位，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有清晰的认识，对所要选拔的人才标准也有理性的思考；自律性则是指高校在招生选拔过程中能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招生规则，自觉维护高校招生的公正度、公平性、公开化和公信力^[129]。大学发挥自主性的关键在于大学的管理者，有执着的办学理念，有坚定的意志、独立的人格，甚至有为教育甘愿牺牲的勇气和魄力。中国近代大学管理者们不仅中西会通，深谙中外教育思想和理论，而且有着特立独行的教育风格，他们坚定地秉持各自大学的办学理念，无意随波逐流，对大学自身的办学有明确的定位、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教会大学管理者注重基督精神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并依照各自的办学特色设计各有侧重的招考标准。教会大学在审核学生报名材料、组织入学考试、评阅试卷以及录取学生的各个环节中，虽然都是由各校自行组织，但都表现出良好的自律性，从而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

高校自主招生是当前高考改革中正在进行的重要内容，即将进一步实行的多元录取改革中，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等多样化的录取方式将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也将融入更多主观性的指标。除了在法律上规范招考程序、加强对招考过程的监督外，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也亟待加强^[130]。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背景之下，参与自主招生的高校应遵循大学的办学理念，作出准确的办学定位，并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制定招考标准，选拔出真正适合学校要求的优秀生源。

第四，应注重高校招生选拔的效率，有效衔接人才选拔与培养各环节，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其任务是选拔出可塑之才，使之进入高校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教育，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效率是大学选拔人才的基本要求，但注重效率不等于放弃公平，在高校招生选拔过程中，严格规范并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即是一定意义上兼顾公平的体现。教会大学非常注重招生考试的两大功能，一是评价学生当前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体力、品行和学识等方面，作为学校甄选人才的依据；二是为学生入校后的因材施教提供参考，从而将招生考试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有个别科目成绩低于学校规定的及格分数，则入学之后要及时补修该科目，学生的选课也要受到相应的限制；转学生如果智力测验成绩不佳或在前校已获学分的课程考试成绩不佳，则会被降级编班，重修一些重要的课程。这也充分说明，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诸环节中的一环，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教育活动。然而，现实中的高考选拔功能既被扩大，又被异化，对高考误解的明显例子就是将高考选拔的人才等同于创新人才。高考本质上是人才培养中的过程性选拔考试，却被当成了终结性的选拔考试，招生考试选拔之后的高校人才培养环节在无形中被忽视。因此，必须明确，招生考试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把高考从过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回归其基本的功能，尤其是要通过大学对入校后新生的教学管理改革实现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

国家实行自主招生改革，提倡综合素质评价，推进多元录取方式，都是为了实现高校选拔优秀生源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这表明，提高人才选拔效率实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首要目的，也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要前提。为高考减负，将重心转移，回归入学考试的基本功能，关注高校人才培养的其他环节，别让形式绑架了目的，才是当前高校改革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回顾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神秘的宗教色彩，但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其在新式教育方面的成绩是斐然的，有目共睹的。作为外国教会或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国所办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它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局限，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131]。孙中山、孔祥熙、胡适、张伯苓等近代知名人士都曾对教会大学出色的人才培养成果赞许有加。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招生考试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开端，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教会大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诸多因素影响着其招生考试的变革。从教育的角度而言，高等教育的发展变革必然带来招生考试的变革，扩大教育规模自然伴生招生名额的增加；院系扩展要求按照专业特点制定招考标准；社会文化变迁更是毫无疑问影响到招生考试的内容；而客观的物质条件又会制约招生考试的方式。从教育社会学角度分析，教会大学在招生考试活动中要平衡多项关系，如宗教教义与世俗科学之间的关系、教会与政府间的关系、大学招生与中学教学之间，以及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关系等等。教会大学所有的招生考试改革都紧密围绕着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核心，自始至终坚持选拔身心各方面综合发展的全优学生，虽然会以特别生或旁听生的方式招收个别具有学科特长的学生，但仅是对考生的学术水平采取灵活的考核标准，并不意味着对考生品行及体格等方面要求的降低。在正确的坚持与科学的取舍基础上，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实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培养出了大量精英人才，也留下了大学自主招考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更全面、理性地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大学的招生考试和人才培养模式，以扬优抑劣，服务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注释】

