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招生考试的具体差异，不仅体现在招生考试的组织体系、招考程序和考试科目上，还体现在考试的录取率以及被录取新生的籍贯、信仰、毕业学校以及就读学科等方面的不同上。

1．新生数量与录取率

表5－4　1938—1940年度部分教会大学本科一年级生统计表^[109]（单位：人）

数据来源：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1939，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07－Folder2389；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Ginling College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1939，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27－Folder2624；New and Old Students（of Huachung University）for Fall Term 1938—1939，Huachung University，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1939，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95－Folder3376．Enrollment Statistics of Soochow University 1939，AUBCHEA，SeriesⅣ－Box271－Folder4312；（University of Shanghai）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39-1940，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1；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1938-1940，SeriesⅣ－Box303－Folder4705。

表5－5　1938年—1939年部分国立大学和学院本科一年级新生录取数量统计表

数据来源：《二十七年度（1938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中）》，《申报》1939年8月7日；《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十）》，《申报》1939年12月22日。此处新生录取数量是指经考试录取的学生数量，不含免试录取学生数。

从招生的绝对数量看（见表5－4，表5－5），教会大学招生数与国立大学相比有明显差距。国立大学集全国财力所办，尤其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更是国家着意保护的重要机构，是抗战建国人才的培养重镇。国立大学的招生规模，应国家需要而变化，由国家给予经费保证。教会大学则坚持少而精的招生原则，不刻意追求规模的扩大，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在最希望且最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身上，使教育效率最大化。

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经考试录取的学生都占新生的绝对比重。自1930年教育部规定所有高中毕业生须经过入学试验才能进入大学，大学招收新生时进行入学考试已成定制。新生录取率特指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录取率，而不涉及免试升学的学生。教会大学录取率低于国立大学。1938年暑期，沪江大学两次招考共有766人投考本科一年级，录取259人，录取率为33．8%^[110]。1939年秋沪江大学招生考试有约1200人应考，鉴于中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学校将招收新生数增至300人，录取比率则降至25%左右，1940年报考人数进一步增至1524人，虽然学校再次增加部分录取名额，录取率仍有所下降。1940年，齐鲁大学报考人数共1014人，录取128人，录取率为12．6%^[111]。

1938年—1939年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录取率在1939年有明显波动（见表5－6），1939年明显降低，1940年又恢复较高的录取率。1938年国立院校统一招考应考人数11119人，录取5460人，总的录取率为49．1%。其中按第一志愿统计，中央大学应考4393人，录取673人，录取率为15．3%；中山大学应考1906人，录取732人，录取率为38．4%；西南联大应考1576人，录取655人，录取率为41．6%^[112]。1939年报名21338人，实际应考20006名，录取5371人，总的录取率为26．8%^[113]。1940年报名15513人，实际应考人数为14672人，录取大学新生6552人，总的录取率为44．7%^[114]。

表5－6　1938年—1940年国立（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录取一览表

数据来源：《二十七年度（1938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上）》，《申报》，1939年8月6日；《二十七年度（1938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中）》，《申报》，1939年8月7日；《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六）》，《申报》，1939年12月17日。《本届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录取5600余名》，《申报》，1940年9月5日；《本届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共录取7424名》，《申报》，1940年9月24日。

1939年统一招考录取率显著下降，原因是当年考生总人数激增，1940年教育部出台限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的规定，师范生和职业学校毕业生报考受到严格限制，使投考人数降低，录取率相对提高。教会大学平均录取率要低于国立大学，但各学校各年度的录取率差别显著，像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虽处在沦陷区，但由于国立大学纷纷内迁，反而更成为战区青年报考的热门学校，虽然学校考虑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努力扩充招生名额，但同时还要坚持一贯的招生质量标准，因此录取率仍然不高。

2．新生信仰比较

录取新生中基督徒比例高，是教会大学明显区别于国立大学之处，也是教会大学招生的突出特征。虽然笔者尚未发现有关近代国立大学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统计数字，但仅从教会大学有关基督徒学生的统计数字之高仍可推断出教会大学比国立大学在招生上具有更鲜明的宗教特色。1938至1939学年度，华中大学共有注册学生163人，其中基督徒90人，占学生总数的55．2%。1939至1940学年度秋季学期，上海沪江大学305名一年级新生中有85人是基督徒，占一年级新生的27．9%；春季学期一年级新生有253人，其中基督徒80人，占一年级新生的31．6%^[115]。1940至1941学年度上学期，华中大学共有学生88人，其中基督徒56人，基督徒学生比例为63．6%；下学期注册学生98人，基督徒55人，占56．1%^[116]。

