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包括一定的政治指导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制约着人们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这种稳定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又使传统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在这里，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是统一的。”^[4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文化影响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传承、选择、创新、传播文化。带着西方文化教育思想和高等教育制度进入中国的教会大学，不仅深刻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且受到中、西方世俗文化的显著影响。

（一）西方文化及教育思想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文化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各个方面；而西方教育思想，尤其欧美大学精神对教会大学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1．宗教观念与教会大学招生的德育标准

教会大学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们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基本观念中，道德与宗教是不可分离的，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学生具有灵性的人生哲学。正如纽曼所认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受过教育的头脑是宗教的头脑，也就是说，它具有可以被视为自身的、宗教的东西”^[44]。大学要提供有效的道德教育，离不开宗教，最持久和最有效的道德培养必须是宗教的，这也是早期教会大学招收学生时设有宗教考试科目和要求一定数量的中学宗教课程必修学时的原因。

1913年，美国建立的教育教会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hurch Boards of Education），导致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最终放弃了对学院宗派和非宗派的区分^[45]。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教会大学进入各教会联合办学的高峰期，学校招生跨越宗派界线，招收不同教会派别的学生。

当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宗教文化与中国国家主义的世俗高等教育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大学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大学注重学生宗教品性的特点，在维持从教会中学招收一定数量基督徒学生的基础上，教会大学将展现学校宗教特色的主要途径从人才培养的第一个环节转移到后续环节，即淡化招生考试的宗教特点而扩大对非基督徒在校学生潜移默化的宗教影响。

2．“真理统一性”原则与教会大学的招生系科

早期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大学，是按照美国“真理统一性”^[46]原则建立的，教会大学内的医科、神科和文理科，与现代学科概念没有关联，只是中世纪大学分科的延续。作为教会大学主体的文理科，在招生和培养过程中没有学科专业的划分，学生在四年或更长时期内修完所有规定的课程，即可毕业。从另一角度而言，教会大学实行的是自由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专业化，“真理统一性”原则消除，客观主义知识观形成，人文学科在对科学的批判中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也在大学得以发展并实现了自身的专业化，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知识的专门化、学科的分化及专业化发展同样影响中国教会大学的院系发展，再加上对中国现实需要的考察，教会大学的学科建设趋向专业化，反映在招生上，是招考目标不断细化，并要求考生在报考时即填写清楚志愿所入的学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1924年之前只有文理两科，学生入学后无论选学哪一科，都要学习所有开设的课程；1924年起，学院开始分设现代意义上的系科，但初期学科体系并不科学和完整，到1928年，文科共设国文、英文、历史等7个系，理科设有数理、化学等4个系。

3．通识教育理念与大学招生秉持的人才标准

“大学的目的，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基础；不是造就某一行业的专家，而是培养领导群伦的通才……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47]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精粹主义（essentialism）的教育思想，集西方理想主义和实在主义（realism）的思想精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柏拉图永恒普遍的理念和英才教育思想的提倡者，其理想的大学教育便是完全的人才教育，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并予以公费的教育。精粹主义强调社会需求和个人才能的密切配合；依民主的理念，按机会均等的原则，实施各级各类的教育。典型代表人物是1933年出任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的康能（James Bryant Conant），他在校长任期内最关切的问题便是如何将才智最好的学生吸收到哈佛大学来，而不论学生的地域和贫富^[48]。精粹主义同理想主义比较一致的倾向是都主张精英式的高等教育（elite higher education），能够上大学的人需要经过一番奋斗和选择；大学选拔学生的标准具有同质性，培养目标也比较一致，希望培养为社会、国家、人类作贡献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正是沿袭了美国学院经典的通识教育理念，并融合了基督教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形成德、智、体、群、能全面发展的人才标准，并在其教学管理中始终贯彻。

伴随着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实用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教育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被充分关注，教育不应是纯粹的文雅时尚的休闲，而应与生活、职业和工作息息相关。教会大学也开始突破传统自由教育注重人文的束缚，重视科学技术，扩展招生系科，实施职业教育，强调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4．大学精神和公众契约思想与教会大学招生管理

