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大学招生有显著的影响。在现代交通很不发达的近代中国，距离成为学生选择大学的重要因素。距离大学的远近与学生的求学成本、语言习俗、生活习惯以至学生的心理归属直接相关。近代教会大学多数选择东部沿海省份建立，是因为这些省份具有良好的教育生态，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明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客观条件对教会大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更重要的是，东部沿海省份是教会早期传教势力相对集中的地域，有着扎实的教会中等教育的基础。平津地域、河北、山东、长江中下游、福建东南沿海以及广东南部沿海都是早期教会势力进入的区域。教会中小学教育充分发展，可为教会大学提供较为充足的生源。天主教3所大学分别设立在上海、北平和天津3个城市；基督教13所大学设立时虽然有主观上的地区均衡之意图，但由于早期各教派自成系统，缺乏沟通与合作，因此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东部密集的分布态势，仅上海、江苏两地就集中了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和东吴大学（苏州）5所教会大学。

从大学所处的中观生态环境看，处在不同省份，就受到不同省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大学招生的专业、招考的方式和考试的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以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例，齐鲁大学地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山东，而圣约翰大学地处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市——上海，两校的教育生态环境迥异，导致两校早期招生政策差异显著：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齐鲁大学重国学经典；圣约翰大学的基督徒学生比例要小于齐鲁大学；在招生专业上，圣约翰大学1920年开始设立并招生的报学系体现出上海新闻业发达的状况和对新闻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福建协和大学招生时需考普通话科目，也是针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而采取的应对策略。

抗战爆发后内迁的教会大学，在中等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直接面临着合格生源锐减的困境，抗战时期困顿的经济、战时对特殊人才的需求以及学校教学设备、师资的相对缺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校的招生专业、招考方式和录取标准等内容。迁校中断了教会大学与原来大部分承认中学或附属中学之间的联系，而这些承认中学或附属中学的毕业生一直是教会大学非常重要的生源。这些学生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大多是基督徒，使教会大学在保证教育质量和营造基督教的校园氛围上都具有重要作用。迁往内地的教会大学招收的非教徒学生有所增加，与上述原因密切相关。齐鲁大学校长在年度报告中分析认为，“非基督教徒相对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因内迁而与华北地区的教会中学被迫脱离，过去我们一直从这些中学中招收相当大比例的学生”^[1]。(www.daowen.com)

1940年夏，成都华西坝4所教会大学在上海、香港两地同时联合招考，在上海仅录取23人^[2]。学生报考人数并不是太多，与学校地处西部的客观因素有很大关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要长途跋涉至四川求学，对学生及家长而言，即使费用充足，也具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更不必说战争期间经济凋敝、物资匮乏、许多家庭陷入生活困顿的特殊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