3．新生学科分布

按文类、实类和师范类对新生学科分布进行统计，1938年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录取的5460人中，实类各科（包括理、农、工、医）学生共2942人，占53．9%；文类各科（包括文、法、商）共1427人，占26．1%；师范类1091人，占20．0%。1939年（上海除外）共录取4553人，其中实类各科2706人，占59．4%；文类各科1182人，占26．0%；师范类665人，占14．6%^[117]。

教会大学中，华中大学1938年秋季学期本科一年级生70人，所入院系分别为文学院28人，理学院31人，教育学院11人^[118]；文类各科学生占40%，实类各科占44．3%，师范类占15．7%。同年，东吴大学一年级生有399人，入文学院者114人，入理学院者124人，法商学院（Law ＆ Accounting）161人，文类各科学生占68．9%，实科各科学生占31．1%^[119]。沪江大学1939年秋季学期一年级新生305人，入文学院者130人，理学院123人，商学院52人，文、实科新生比例分别为59．7%和40．3%^[120]。1940至1941学年度，华西协合大学一年级文、实科新生比例分别为31．8%和64．2%（有6人未分院系）。

教会大学新生的文、实科因各校院系的设置不同有较大差异，以理工农医为主的教会大学实科学生比例明显偏高，如金陵大学、震旦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但从整体看，文科专业仍然是多所教会大学的优势。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3年起开始通过限定大学文、实科招生比例、招生名额等办法调整高等教育文、实科极不均衡的状况，对大学招生影响显著。教会大学最初从文科大学发展而来，在人文教育上有传统优势，而同时教会大学总体上也对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类专业发展的举措有不同的认识，虽然积极发展理科、工科教育，并在抗战爆发后同国立大学一样，为扩大实科教育作出积极的贡献，但教会大学总体上仍然关注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文史哲类学科及专业的发展，“既力图避免与国民政府的政策直接冲突，同时又力图形成自身独特的社会效应”^[121]。

4．新生男女比例

1938年国立大学统一招考（除上海的院校）录取男生9081人，占81．7%，录取女生2038人，占18．3%，教会大学女生录取比例无明显的规律（见表5－7）。各校差异显著，同一学校不同年份也有差别，与抗战时期生源不稳和教会大学自主招考、并不严格预定招考名额有关。

表5－7　1938年—1940年7所教会大学一年级女生数量统计表（单位：人）

数据来源：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for Year Ending June 30，1939，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07－Folder2389；Old and New Students of Huachung University for Fall Term 1938－1939，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for Year Ending June 30，1939，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95－Folder3376；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Ginling College for Year Ending June 30，1940，1941，AUBCHEA，SeriesⅣ－Box127－Folder2624；Enrollment Statistics of Soochow University，1939，AUBCHEA，SeriesⅣ－Box271－Folder4312；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for Year Ending June 30，1941，AUBCHEA，SeriesⅣ－Box275－Folder4357；University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39－1940，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1。

1915年教会所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成立，是继华北通州女子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后教会大学所设的又一所专门招收女生，培养女性高等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近代中国民众浓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中，教会女子大学的开设无疑给近代中国女性打开了知识解放之窗，在促进男女高等教育机会平等这一方面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1920年沪江大学又首开教会大学男女同校之风，基督教大学一向主张男女平等，招收女生逐渐成为定制，为推动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各校招收女生的比例不一，但就学校而言，均是平等对待男女考生。教会大学平均招收女生数量占到教会大学招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1940年福建协和大学新生中女生比例只有12．4%，但全校学生中，女生比例占到20%还要多一点^[122]。个别年份的招生数据难以说明整体状况。1938年，一向较为保守的天主教辅仁大学也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入学，当年有部分院系招生，1939年即扩至所有院系。燕京大学在抗战前始终坚持80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女生250人，占31．3%的比例。