欧美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教会大学的日常教学管理深受此种影响，主张招生考试作为大学教学管理的基本事务，应由学校按照民主程序自行决定，因为招生标准的设立是涉及人才培养的学术性事务。教师最清楚大学所传授的高深学问的内容，理应由他们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49]。至于学校采取何种方式组织招考活动，均系大学自治事务，是大学享有的应然权利。另外，经营教会大学的教会组织历来主张不与政治相牵涉以保持学校的宗教性，对教会大学建立相对独立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招考组织体系也有一定影响。

公众契约思想对教会大学的招生管理也有鲜明的影响。美国文化史权威、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派瑞·米勒（Perry Miller）认为，美国清教文化的核心构造是“以教会（congregation）为内涵，以契约（covenant）为形式”^[50]。契约说源于上帝与亚当之约，其发展经历了中世纪的赎罪契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宗教改革后的恩惠契约（Covenant of Grace）。在清教徒渡海逃生、濒临绝境的五月花号船上，随着《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公众契约思想成为超越恩惠契约的新思想。以“人人服从集体，事事公议表决”为主要特点的公众契约思想逐渐成为日后美国文明牢固的基石^[51]。

融合了神权政治、社会契约论、基督恩惠以及启蒙者民主自由思想在内的清教契约理论同样在美国教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美国教育思想、理论与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基督教的影响，大学分权自治传统的形成更离不开契约思想的影响。按照美国大学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学校教学管理的诸多方面都折射出美国契约思想的印迹，就其招生管理而言，教会参与招生的特殊性、不同机构在招生体系中的平等地位、招生决策的民主形成过程、院系及教师在招生过程中的自主权利以及录取新生与学校签订的入学契约等等都是公众契约思想在教会大学招生管理中的延伸。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改革思想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教会大学的入学考试科目及考试内容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思想的影响。早期教会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科目，内容是从科举考试必备的传统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选择，考试要求是让学生以文言文写短篇策论文章。1913年杭州之江学堂的报名单（见表6－3）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科举考试的遗风，如要求考生填写三代履历、国文考策论等。

表6－3　1913年杭州之江学堂学生报名单

资料来源：《之江学堂章程（1913—1914）》，AUBCHEA，SeriesⅣ－Box162－Folder3041。

新文化兴起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备受冷落，甚至出现传统文化断层的危机，一批学者深感传统文化的重要，努力保护并传承经典文化，辅仁大学的创立初衷便是基于此。

今数千年固有之道德学术，竟吐弃迸绝毫不顾惜，将使有断种绝根之忧，有心人能不惄焉伤之，最可惜者，粗解横书浮慕西法之辈，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此其类矣。

今本会办此大学之人，虽皆美产，然其来华本意，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口，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群之士，本此志愿，同功合作，数十年后，不假外力，该会该学，纯为中国自主自立之机关，即达其志愿矣。^[52]

1926年，陈裕光接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的第一年即设立国文专修科，招收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也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1934年，文学院成立国学研究班，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且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者入学，则是在社会上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声浪澎湃的背景之下，为培养中国文史方面的高级人才作出的积极应对^[53]。

充分利用考试选拔的公平性、公正性和高效性，是教会大学从中国传统科举考试文化中吸取的有益经验。随着中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有了更充足的生源。教会大学认可中学推荐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大学无法全部接收，遂通过考试进行甄选。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取消预科，要求大学招生统一开展入学考试，即使本校附中毕业生也不得免试升学，入学考试在大学招生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2．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自晚清至民国，中国历次的教育改革、百家争鸣的教育思潮以及风起云涌的文化运动，都使教会大学的招生与入学考试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1905年中国政府废除科举，直接从学校选拔人才，对中国所有学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的教育体制使政府逐步重视教会教育事业，并给予教会学校毕业生与官办学堂毕业生相同的地位。1922年新学制确立，教会大学入学资格很快由旧制4年中学毕业生转变为新制高中毕业生，在学制过渡的几年中，兼收两类中学毕业生。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言文被看作过时之物，文学革命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语体文写作以及新式标点改革如火如荼，教会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及内容很快将这些改革热点体现出来。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是因为许多教会大学校长早有预见，语体文会成为中国通行的书面语言，狄考文早在1892年《官话读本》中就提到：“总有一天，丰富、准确、高雅的官话会成为中国流行的口语和书面语言。”^[54](www.daowen.com)

