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创建早，而且是欧美大学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在中国全力学习欧美的近代，教会大学作为现实版本的欧美大学，其教学管理包括招生考试制度，这不仅是教会大学人才选拔质量的重要保障，也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考试制度转型起到了借鉴和示范作用。

（一）为教会大学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以培育精英人才为办学目标，构建灵活、有效的自主招生选拔制度，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为其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招生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是大学教学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入学考试是实现招生目的的主要方式。招生为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选拔出优良的“苗子”，创立好的开端，没有招生，大学教学管理活动就失去了主要对象；没有入学考试，大学缺乏客观的量化指标考核学生的学术水平，也难以因材施教地开展教学活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了德、智、体、群、能全面发展的人才标准，并在招生考试中通过多维评价指标全面考核考生，保证了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质量，奠定了人才培养的良好基础。

1．树立了大学严格招生的良好风范

教会大学坚持重质优于重量、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树立了大学严格招生的良好风范，保证了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招生考试的目的是遴选人才，其本质是优胜劣汰。教会大学在经费和人力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将办学定位于精英高等教育。为了实现培养具有基督教品性的领袖人才的目标，教会大学坚持效率优先，通过完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选拔出品性优良、学习能力强、身体健康、有深造潜质的学生进入大学，淘汰不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保证大学教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进而促进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会大学始终坚持入学的高标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招生比较困难的早期坚持入学的高标准，还曾受到支持办学的某一教会的不理解，“支持我们的一个教会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该教会认为不可能在其教会所属的中学开设理科课程，而且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该教会希望我们增设预科，教授英文和理科课程，以使其教会中学的学生达到我们的入学标准”^[117]。

入学考试是逐渐被引入教会大学招生活动中的。早期的教会大学比较盛行推荐免试入学制度，但各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的教学水平高低不同，致使教会大学招收的学生层次不一，造成教学上的突出问题。1924—1925学年，燕京大学的年度报告就提到，由于转学生来自不同的大学，因各校教学差异，学业评价标准不一，大部分学生达不到燕京大学同年级学生的水平，使教学工作出现许多问题，学校只得为这些学生专设补习班。这不仅使学校的教务额外增加，还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燕京大学由此决定对转学生也要进行入学考试，以本校的学术标准衡量考生是否能够达到在本校插班就读的水平。入学考试成为提高大学招生质量的有效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只是学校评价学生学识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不是学校录取新生的唯一指标。

另外，教会大学学生的成才率和毕业生深造率也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仅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例，从1915年建校到1947年的33年间，学校共有本科毕业生732人，除去世29人外，剩余的703人中，有191人再深造，占27．2%^[118]。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国妇女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在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届校友徐亦蓁，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和济贫救困慈善事业，1946年出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1925届校友刘恩兰，毕业后出国深造，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学家、女海洋学家，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1932届校友刘家琦，是著名眼科专家，年近八旬时创建国内第一家小儿眼科诊所；1932届校友胡秀英，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19]。在中国近代的男权社会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能够冲破传统文化的樊篱，在学术和事业上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除了有深厚的教育背景外，她们对于学术的兴趣与执着，以及坚强的毅力、健康的体格和热爱奉献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与大学人才培养的过程息息相关，而招生考试无疑又是整个过程中最基础的第一环节。

2．建立起新的全面选才标准和综合评价体系

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对考生文学才华的考核达到了极致，除了武科举选拔出的极少数军事人才外，“文弱书生”成为中国古代科举人才的基本写照。教会大学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对学生体格的重视，则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人形象，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西医尚未被普通民众普遍接受之时，教会大学就要求考生提供西医开具的体格检验单，全面了解学生健康状况，判断学生是否能够适应大学较为繁重的学习任务，以免学生因健康问题中途荒废学业。智力测验也是教会大学的特殊考试科目，运用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测量学生的学术性向，为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提供科学的依据。入学考试在招生选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教会大学对入学考试的认识是客观的、理性的，能够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是各项报名材料经过仔细审核并通过的。入学考试只是教会大学依照自身的学术标准测量考生学识和学术性向（智力测验科目）的重要方式，至于学生的品性、体格、平时学习的状况，以及学生的合作意识、服务精神等都需要结合学生提交的材料加以考查。总而言之，教会大学在选拔人才时对学生做到了尽可能客观和综合的评价，这也符合个体身心发展的多维特征。