国立大学统一招考，教会大学自主招考，两类大学的招生考试虽有共同之处，但更具各自特点，地位不同，功能各异。共同之处在于考生的基本入学资格相同，均要求是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生；不同之处在于国立大学根据教育部政策规定还可招收一定比例的同等学力考生。在考试科目上，统一招考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规定考试科目，按教育部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也应参照统一招生考试科目拟定入学考试科目，国文、英文、数学成为大学招生考试的3大基本科目，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招生标准上，除了教育部对蒙藏生和海外侨生有一定特殊照顾政策外，无论教会大学还是国立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均采取统一录取标准，没有地域差异。国家采取的促进区域公平的举措仅限于师范院校的招生。

教会大学自主招考的优势特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教会大学自主招考活动规模小，程序简单，组织灵活。自主招考由各大学自行组织，大学与考生之间的招考关系直接、明了，考生规模多在千人以下，试卷由各大学教授自行评阅，评阅标准唯一。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则规模大，程序繁琐，比自主招考新增许多事务，如试卷的运输、保密、评阅、各区考试成绩的调整等都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物力、精力。在交通阻滞的抗战时期，仅运输试卷就极为困难，更何况还要保证安全、准时送达。因此教育部为防止意外发生，在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同时，还要求各考区统一招生委员会自拟一份备用试题。为严格保密试题内容，教育部都是临近考试才将试题寄发各考区。1940年香港统一招考区入学考试试卷在考试当天清晨3点才经航空寄达，在考试前5分钟，由各办事员与监考者会同拆封并分发，即使在场的监考人员也不知试题内容^[123]。

第二，教会大学自主命题、自主录取，院系教师具有招生自主权。教会大学院系直接参与招生决定，阅卷教师往往对本学系的招生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各大学自行评阅试卷，学生原始成绩即是录取成绩。而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分区阅卷，虽有阅卷标准，但各区对阅卷的标准把握不一，成绩偏差现象明显，统一招生委员会须作成绩调整。1939年各区考试成绩调整情况如下：

重庆区应加分数（以下简称加）35，南郑区加16，昆明区应减分数（以下简称减）44，贵阳区减35，辰谿区减66，桂林区减25，延平区减6，上海区减25，香港区加39，恩施区加40，永康区减107，曲江区减7，泰和区减18，镇平区加21，成都区加56，兰州区加43，蓝田区减15。^[124]

成都区加56分，永康区减107分，一加一减之间的分数差距竟有163分，由此可见分区阅卷导致的各区成绩偏差的程度有多大。这种现象在教会大学自主招考中是不存在的。

当命题、阅卷、成绩调整、录取、分发等各项事务悉归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时，统一招生委员会便成为专门的招生考试组织机构，成为国立大学与考生的中介，在承担国立大学招生考试事务的同时，也隔断了大学与考生的直接接触，剥夺了大学的招生自主权。

第三，教会大学录取成绩标准更高，更严，坚持全优原则。教会大学录取新生时对考生的单科成绩都有具体要求，对英文的入学要求更高。国立大学1938年、1939年的录取标准都不算高，各门平均成绩只有三十多分，根据1938年的录取标准，英文或数学得零分者也有被录取的机会；1939年规定最低单科标准是国文、英文、数学均“非零分”，至于其他仍没有限制。在笔者所见的所有资料中，尚没有发现教会大学有录取单科考试为零分的考生的记载。战时学生居无定所，情绪不宁，学生上课时间减少，学校教学设备不够，学业训练不足，这些导致学生学业水平降低，如果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再提高录取标准，势必导致大多数青年不能升学，因此教育部统一招考是出于国家立场的考虑，为维持多数青年不失学，同时兼顾大学的招生质量，尽力保持大学程度不降低，厘定适当的录取标准。教会大学自主招考，就可以尽力维持一贯的质量标准。

第四，教会大学自主招考，学生皆入志愿学校，不存在志愿分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议和不满。投考教会大学的考生被录取即意味着进入自己的志愿学校，而参加国立大学统一招考比教会大学还多一道非常繁琐的程序，即考生录取后的分发工作。学生参加统一招考被录取却不一定能进入志愿学校，需要由统一招生委员会根据一定的分发原则进行分发。由于考生报考志愿过于集中，分发工作显得更为棘手。以1939年国立大学各学系第一志愿最多的人而言，中央大学航空系221人、机械系155人、土木系109人、电机系108人；西南联大航空系160人、机械系143人、土木系119人；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178人、铁道管理系179人；中央大学经济系183人、政治系141人；西南联大经济系131人；武汉大学经济系103人^[125]。这些学系的最大容量在20至70人，平均下来，2／3以上的学生不能被第一志愿录取，而这些学生的成绩又都非常优秀，由此可见分发的困难，也可以想象学生被分发或指派到他处的不满。