20世纪30年代政府提倡实科教育和职业教育，教会大学适应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需要，积极开设专修科，招收培养中等技术人员。乡村建设运动中，一向注重社会服务的教会大学更是不甘落后，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均开设有专门的乡村建设专业，招收培养从事乡村建设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学校声誉与师资力量

大学管理者的办学理念会影响学校的招生风格，学校的办学声誉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也是影响学生报考志愿的重要因素。

1．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招生理念以及管理风格对学校的影响最直接，也最有力。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把燕京大学办成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机构：

大学这个机构，应当成为世界性的中心。我们要巩固并扩大燕京的历史和现状基础，同其他国家交上朋友。我的一个梦想已经开始悄悄实现，但离真正的开花结果还有漫漫征途要走：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55]

司徒雷登的国际化眼光指引燕京大学走上国际化道路，学校招生始终坚持的智力测验与美国大学SAT考试名异实同，考试内容中西兼顾；同时在招收外国学生、华侨学生方面，学校均有详细的规章制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坚持以“育人为本，传承中华文化”作为办学宗旨，主张“以西学辅中学，为我国培养各类学术人才”^[56]，对国学非常重视，形成辅仁大学重国文的浓厚氛围，其国文入学试题也因之具有要求高、难度大的特点。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影响到学校的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从而扩展出新的招生专业。早在1896年，卜舫济就看到自然科学教育正成为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于是他倾其所能地筹集资金建造理科楼，并购置所需的各种设备器材，专门招收培养理科人才。物理科学后来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其发展方向并不明晰，卜舫济的办学改革成为标志性的一步，文理分科招生培养渐成定例。这同时也说明大学管理者始终关注并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办学环境。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新闻战线上最活跃的优秀分子，就在于司徒雷登较早就意识到，由于报纸在中国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项新的事业要求大学培养具有较高编辑水平和新闻道德的专门人才。

在学校的办学定位上，“小而精”是教会大学校长的共识。卜舫济曾明确指出：

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发展得过大，以致牺牲对学生的个人影响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目标是较小的学校，保证质量，而不求数量。这将会像发酵的力量，可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要比因学生人数众多，教师很少与学生接触而无法施加影响要好得多。^[57]

圣约翰大学把理想的大学招生规模限定在400人以内：“大学学生，不得过400人；中学学生，不得过250人。人数较少，则师生间之接触愈多，知识上之增加更速。此种较小之大学，对于中国，贡献必多。”^[58]

其他教会大学如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都持有相同观点，而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坚持独立发展，单独招收培养女生，不与金陵大学合并，以给予女生更多、更平等的机会参加学校各项活动，使学生受到专门的培养和训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严格认真的管理赢得了家长的信任，使之闻名遐迩，“女孩子上金女大，家长放心；女学生上金女大，能健康成长”^[59]。

教会大学校长对学校招生的影响不仅在于办学思想，还在于特殊状况下校长处理学校招生危机的能力。当华中大学教育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被教育部通知要求暂停招生时，时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都曾亲自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力陈各自院系应继续招生的各项缘由。韦卓民在给陈立夫的呈函中写道：“私立学校原在就其人力物力之所得，以谋一得之贡献，只要其一切设施对于国家大计，不相抵触，正不妨与国立学校相辅而行。”^[60]他从五个方面详细列举了华中大学教育学院应继续招生的缘由：

（一）为研究改进大学，应保持教育学院；

（二）为补充国立师范学院所不及，应保存教育学院；

（三）迤西师资缺乏，本校教育学院应就近补充；

（四）为维持基督教中学及本校信誉，本校教育学院不可或停；

（五）为使本校教育学院同事，有所建树，应继续维持。^[61]

两校被部令暂停招生的院系最终都被允许继续招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大学管理者的态度和校长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关键因素，学校董事会基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已投入的教育资源（设备、师资、图书、校舍）状况对教育部要求暂停招生问题进行讨论，确立大学自身对此问题的立场，再由校长出面同教育部进行协商。在这些事件中，大学管理者的态度和决策至关重要，而政府对大学自主招生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重要条件。

