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高等教育机构遭受重大损失，统筹高等教育资源、保存高等教育实力、培养战时急需人才、救济战区失学青年是大学招生应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思想主导下，维持大学招生水准、为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储备人才，成为抗战时期政府招生政策的长远目标。1937年教育部试行国立大学统一招考，1938年，教育部组织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1939年扩展为公立院校统一招生，1941年后因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国立大学又恢复自主招考，国家提倡各区大学以国立大学为主，实行区域内国立大学和学院联合招考。整个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经历了单独招考和统一招考并存→统一招考→多样化招考方式并存的发展变化过程；教会大学则仍旧是自主招生，只是囿于抗战时期的客观条件，在具体招考方式上既保持有原来的单独招考形式，也出现了新的教会大学间的自主联合招考方式。

1938年至1940年，国立大学的自主招生权严重受限，本科一年级新生招考全部由教育部设立的统一招生考试委员会负责。1940年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组织法规定成为正式组织，并通过了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赋予招生委员会订定招生规章、规定命题、阅卷及录取、制定颁发试题、复核考试成绩、决定取录学生，以及研究招生改进事项和教育部交议的其他招生事宜等权利和义务^[81]。教育部通过设立专门招生考试机构将国立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的招考收归政府，国立大学仅留有研究生和转学生的自主招考权利。

1940年，教育部除订定公立大学与独立学院统一招生办法外，对于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以及公私立专科学校招生也订定办法6项：

1．各校应将29年度（1940—1941学年度）上学期拟招新生名额及招生简章呈部核定；

2．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入学试验科目，应参照本年统一招生笔试课目编列；

3．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自29年度（1940—1941学年度）起不准再招收同等学力学生；

4．各校举行新生入学试验时，本部得派员监试；

5．各校办理招生事务完毕后，应将全部考生成绩列册连同各科试题报部备核；

6．各校新生入学试验试卷，必要时，本部得随时抽阅。^[82]

按照以上办法规定，教会大学自1940年起不准再招收同等学力学生，至1942年仍被禁止；但国立大学却可在遵循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招收数量占新生总数5%的同等学力学生：

1．同等学力学生录取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数额的5%；

2．报名同等学力学生，以28年（1939年）暑假前修满高中二年级学业，因战事关系未能修毕高中学业，在家自修之学生，缴验原肄业学校成绩单经审查合格者为限；

3．高级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学生，虽于28年（1939年）暑假前修满二年级学业者，亦不得以同等学力投考。^[83]

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一样，积极遵循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招生政策，开设战时急需专业，培养战时急需人才；积极扩充新生、转学生及借读生名额，处在后方的教会大学除扩招名额外，也全力接收战区失学青年；教会大学还积极配合国立大学统一招生，接收教育部分发的经统考录取的学生；充分发挥教会大学的英语优势，与政府合作办理英语专修科，培养抗战急需的翻译人才；华中大学还设立大学先修班，以弥补战时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的不足，尽力保持大学招生水准。(www.daowen.com)

不过，国民政府对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招考方式的规定却显著不同。教会大学可自主招考，国立大学却必须参加统一招考。这是因为战时环境特殊，国民政府无力顾及所有私立大学；而一些教会大学身处战区，在战争初期反而可借其外国背景在战区暂时维持正常教学。因此，政府只能以有限的精力沿着从国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再到所有大学的路径逐步推广其统一招生考试政策。国立大学中，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所国立大学1937年试行联合招考，1938年至1940年国立大学均参加由教育部组织的统一招生考试。

按照教育部的政策规定，教会大学可采用的招生方式有自主单独招生、自主联合招生、委托招生，这些均是大学自主前提下的具体招生方式；国立大学是国家统一招生、联合招生和委托招生，1938年—1940年间的统一招生由政府统一组织，大学无自主招生权。另外，除以考试方式招收学生外，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均可采用成绩审查的方式招收学生，以尽量给予考生便利，弥补考试录取过于单一的状况：

各院校除考试外，并得采用成绩审查办法。优良高中成绩优秀之毕业生，经各校汇审合格者，得通知其来校参加复试。成绩较次者，取为试读生，或授以补习课程。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暨公私立专科学校三十一年度（1942年）招生，该部规定亦应体念交通情形，尽量予考生以便利。招生方式除本校招生外，亦得采用上述办法。^[84]

1．教会大学的单招与联招

由于教会大学在抗战爆发后分处各地，有内迁到西南内陆的，有处在战区的，有处在上海孤岛中的，还有迁至香港的，各校面临的具体环境差异显著。在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之时，各校大多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招生，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虽处沦陷的北平，其教学管理时时受到日伪的监视，但学校依然尽力秉行国民政府的招生政策，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确立招生标准，积极扩充学校条件，增加招生数量，使沦陷区青年能够接受爱国的高等教育。1939年震旦大学招收医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各系男女新生及插班生，为满足学生需求，法学院还专门招收未学过法文的一年级新生，并为愿入理工或医学院者设立法文特别补习班；东吴大学文、理、法各院和沪江大学文、理、商各院均招收一年级新生及部分高年级转学生；多所教会大学同在上海招生，报名及考试日期均自主确定，各不相同，考试内容与录取标准更是由各校自行决定。