第五，教会大学新生毕业于教会中学的比例高，基督徒比例高。自主招考的教会大学可以按照学校的办学宗旨自行确定选拔人才的标准，反过来依此标准选拔的人才又有利于学校办学宗旨的实现。作为教会教育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机构，教会大学负担着教徒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教会中学毕业生一直是教会大学重要的生源，而招收教会中学毕业生也是教会大学保持宗教特色的有效途径。

国立大学统一招考也有其鲜明的优势。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可就近参加，且填报3个志愿，全国范围内统一录取，减轻考生压力，公平竞争，录取机会大大增加。国家组织统一招考的目的即是避免学生奔波赴考之苦，就近报名，且只参加一次考试，即可实现入大学深造之愿望，而且只要成绩好，就可分发在自己志愿的学校，“完全靠成绩竞争，广东的考生可以分发到陕西，重庆的考生也可以分发到昆明，这也就是统一招生的用意所在”^[126]。从国家提升教育质量的角度看，统一招考可以使国家按统一标准选拔出所有优秀生源，并合理分配于各院校中，“实现教育行政之预定目的，而增进教育效率”^[127]。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教会大学的招生院系除了与国立大学相同的文、理、法、商、工、农、医、教育8个院系外，还比国立大学招生多一个特殊的学院，即神学院（宗教学院）。晚清民国以降，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分化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受其影响，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也转向七科之学^[128]，教会大学早期以单一文科为主的招生模式相应演变为按不同学科专业招考。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规章明确大学分为文、理、法、医、农、工、商7科，同时规定师范教育由国家统筹管理，私立大学师资教育被严格限制。政府颁布的立案条例中，还要求教会大学原先所设神学科系一律与大学分离，单设神学院。从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看，只有华中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其他教会大学均未单独开设教育学院，但仍有设立教育学系者；而神学院虽名义上与大学分离，实质上仍由大学董事会统一管理，大学的年度报告中仍涉及神学院状况，只是在公开文件中将神学院与文、理等其他学院分列。因此，可以说教会大学的招生院系比国立大学还要多一个神学院。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齐鲁大学神学院、圣约翰大学神学院、辅仁大学司铎学院等都是教会大学专门培养高级神职人员的机构，其招生入学的资格和要求要高于普通本科一年级生，但多数采取申请免试入学的方式，且全程免费就读。即便如此，教会大学神学院的招生总是不如人意，一直处在青黄不接的招生境地，在令教会当局颇感无奈之时，也突显出神学在近代中国遭遇的文化尴尬。

统一招考和自主招考两种截然不同的招考方式之所以能共存于1938年至1940年这段历史时期，不仅与大学性质有关，也与这一时期国家、社会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均在组织抗战上，以战时匮乏的人力、物力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招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教会大学出色的办学成果也证明其人才培养模式有独特价值。自主招考是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首要环节，而当时国家组织统一招考仅是试行，在没有积累成熟的经验之前，不宜在所有大学立即推行，需要在积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正所谓“试考方法，容有未周，如何改进，已在教部研究计划之中。此后拟将省立各院校加入，并将进而举办，国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统一招生，拟逐渐全体的统一招生也”^[129]。另外，教会大学属私立大学性质，经费自筹，依法律规定享有自主权利，政府改革须依法进行，不能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

由国立大学开始并扩展至公立院校的统一招考是中国近代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萌芽，3年的统一招考在特殊时期既保证了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又使得众多考生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可就近参加大学招考，节省报考费用；但同时统一招考也带来许多问题：如考生志愿学校过度集中，大量学生难以入读心仪学校；志愿专业集中；各地教育水平不一，录取标准需不断修正，增加二次统分的工作；录取后的分发工作繁琐、问题集中，且容易引起学生不满。

国（公）立大学统一招考是中国这一时期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是国家统筹高等教育资源，促进高等教育效率的主要途径，在特殊的国难时期，保证了国家集中力量培养抗战救国的高等专门人才，具有统一性、公正性、规范性。以教会大学为代表的私立大学自主招考则继续保持了原有的招生风格，在统一招考之外，为不同考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大学招生考试统而不僵、多姿多彩的局面。

