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第三章已经探讨过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有其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是由教会大学、教会中学、各地教会组织等机构组成的，且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相对固定的运作模式。抗战期间，由于教会大学、中学四处迁移以避战乱，原有的招考组织体系受到破坏，教会大学只得一方面努力维持原有的招生渠道，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中扩充普通招生考试（即对外公开招考）的范围。其招生考试活动主要由教会大学依靠个体或联合的力量进行组织。

1．招考机构

国立大学原有自主招考的体系同教会大学一样因战争爆发而支离破碎，但与多数教会大学抗战初期困顿的招生情景相比，国立大学的招生考试却因政府参与并统一组织变得顺畅得多。1938年国立院校统一招考，因上海处于特殊战事中，故上海的国立院校均不参加统一招考，而由各校自行招考，同时还替后方院校招考新生；1939年尽管上海的情形仍比较困难，不过还是参与了统一招考，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国立院校全部纳入统考。为适应统一招考的需要，国民政府教育组织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统一招考机构体系。1938年即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全面的招生考试活动事宜，各地所设考区也设置相应的招生委员会。各大学招生机构积极配合处理有关招生考试的校内事务；同时还要组织学校关于转学生和特别生的招考。1940年，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依照修正教育部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成为教育部正式机构，主要目的是研究、规划并执行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事宜，其具体任务为：订定招生规章；规定命题、阅卷及取录标准；制定及颁发试题；复核考试成绩；决定及取录学生；研究招生改进事项以及教育部交议的有关招生事宜^[93]。

章程的制定与颁布，标志着招生委员会正式成为国家管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专门机构，是国民政府在总结公立院校统一招考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考试管理机构改革，是科举考试废除后再次由国家组织专门机构，统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先河，是国民政府为进一步组织全国所有专科以上学校招生考试所作的机构建设的准备。这也表明，组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曾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管理规划，只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没有实现而已。

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招生考试活动的组织机构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教会大学的招考组织体系是非官方的，而国立大学的招考机构是官方的。教会大学的招考组织体系是以教会大学为中心，由大学自行联系协作方，或者由大学和中学共同所属的教会组织进行协调，以自愿、平等的原则相互合作，教会大学起主导作用；国立大学统一招考则是由政府成立的招生机构进行组织、管理，带有强制性，大学内部招生机构只是协助统一招生委员会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第二，教会大学招考组织体系中各单位之间是一种松散联结，而国立大学统一招考组织体系则是严谨的、相对正式的行政机构。教会大学招考组织体系的松散联结决定了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体系中各单位都有充分的自由，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合作，不过任何中学若想以教会大学承认中学的身份与教会大学合作，则必须满足教会大学对中学的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质量要求。国立大学招考组织体系则完全由政府安排，设立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和各区招生委员会。国立大学的招考权利和招考任务都是由教育部赋予的。

2．招考学校与考点安排(www.daowen.com)

抗战爆发导致大批学校内迁，中国高等教育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重心从东部沿海转向西部内陆。1938年至1940年，国立大学统一招生的重心逐渐西移，教会大学的招生地域虽然比战前显著缩小，但仍然在东部广大的战区中树立起一面面民族高等教育的旗帜，成为战区爱国青年学子求学的希望之光。

1938年，国立各院校新生统一招考，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延平、永康等12处同时举行^[94]。1939年招考地点定为重庆、成都、南郑、昆明、贵阳、辰谿、桂林、延平、上海、兰州、泰和、永康、曲江、镇平等15区；参加统一招考的国立大学和学院共21所，其中国立大学13所，国立学院8所，分别为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暨南大学以及中正医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北医学院、贵阳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国立师范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95]。1940年公立院校统一招生共有41所大学和学院参加，其中国立大学和学院共28所（大学16所，学院12所），设立乐山、城固、昆明、贵阳、辰谿、南平、桂林、兰州、恩施、泰和、丽水、曲江、南阳、上海等16考区，以及合川、白沙、三台、武功、洋县、香港、铜仁、长沙、蓝田、所里、长汀、龙岩、永安、天水、均县、屯溪、洛阳、镇平等18分处^[96]。

统一招考地点的设置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招考地点的设置数量明显增多；二是招考地点的设置重心不断向西南、西北转移。招考地点增多意味着统一招考的规模扩大，参与的院校和考生数量增加，说明统一招考的影响越来越大，或者是政府推进统一招考的力度增大；重心转移则是受战事的发展影响，1938年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还可设立为招考地点，到1939年即因战事的发展受到影响。对国立大学而言，虽然没有了招生自主权，但参加统一招考却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招考地点，以往学校自主招考，只是依靠大学自身的能力在有限的几个城市如上海、广州、武汉、北平等进行招考，统一招考地点由12处增加到34处，使大学的招考地域成倍扩大，潜在生源也大量增加。

同时期教会大学招考地点则明显减少，战前多数教会大学都会在学校所在城市之外的其他生源较多的省市设置招考地点，战争中一度成为各教会大学招考地点的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致使教会大学的招考活动无法像原来一样正常开展。留守在战区的教会大学只能在学校所在地、上海租界区以及香港进行招考；内迁的教会大学则要在迁移地及其周围重新设立招考地点。教会大学的省外招考地点缩减为只有一至两处，而燕京大学一所学校在1929年单独招考时就曾在10个省份设立考点，具体有北平、太原、沈阳、哈尔滨、济南、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汉口、长沙等11处^[97]。

教会大学的招考地点数量无论就教会大学整体而言，还是就单所教会大学而言，都明显萎缩，使得教会大学的原有生源供应链条受到较大影响，这一特点在内迁教会大学的招生上更为突出。不过，在北平、天津、济南等国立大学统一招考的空白城市，教会大学能够以学校特殊的外国背景而在这些城市坚持办学、继续招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这一时期全国大学的招生格局，擎起战区民族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