2．办学特色、教学声誉与师资力量

大学管理者影响的是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师资力量则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报考选择。早期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上海周边教会大学对英语教学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学校生源的变化。以前绅商子弟趋之若鹜的洋学堂逐渐转变为学生的构成由贫寒的教友子弟为主，学生入学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动机便是得到英语的基本训练，以便从商或谋求一份好的职业。开设英语课程，培养英语人才的确是教会大学生源变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一些教会大学基督徒学生比例降低的原因。天津工商大学因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故对法文特别重视，并以法语为课堂用语，但当时一般初、高中阶段大部分开设的外语为英语，因而所招新生不能领会所学专业学科讲授的知识，致使相当数量的考生对工商大学望而生畏，不得不投考他校^[62]。1926年底天津工商大学校长裴百纳接受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建议，着重发展土木工科，并以英文教授，使学校生源状况大为改观^[63]。

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林学，齐鲁大学医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牙学，辅仁大学的历史学，震旦大学的工学，燕京大学的国学、新闻学，东吴大学的法学，之江文理学院的建筑学等等都是教会大学声震全国的学科专业，成为吸引学生的一大优势。费孝通先生当年投考东吴大学，就是受学校有名气的特色专业的吸引：

我1928年在东吴大学医预科念书，入东吴大学以前并不知道有哪些系的，甚至连系的概念都没有，也不知道有哪些学科和门类。听到哪个系有名气就去念哪一个系，结果选择了东吴大学医预科。^[64]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5]学校如果名师云集，必然引得青年学子趋之若鹜。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师资阵容强大，名师荟萃，赵紫宸、冯友兰、吴文藻、周作人、顾颉刚、钱穆、朱自清、冰心、许地山等等，使燕京大学成为许多优秀学子的首选。古物评鉴家张瑄当年从北师大国文系转学至辅仁大学，正是由于辅仁大学有众多知名教授：“在师大国文系攻读二年，慕辅仁大学沈兼士、余嘉锡、高阆仙、赵万里、陈援庵（陈垣）、孙人和诸先辈名，乃转学辅仁大学。”^[66]

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风格对学生入学选择影响明显。教学质量高，学校声誉好，自然吸引优秀学生前来报考；同时教会大学管理完善，实行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这既可能成为吸引一部分优秀学生的因素，又可能成为另一部分学生入学选择的障碍。

教会大学实行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学生在学期间的淘汰率比较高，这与中国近代动荡不定的社会时局也有关，许多学生入学后因社会、家庭、个人等原因休学、退学的现象每学期都会发生；同时中国近代大学生有自由转学的畅通渠道，学生可依自己的意愿转学，这也可造成毕业生减少，但学生在校期间的高淘汰率是主要因素。教会大学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严格考核与淘汰机制对学生的报考会产生影响，程度一般的学生不敢轻易报考，怕适应不了入学的学习压力；还有许多家庭倾尽全力送子女入大学，是将大学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希望其子女毕业后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满意的收入，会选择能比较顺利地拿到毕业证书或学位的大学。淘汰率高的大学自然影响到学生和家庭的入学选择。

1947年7月，齐鲁大学7名学生因有1／2以上应修学分的课程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48年1月，有1名学生因操行列丁等且学业成绩欠佳被勒令退学，有3名学生系试读生或特别生而当学期有1／2以上不及格学分被照章斥退，有3名学生系因第一年不及格学分达1／3以上而被斥退，还有4名不及格学分达1／2以上的学生因在学年中间暂不勒令退学，但劝告其退学，另外护士系有两名学生因成绩欠佳被通知退学^[67]。

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抗战期间受到沦陷区学生青睐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坚持民族高等教育的良好声誉，当然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环境设施也是考生选择的重要因素。

我进辅仁读书，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初期，华北已沦陷了两年……一般高中毕业生，凡是不甘心投考所谓国立的北大、师大，受奴化教育的，都挤向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尤其是燕京和辅仁，更是考生竞相投考的理想学校。^[68]

综上可知，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发展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政府、教会和大学自身成为影响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三大主体，其对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影响力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政府为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并赋予教会大学高度的招生自主权；教会在注重基督教特色的同时，引入西方大学招考模式，确立了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基本框架；教会大学自身则顺应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不断提高招生质量，完善招生系科，扩展人才培养层次。三股力量相互博弈，使教会大学招生考试逐渐形成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