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对教会大学招考新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办学经费对学校招生策略的影响、收费和资助政策对学生入学选择的影响方面。

1．办学经费对教会大学招生策略的影响

教会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由教会拨款、捐赠、学费收入以及地产经营收入等几部分构成。除圣约翰、沪江等大学因地处经济发达地域，学费收入逐渐成为主要经费来源外，其他教会大学的正常经费仍依赖教会的拨款。筹措经费一直是教会大学的重要事务，各教会大学校长都曾为学校经费到处奔波、演讲。1922年至1936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连续10次赴美募捐，甚至因募集学校经费这种紧张而疲劳的事情，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22]。为了改变早期招收贫困生常使学校处于经费短缺的境地，19世纪末，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舫济首先在传教士大会上提出改变原有的招生办学策略，适应国人对西文教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开设英语课程吸引士绅和商人子女入学，并适当收取学费；同时学校的教学语言也应以英语为主，这样既可扩大教会学校的影响，又能增加学校的收入。但这一建议遭到许多传教士的反对，文会馆的狄考文便是其中之一，他坚持学校应用中文进行教学，不过这一坚持最终因大势所趋而改变。教会大学招生策略的转变在改善学校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带来学校宗教色彩受到影响的隐忧。

招生策略受经济因素影响改变，改变的结果又促进学校经济条件的好转，使学校的教学设施得以改善。在开放程度较高的上海及周边城市，商业发达，招收士绅商人子女入读教会大学，不仅提高了学校的学费收入，还争取到中国绅商对学校更多的捐赠。上海圣约翰大学早期的许多学校建筑均获得中国绅商不菲的捐助：1893年建筑备馆校舍获捐白银1000两，1899年建筑格致室获捐白银2500两，1903年建思颜堂获捐14595元，1908年建思孟堂获捐10000元，1908年购置运动场获捐5000元^[23]。

教会每年的拨款最稳定，但拨款数额仅限于学校日常的教学管理费用和西籍教员的薪酬，学校聘用的中籍教员薪资必须靠学校自己的收入支付。学校大型建筑费、设备费等都需要专门制定预算并等待大学国外理事会的审批，如果学校能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则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学校的招生规模很容易受到已有教学条件的限制，像地处福建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地民众收入低，学院除了教会的拨款，难以有更多的其他收入，学院的发展就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

基于现实经济条件和西方精英教育理念的影响，教会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少而精的办学定位和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正如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所说：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任何私立教育机构的发展都应定位于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福建协和大学，经费和人力资源都有限，应该将有限的物质（energy）和时间投入到能够从大学教育中获益的年青学子身上。^[24]

2．收费和资助政策对学生入学的影响

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传教士所属差会提供的资金；二是来自国内外的捐款；三是学费^[25]。教会大学早期发展主要依靠教会差会的直接拨款维持，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仅靠差会提供的经费已经远远跟不上大学发展的需要，由大学直接在国内外募捐所得的款项逐渐成为又一主要来源。在募捐款项中，教会大学在国外募捐或申请所得的经费支持占有绝对比重，其中大量是美国资本家、财团的捐款，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霍尔基金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大学开始向学生收取各项费用，以适当弥补庞大的教学开支。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时，曾提到：

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依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我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26]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学生所缴纳的各项费用占学校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并被逐渐列入大学的财政预算收入（见表6－1）。收费项目主要有：入学注册费、学费、膳宿费、毕业（授予毕业学位证书）费、实验费、图书费、杂费、保证金以及其他各种费用。1924—1925年度，基督教大学的学费（泛指学生所缴纳的各项费用）收入为223339元，占教育收入的17．29%；教会拨款316535元，占教育收入的24．57%。1925—1926年度，学费在基督教大学教育收入中的比重升至20．76%^[27]。

表6－1　1928—1937学年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缴费统计表

数据来源：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6～207页。

在上海、江苏等地区的教会大学，此种现象更加突出，1931年已立案的教会大学中，东吴大学总收入208734元，其中学费收入123416元，占全年收入的59．1%^[28]。位于上海的沪江大学1931年总收入318064元，其中学费收入165115元，占总收入的51．9%^[29]。(www.daowen.com)

教会大学收费高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是国立大学，这种现象也比较突出，因为国家财力整体薄弱，无力普及高等教育；而国家对私立大学的收费也一向不作过多干涉，前提是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对私立学校收费，可以不必规定，但不得藉以营利。国家已设有很多大学，有钱人要入私立大学，只好听其自便。应将此种情形解释，使社会人士了解。”^[30]

据学者陈明远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5%～10%，或者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约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31]。

虽然教会大学向学生收取各项费用并不是为了营利，只是由于学校的各项开支增加，教会拨款和社会捐赠远远不能满足学校正常运作的需要，但教会大学所制定的具体收费标准确实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这必然造成学生的生源更加集中于社会的富裕阶层（可参考表6－2）。