3．构建起非官方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

中国自古代起考试选才的权利就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与古代考试的选官特性紧密相关。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突破中国传统选才方式的同时，也在近代中国首先构建起非官方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确立了教会保送、承认中学招考和对外公开招考（普通招考）三种基本招生方式，其中承认中学招考和对外公开招考两种方式与入学考试密切相关。教会大学招考组织体系中的成员均为教会学校、私立中学、青年会组织等机构，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的参与。这种非官方的、社会化的招生考试运作模式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模式，只是教会大学招考体系内的机构均带有宗教色彩，而其他大学的招考参与机构多为世俗机构。

4．确立了外语科目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特殊地位

教会大学对考生外语水平的重视使外语不仅成为三大必考科目之一，而且考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要求严格。教会大学对外语的高要求，受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影响。主观上，教会大学要利用国人对西学的兴趣，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优势，提高教会大学的声誉，因为掌握外语是学习西学的重要途径；从大学的办学方向上看，国际化是目标，学校在国外的注册一直有效，且与国外交流频繁，毕业生要出国交流或深造，都必须通晓国际通用语言。客观上，当时教会大学开设的自然科学诸课程缺乏合适的中译教材，如果自行组织编译教材，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随着科学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等到翻译的教材投入使用时，许多内容已跟不上前沿的发展，再加上当时中国汉语词汇中还缺乏前沿的科学术语，如果翻译不恰切，还会影响学生的理解。因此，教会大学的许多课程教材均直接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由外籍教师直接用外语讲授，即便当时一直提倡中文教学的齐鲁大学，其自然科学课程也都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大学在选拔人才时必须综合考核学生的外语水平，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各个方面。即便如此，仍有学生因外语水平跟不上教学进度而被降级。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对外语科目的重视还表现在外语是各个层次考生的必考科目，从预科、专修科，到本科以及研究生招考均要求外语考试。在近代中国，青年学子对外语的学习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拉丁字母取代中国方块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外语科目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地位稳固且长久，直至今日都难以撼动，其中教会大学造成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

另外，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一直与国外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接轨，教会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的途径畅通，有利于人才的继续深造，使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延伸到更高层次和水平。(www.daowen.com)

（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实行自主招考时间最早，历时最久，它在探索公平、高效的选拔模式、招考制度方面，产生了示范效应，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是中国近代大学人才选拔的典型模式，其招生考试制度既是中国近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教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1922年时，教会大学已经有17所之多，而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3所。教会大学的教学管理在当时颇受青睐，其初步成型的招生考试制度必然对其他大学产生一定的辐射力，如转学生制度最早就是在教会大学间通行，后逐渐推广。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对大学招收转学生加以规范，使其成为近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中的正式内容。另外，教会大学盛行的承认中学制度也在其他大学中实施。1923年被圣约翰大学认可的上海昌世中学，1926年又被复旦大学接受为认可中学。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致函该中学，“允许该中学高中卒业生各课过75分者，均可送入复旦大学肄业，惟入校时，须面试中西论说各一篇，其余各课，一概免考，闻尚有数大学行将同样承认云”^[120]。私立厦门大学也制定有专门的《中等学校免试规则》，对厦门大学认可的集美学校、同文书院、寻源书院及培元中学等学校的毕业生，经该中学校长保荐后，免于部分或全部入学考试^[121]。这说明，最早发起于教会大学的承认中学制度因对大学招收优秀生源有积极效果，已经在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中形成一定的共识。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自主实践推动了近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传统的选才模式是以选官为目的，以科举考试为工具，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难的时候，科举考试在选拔新式人才方面的滞后使之频遭诟病；而与此同时，教会教育已在近代中国悄然兴起，在国人对西学的急切需求甚至盲目崇拜中，教会大学迅速崛起，成为晚清民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一支显赫的力量。教会大学所代表的西方教育考试制度受到关注，迅速成为新式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设过程中被学习和仿照的对象。

清末教育改革制定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已经有完整的学校教育考试制度，包括招生、学业测评和毕业考试。清末学堂考试章程也将学校入学考试明确列为学校考试类型之一。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通过颁布《大学令》、《文官考试令》等法规，逐步确立了学校教育考试和文官考试两大考试体系，中国现代考试制度的框架基本形成。在国家考试制度转型和重构时期，教会大学丰富的自主招生考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显现出的不足都成为国家考试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在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等法律法规，对转学生、旁听生、特别生等作出具体规定之前，教会大学的相应招考制度早已确立并有了成熟的运行机制。从这个层面上讲，是大学招生考试的自主实践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建设，而其中教会大学的贡献难以抹杀。