【注释】

[1]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2]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61页。

[3]刘广京：《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4]The Bishop Schereschewsky's Appeal for Funds to Establish a Missionary College in China，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5]F．L．H．Pott，Editorial，The St．John's Echo，January 1911，pp．1－2．

[6]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7]华西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页。

[8]文乃史：《东吴大学》，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9]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1996年，第29页。

[10]国家图书馆馆藏：《燕京大学章程（1920—1922）》。

[11]《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附章程、功课）》，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36～141页。

[12]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13]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4～65页。

[14]蔡元培：《欧战后之教育问题》，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69页。

[15]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关鸿、魏平主编：《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16]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申报》1934年1月19日。

[17]朱家骅：《国立中山大学筹备之经过和将来之希望（1927年4月1日）》，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250～251页。

[18]《燕京大学校组织大纲》，《燕京大学校刊》1928年9月14日。

[19]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20]H．R．S．Benjamin，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chools and Churches，1936，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21]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22]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23]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2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25]梅贻琦：《就职演说（1931年）》，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26]罗家伦：《道德的勇气》，关鸿、魏平主编：《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18页。

[27]朱家骅：《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1942年7月4日在中山大学同学会欢迎会致词）》，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282～283页。

[28]朱家骅：《别国立中山大学同学诸君书（1930年12月9日）》，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277页。

[29]《交通大学招生简章（1936年）》，《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1927—1949）》，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30]朱家骅：《对中央大学毕业学生训词》，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289～290页。

[31]林景润：《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二年度报告（1943年）》，福建省档案馆馆藏：福建协和大学档案，档案号5－1－89。

[32]《本校举行60周年纪念志盛》，《金陵大学校刊》1948年11月13日。

[33]卜舫济：《北京今昔观》，The St．John's Echo，November，1921，p．61。

[34]陈裕光：《赠本届毕业同学》，《金陵大学校刊》1942年6月29日。

[35]张荣芳：《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36]Report of St．John's University for the Year 1921 to 192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圣约翰大学档案Q243－183，第16页。

[37]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38]李瑚：《援庵先生的治学方法》，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辅仁往事（第二辑）》，2007年，第113页。

[39]梅贻琦：《就职演说（1931年）》，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40]叶恭绰：《我也来谈谈教育（1937）》，杨权、姜波：《开拓近代交通事业的文化人：叶恭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79页。

[41]文乃史：《东吴大学》，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42]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著，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43]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话别会之演说词》，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11～112页。(www.daowen.com)

[44]《燕京大学校组织大纲》，《燕京大学校刊》1928年9月14日。原文无标点。

[45]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46]《本学期首次周会陈校长主席并勖勉》，《金陵大学校刊》1948年9月30日。

[47]《吴雷川在燕京大学新校落成典礼上的致词（1929年10月1日）》，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210页。

[48]梅贻琦：《巡视考场时对记者的谈话（1934年）》，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49]朱家骅：《大学与大学的使命（1944年12月25日）》，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294页。

[50]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1932年11月25日）》，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151～152页。

[51]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9年，第71～72页。

[52]《文会馆志》，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1－662。原文无标点。

[53]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2007年，第1081页。

[54]（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Deans for 1930，Nov．8，193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55]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56]《之江教授建议大学采保送制》，《申报》1947年10月31日。

[57]《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节录）》，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11页。

[58]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59]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60]《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8～109页。

[61]《特定教育纲要》，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2页。

[62]《修正大学令（1917年9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8～169页。

[63]《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令（1924年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64]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65]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66]《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总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67]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68]《北京大学招考简章（民国八年）》，《申报》1919年4月28日。

[69]《北洋大学主试员来沪》，《申报》1920年7月28日。

[70]《天津北洋大学在沪招考纪》，《申报》1920年8月9日。

[71]《北大在沪招考纪》，《申报》1921年8月21日。

[72]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73]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17页。

[74]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5～406页。

[75]《教部规定各大学招生办法》，《申报》1933年5月22日。

[76]《教部指示清华录生原则》，《申报》1931年4月29日。

[77]Review Correlated Program，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1－10。