表6－2　1935—1936学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收费一览

资料来源：《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东吴大学，1935年。

燕京大学学生魏永清也曾讲到20世纪30年代上大学的花费是相当惊人的：

四年大学教育的费用，计算起来，很是惊人。以燕京来说，普通的学生，每年每人三四百元的费用，也可以够用；但若把路费、学宿费、书籍文具、饭费、服装、娱乐、交际、医药、暑假费用、杂项等费用都算在一起，数目就大了。自然所费各人不同，例如服装、医药、娱乐、交际某项等伸缩性很大。因此总计起来有花至一千或八百元以上的，也有仅花三百多元的。^[32]

按照魏永清的推算，大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都要300多元，而“当时华北农家5口之家平均生活费仅为每年为160元”^[33]。所以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数来自各省及港、澳、南洋等地区的富户和小康之家。在当年，穷小子想进大学，谈何容易？尤其是燕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穷小子并不多”^[34]。从学校每年对新生的家庭背景的统计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教会大学新生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其中大部分是属于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家庭。因此，教会大学被认为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农家子女想要进入教会大学读书，除非获得奖学资助，否则根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不过，从教会大学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学校会尽力帮助优秀学生获得助学和奖学资助，前提是这些学生必须符合教会大学的选才标准，是学校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尽管我们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但任何优秀的年轻人因为贫困而被学校拒于门外则有悖我们的初衷。我们已准备好为那些值得我们帮助的人，即那些既有能力又愿意接受全面教育的人提供资助。”^[35]

资助制度分为奖学和助学两种，奖学金设立的名目比较多，其中有专门面向新生设立的；助学制度各校不一，有的学校每年设立一定数量的公费或免费学额，有的学校则提供助学贷款。1904年，圣约翰书院的助学规定是免减学费与膏火：

西斋正馆免费额：道学科10名，医学科5名，普通学科12名。道学、医学科肄业生酌领膏火，第一年60元，第二年70元，以示鼓励，惟当先订关约，以该科课程毕业为限，如欲中止，当将所领膏火全数缴还，另赔银50元。令膏火生，其课绩须得均中70分以上为合式。备馆减费额32名，专为教内寒素子弟而设，每月仅贴洋两元，当订立关约，以领得正馆卒业文凭为限。如中途辍业，当从进院年月计算，统院全费例赔补，其课绩得均中70分以上为及格，否则屏诸额外，苟非由监院特别许可，便不得沾此利益。^[36]

岭南大学的助学规定是：“凡在基督教团体服务者，其儿女来学均免收学费（膳宿等费仍照缴）。其他学生之必需经济援助，而成绩优异或操行良好者，则酌予助学金，此为一种借款性质，订明于毕业后偿还半数或全数，或另订服务条件。”^[37]

燕京大学对清寒优秀学生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立校之后就多次研究解决贫寒同学的资助问题，到1930年秋已经制定了“大学奖学金制度”、“资助奖学金制度”、“学生借款简章”和“免费学额简章”等，都是为了帮助清寒优秀学生解决经济困难而制定的^[38]。1934年，金陵大学奖学金、贷金多达20余种，其中许多是面向入学新生的，如教育奖学金，数名，中学毕业时成绩最优，而家境贫寒者；施氏奖学金（Sherwin Scholarship Fund），基督徒学生，中学毕业时成绩最优，并有该校校长介绍，可申请；考入化学研究所的学生，每人每年400元；赈灾合作奖学金（Famine Fund Cooperation Scholarship），数名，补助各农业改良合作区之家境清寒、有志升学者，毕业后须帮助金大农学院之农业改良工作。视需要而定，至多不超过国币200元^[39]。天津工商大学为鼓励优秀学生报考，规定：“凡报考学生平均成绩列工商两科前三名者，第一名免除第一年全年学费，第二、三名免除第一年第一学期之学费。”对于成绩优异、家庭清贫之考生，设有10名免费名额，由考生所在地市县政府出具证明书，学校按考试成绩择优给予^[40]。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在战区的学生家庭遭受劫难，生活困顿，失去了经济来源，尽管教会大学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减免学费等措施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但战时的经济拮据是普遍的，长期的，许多学生连基本的生活费都筹措困难，只有暂时放弃求学。对清寒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由富转贫的优秀学子来说，能否获得学校的公费（或免费）学额以及各种形式的新生奖学金成为他们选择学校的重要影响因素。1938—1939年度，燕京大学设立的各种奖学金有11项之多，这年获奖学金人数为214人；1939—1940年度，获奖学金人数达274人，占在校生的25%左右^[41]。1941年被3所大学同时录取的傅试中，最后选择入辅仁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接到辅仁大学的免费通知：

记得民国三十年（1941年）暑期中报考了3个大学……幸运的都分别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辅大，一方面因为接到辅大的免费通知，减轻了家庭经济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缘分，起因是受到辅大国文学系余主任季豫师的缪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