（三）促进了中国近代考试文化的转型和中外考试文化的交融

科举革废是中国考试文化的转折点，但从考“官”到考“学”的考试文化的划时代变革^[122]，却不是在转瞬间完成的，而是在经历了外来冲击、自我改革直至自我否定的痛苦裂变后的重生。教会大学所代表的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显然是这一过程中的助推器。在欧美国家，学校教育考试与文官考试已形成相互分离的两大体系，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受欧美大学招考制度的显著影响，将学校考试分为入学考试、学业测评和毕业考试三大阶段类型，均服务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考试的评价、测量、选拔和引导功能受到充分关注，与科举考试的“选官”性质差异显著。在科举日益遭受尖锐批判之时，教会大学因新式人才培养的卓著成效备受瞩目，西方教育考试文化因此得到传播，并形成对科举考试文化的直接冲击，促使其发生转变。在考试科目应涵盖哪些学科，形而下的“器物之学”是否应当成为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应体现什么，以及考试要测查考生的记忆能力还是测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引起国人的深刻反思。中国对西学由排斥到几近崇拜的态度变迁，正是西方教育考试文化逐渐渗入并瓦解、催生中国现代考试文化的过程。

另外，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教育的集汇地，其招生考试从总体上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考生来源中外兼有，考试标准中西兼容，考试内容东西汇通，通过兼采国（境）外和国内大学通行的入学标准，招收国内外学生，积极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本身还是中外考试文化交融的产物，教会大学不断地将国外考试思想和考试制度在中国进行实践，同时又受中国考试文化影响积极改革其考试制度，在与国外大学密切往来与合作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将中国的考试文化不断传播出去，促进着中外考试文化的交流。

（四）对中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教会大学与中学，尤其是与教会中学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使教会大学的招考要求直接影响到中学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选用。20世纪30年代之前，教会大学对其认可中学的承认条例中明确规定认可中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程度须与大学课程相衔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中课程标准之前，各教会大学早已依据自身的招生要求，制定并公布高中课程纲要，使中学明了大学招生对学生学术水平和学业课程的基本要求，以期改变教会中学因学制不一、教材各异而产生的教学差异。燕京大学早在1920年章程中就制定了《中学校课程准则》，明确列出中学生各科必修和选修课时，并要求承认中学必须有圣经功课^[123]。1929年齐鲁大学招生简章中公布有中学课程大纲，虽明确表明大纲不“指定中学课程之范围”，只“略举本校对于各种需要之程度，使学生易于从事预备”，但大纲内容既提出了国文、英文、数学、宗教教育、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国史、西史、公民学、地理等各学科的教学学时要求，也列明了具体的学科要点及学习要求，如要求中学在高中阶段“亦可选择英美名家之散文小说等，使学生诵读以为学习文学之引阶，高中末年须练习速读、点读、自由讨论等以为升学之预备”，并为中学推荐了大量教材和参考书^[124]。

教会大学颁布的中学课程准则或大纲无异于是在变相安排中学的课时进度和课程内容。教会中学亦受此影响，以培养学生升入教会大学为主要教学目标，教会中学实质上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专门为大学输送生源，而偏离了高中教育的主要目标，即培养有能力自主生活的公民。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在1930年的大学年度报告就明确指出这一问题：

依我看，我们现行的将中学作为大学预备训练的管理制度是错误的。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的教育是使他们在社会上能够面向生活，为中国作出各自的贡献。因此，现行的所有课程学科等，必须按照中国社会新的需要重新研究。^[125]

虽然教会大学对这一问题有所察觉，但其对中学办学产生的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除。高中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取向，直到今天仍是高中教育的主流，或许当年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成为中学教育名副其实的指挥棒，才真正是今天高中应试教育的滥觞。

清末民初的教会大学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重心，随着国立大学的后来居上，教会大学所处的垄断地位发生变化，由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引领者转变为追随者。国立大学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和重心。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大学招生考试的主导权逐渐倾向国立大学和政府。不过，在政府加强招生考试管理的同时，教会大学依然被赋予高度的自主招生权；教会大学自身又以高度的自律性，善用这份权利，始终坚持严格的招生标准，不随意多取，不擅自滥取，确保人才选拔的质量，维护大学的良好声誉；同时，教会大学重新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以私立大学享有的自主政策积极进行人才选拔方式的改革，积累成功的经验，并使之逐步推广于公立大学，推进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以期更加科学、完善，符合教育促进个体充分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基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