[78]《交大投考生之各项统计》，《申报》1930年8月15日。

[79]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1949）》，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1～172页。

[80]《交通大学1936年招生简章》，《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1927—1949）》，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81]《各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4～715页。

[82]《本年度私大与独院及公私立专校招生办法》，《申报》1940年6月6日。

[83]《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近讯》，《申报》1940年6月7日。

[84]《全国公立院校十区招生》，《申报》1942年5月11日、1942年5月12日。

[85]《国立各院校本届统一招生　教育部昨将办法公布　私立学校准自行招考》，《申报》1938年6月23日。

[86]《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1939年6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02～704。

[87]《教部本夏续办国立院校统一招生》，《申报》1939年6月27日。

[88]《全国公立院校十区招生》，《申报》1942年5月11日。

[89]《教部公布两种免试升入国立大学法》，《申报》1939年7月27日。

[90]《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下）》，《申报》1939年8月8日。

[91]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

[92]《（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国民党六中全会撰写的教育报告书（1939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93]《各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1940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4～715页。

[94]《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申报》1939年8月6日。

[95]《本届统一招生今日考试》，《申报》1939年8月7日。

[96]资料来源：《二十九年度（1940年）续办国立院校统一招生》，《申报》1940年4月25日；《公立院校统一招生教育部有重要补充》，《申报》，1940年7月22日。国立大学有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国立学院有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中正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北医学院、国立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女子师范学院、湘雅医学院。

[97]《燕京大学本科简章（1929—193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309－Folder4754－288。

[98]《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二）》，《申报》1939年12月12日。

[99]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七年度（1938年）。

[100]Yenching University Entrance Information Buletin For Foreign Students 1938，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309－Folder4755。

[101]《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二）》，《申报》1939年12月12日。

[102]《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三）》，《申报》1939年12月13日。

[103]《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三）》，《申报》1939年12月13日。

[104]《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五）》，《申报》1939年12月16日。

[105]《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七）》，《申报》1939年12月18日。

[106]《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下）》，《申报》1939年8月8日。各省及各国立中学保送学生、经教部核定者、计陕西中学6人、河南中学3人、四川中学29人、贵州中学20人、甘肃中学6人、东北中学13人、广西省29人、四川省103人、湖北省105人、江西省51人、甘肃省6人、贵州省4人、云南省26人。

[107]《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八）》，《申报》1939年12月20日。

[108]《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九）》，《申报》1939年12月21日。

[109]按教会大学的统计口径，本科一年级生包括一年级新生、一年级转学生、一年级老生（因教会大学采用学分制，因未修够升级学分数继续留在一年级的学生）和未分级的一年级跟读生，因为后三类学生所占比例相当小，所以可用一年级注册生数模糊代表一年级新生。

[110]（University of Shanghai）Annual Report of the Dean of Faculties 1938－193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0。

[111]山东省档案馆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1－537。数据不包括香港区考录人数。

[112]部分数据来源：《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上）》，《申报》1939年8月6日；《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中）》，《申报》1939年8月7日。

[113]部分数据来源：《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六）》，《申报》1939年12月17日。

[114]部分数据来源：《本届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录取5600余名》，《申报》1940年9月5日；《本届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共录取7424名》，《申报》1940年9月24日。

[115]部分数据来源：（University of Shanghai）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39-194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1。

[116]部分数据来源：New and Old Students（of Huachung University）for Fall Term 1938－193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

[117]《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十三）》，《申报》1939年12月25日。

[118]New and Old Students（of Huachung University）for Fall Term 1938－193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5－Folder3079。

[119]Enrollment Statistics of Soochow University 1939，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71－Folder4312。

[120]University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39－1940，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240－Folder3951。

[121]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122]（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The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1940－1941，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3。

[123]《统一招生香港考试情形》，《申报》1940年7月28日。

[124]《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五）》，《申报》1939年12月16日。原本设立15个考区，香港因人数众多，辰谿考区蓝田分处因成绩晚到，各单列一单位，共17个单位。

[125]《本届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概况（九）》，《申报》1939年12月21日。

[126]《教部高教司科长陈东原谈如何选择院系及学校（续五）》，《申报》1939年8月5日。

[127]《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下）》，《申报》1939年8月8日。

[128]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导论。

[129]《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概况（下）》，《申报》193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