[1]（Cheeloo University）President's Annual Report，1940－1941，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3－Folder3983。

[2]《华西四大学港沪招考竣事》，《申报》1940年7月4日。

[3]徐宗泽：《关于教育权》，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67页。

[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5]杨永清：《东吴大学年度报告（1931—1932学年）》，王国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6]《学务杂志》，第六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

[7]《裨文女子中学简史》，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

[8]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9]德本康、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10]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12]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5～406页。

[13]《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6期。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15]蔡元培：《今后的教育方针》，《中央日报》1931年6月3日。

[16]《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7]《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1937年9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

[18]《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1937年9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9]《教育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19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20]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1932年11月25日）》，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7年，第153页。

[21]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22]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52～54页。

[23]《圣约翰大学堂25周年纪念》，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39－Folder3940。此处“元”当指银圆。

[24]（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Deans for 1930，Nov．8，193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25]王炳照主编，吴霓、胡艳编写：《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49页。

[26]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节录）》，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27]Earl Herbert Cressy，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28，p．234．

[2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　丙编　教育概况　上）》，开明书店，1934年，第96页。

[2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　丙编　教育概况　上）》，开明书店，1934年，第113页。

[30]《教育部三十五年度第六次工作讨论会记录（1946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

[31]李子迟：《晚清民国大学之旅》，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2]魏永清：《我们的消耗》，王炳照主编，吴霓、胡艳编写：《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4～475页。

[33]王炳照主编，吴霓、胡艳编写：《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5页。

[34]李素：《燕大学生生活》，《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第205页。

[35]孙乐文：《1901年度报告（东吴学院）》，王国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36]《圣约翰书院章程》，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2页。

[37]《简又文记岭南大学之组织时期（上）》，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5页。

[38]萧淑熙、叶道纯、滕茂椿：《燕大学生奖励制度和自助工作》，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39]《奖贷金一览》，《金陵大学校刊》1934年1月8日。

[40]阎玉田：《踞柝津之阳——天津工商大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41]王百强：《燕京大学历史概述》，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42]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第124页。

[43]傅维利、刘民：《文化变迁与教育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44]纽曼：《大学的理念》，高师宁，等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45]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46]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真理统一性（the Unity of Truth），简言之，所有知识都是统一的，知识最终服务于上帝，知识具有道德价值。

[47]The Yale Report of 1828（1828年耶鲁报告），耶鲁大学，1828年。

[48]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9页。

[49]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等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50]赵一凡：《派瑞·米勒与美国文化根》，《读书》1987年第5期，第132页。

[51]赵一凡：《派瑞·米勒与美国文化根》，《读书》1987年第5期，第133页。

[52]《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1925年9月）》，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53]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163页。

[54]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5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56]张亚群、虞宁宁：《会通中西　教泽群贤——陈垣高等教育思想特色辨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51页。

[57]赉玛丽：《圣约翰大学》，王东波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58]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59]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60]《韦卓民为呈请续办教育学院致教育部的函（1941年3月27日）》，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华中大学档案，No．559。(www.daowen.com)

[61]《韦卓民为呈请续办教育学院致教育部的函（1941年3月27日）》，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华中大学档案，No．559。

[62]阎玉田：《踞柝津之阳——天津工商大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63]阎玉田：《踞柝津之阳——天津工商大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64]费孝通：《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65]梅贻琦：《就职演说（1931年）》，梅贻琦著，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66]王绍桢、张振玉、公孙嬿，等：《杰出校友群像》，《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第394页。

[67]《私立齐鲁大学教务会议及训教联席会议记录（1941～1947）》，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98。

[68]罗光：《辅大五十年》，《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第27页。

[69]朱有光：《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2～444页。

[70]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89。

[71]福建省档案馆馆藏：福建协和大学档案，档案号5－1－231。

[72]《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详述复校情形》，《申报》1946年7月15日。

[73]《约大决定下期续办》，《申报》1948年6月13日。

[74]《代理校长的报告（东吴大学1943—1944学年）》，王国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75]《厦门大学行将在沪招考》，《申报》1923年4月15日。

[76]《环球学生会代办各大学招考》，《申报》1931年7月17日。

[77]《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招生简章》，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5。

[78]齐鲁大学认可的学校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定向齐鲁大学申请，获得齐鲁大学认可的学校。规则主要包括：申请学校必须先提交正式申请书给齐鲁大学入学委员会以备齐鲁大学派员审查该校是否合格；被认可的学校每年必须将该校教员及一切设备情形详细报告齐鲁大学，同时报告高三年级期终考试情况及各班成绩，齐鲁大学每年要派人到校检查一次；认可期限自齐鲁大学批准日起一年为限，如果根据被认可学校的报告和齐鲁大学的调查，该学校能维持原来的水平或者发展前景更好，齐鲁大学会保留该校的推荐保送权；如果被认可的学校中有教员不合格者或不称职贻误青年的，被认可学校当局应负责任并将该教员的智力、经验、薪金等问题详细报告给齐鲁大学。

[79]初中一学期内一门课，每周一节，满45分钟为1个单位，高中课程每节满50分钟为1个单位，实验两小时合计为一节，为1个单位。

[80]《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招生简章》，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5。

[81]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82]Hangchow College Annual Report 191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0－Folder3014。

[83]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Enrollment by Years，Oct．15th 193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4－Folder3994。

[84]《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二十三年度（1934年）上学期新生一览表》，福建省档案馆馆藏：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档案，档案号39－1－15。

[85]《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二十九年度（1940年）上学期新生一览表》，福建省档案馆馆藏：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档案，档案号39－1－29。

[86]《华西协合大学1946年春季学生籍贯统计》，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Ⅱ－Box42－Folder1077。

[87]（Yenching University）Students Statistics by Provinces（Graduates and Undergraduates）1927，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309－Folder4762。

[88]（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28－1929，Oct．，192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89]Cheeloo University Students by Missions，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3－Folder3983。

[90]New and Old Students（of Huachung University）for Fall Term 1938－193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

[91]（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President's Report Oct．10th，191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92]（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28－1929，Oct．，192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93]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232页。

[94]Annual Report of the Dean of Faculties 1938－1939（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0。

[95]部分数据来源：New and Old Students（of Hua Chung University）for Fall Term 1938－1939，Hua Chung University，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

[96]Report of the President（Ginling College），1948．11，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Ⅱ－Box45－Folder1166。

[97]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98]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节录）》，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99]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100]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101]（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Syllabus of Entrance Examination，1916－1917，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9－Folder2397。

[102]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1。

[103]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015。

[104]《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阐释》，范文先生网，http：／／www．fwsir．com／wenshi／HTML／wenshi＿20081217203248＿181951．html，2012－3－22。

[105]《圣约翰大学之锐意革新》，《申报》1923年9月17日。

[106]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015。原文无标点。

[107]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108]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83。

[109]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144页。

[110]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11]阿·叔本华：《叔本华思想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11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10页。

[113]朱有光：《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42～444页。

[114]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115]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第83页。

[116]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第81页。

[117]（Ginling College）Annual Report（1918），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54－Folder2961。

[118]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119]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9～270页。

[120]《复旦大学承认昌世中学》，《申报》1926年5月7日。

[121]张亚群：《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122]张亚群：《从考“官”到考“学”——废科举后考试文化的变革与传承》，《书屋》2005年第1期，第18页。

[123]《中学校课程准则》，国家图书馆馆藏：《燕京大学章程（1920～1922）》，第19～21页。

[124]《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招生简章（1929年）》，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015。

[125]（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Deans for 193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126]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第36页。

[127]陈立夫：《金陵大学55周年纪念训词》，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128]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第83页。

[129]虞宁宁：《高校招生“多元录取”的中外实践与启示》，《湖北招生考试》2011年第8期，第47页。

[130]虞宁宁：《高校招生“多元录取”的中外实践与启示》，《湖北招生考试》2011年第8期，第47页。

[131]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