内迁至成都华西坝的四所教会大学在校舍、师资、仪器互通有无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实行联合招生考试（1942年燕京大学加入），统一组织招考活动，方便考生报考，提高考试效率，并有效维护华西坝教会大学区的日常教学和管理秩序。联合招考是抗战时期教会大学出现的新的招考方式，是教会大学在客观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华西坝教会大学的联合招考自193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

教会大学采取单独招考或联合招考方式是由教会大学自主决定的，不是政府的强制规定。单独招考和联合招考均属于教会大学自主招考的具体方式，报考手续、命题及考试活动的组织、录取标准都由学校自主确定。即使是实行联合招考的几所教会大学，其联合也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各校只是将报考日期集中在一起，以方便考生；考试科目虽基本一致，但试题内容并不相同；且各校的考生试卷由各校自行评阅，录取标准也不一致。

2．国立大学的统招与联招

与教会大学不同的是，自1938年开始，国立大学都必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一年级新生统一招考。1941年，由于战事紧张带来客观困难以及统一招考中出现诸多问题，教育部决定暂停公立院校统一招考，1942年又出台分区联合招考办法。1938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主要内容有：一是规定各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除上海各院校外，均参加统一招生。二是成立统一招考组织机构。由教育部各司司长、高等教育司主管科长、部聘大学校长及教授组成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规划并执行统一招生各事宜，如确定考试科目、命题标准及录取标准，各招生处成立当地招生委员会，聘定命题委员，依照部定标准命题，聘定阅卷委员，分科阅卷，并将成绩寄送教育部。三是确定当年统一招考在武昌、长沙等11处举行，必要时设分处。四是规定录取学生的分发标准以第一志愿为依据。五是会考成绩优秀在前15%者，可免试分发，同等学力考生录取比例不超过10%等等^[85]。1939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与1938年相比，除招考地点扩大至重庆、成都、上海等15区^[86]，还有5处不同：①1939年考试题目由教育部统一拟定颁发；②分发学生，除仍以志愿及成绩为分发标准外，优先依考试区域及附近学校分发，如该区各校额满或无投考志愿科系时，由教育部指派学校；③未经录取之学生，如成绩不至过低者，由教育部录取入大学先修班；④免试升学学生，仅限于本届中学毕业会考及格学生，由各省教育厅保送成绩优秀前列者10%，各国立中学及未举行会考省份，均不得援例保送；⑤招收同等学力学生，不得超过各区录取学生总人数的10%，并应以每区录取学生总名次前半者为限^[87]。

1941年不再举行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考试，1942年，教育部为谋学校及考生便利，推出划区联合招考办法，将全国公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划分为10区，指定区内各公立院校联合招考，并指定区内一所大学或学院召集学校：重庆区指定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成都区指定四川大学，昆明区指定西南联合大学，贵阳区指定浙江大学，西北区指定西北大学，粤桂区指定中山大学，浙赣区指定中正大学，福建区指定厦门大学，湖南区指定湖南大学，湖北区指定湖北省立教育学院^[88]。举办联合招生的各区，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有关考试、命题、阅卷事宜由教育部规定，各区自行办理。由于1938年统一招考结束后，教育部为救济失学青年，设立大学选修班，招收统考成绩稍次者入读，准许一年学习期满后免试入大学，所以，自1939年开始，除统一考试录取新生外，教育部还公布两种免试升入国立大学法，其一即是各大学先修班修业期满、品行优良、体格强健、学业成绩最优、名列前25%者可保送免试升学；其二是会考成绩优秀，名列前10%者可保送免试升学，两类学生均由统一招生委员会按其志愿分发^[89]。

1938年国立大学招考还有一种新方式，即由教育部委托上海的国立院校在上海代为招考志愿进入后方大学就读的学生。当年上海的国立院校因战事紧张没有参加教育部组织的统一招考，考虑到上海的高中毕业生必定有许多想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后方读大学，教育部制定上海国立各院校代招后方国立院校新生办法，令国立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上海医学院在自行招考新生时代招后方国立院校新生。国立交通大学代招理、工、农三学院一年级新生，暨南大学代招文、法、教育、商四学院一年级新生，上海医学院代招医学院一年级新生，学生被录取入后方国立各院校者，一概免收学费^[90]。

1939年和1940年上海各院校均参加统一招考，但由于上海在战争时期的特殊状况，教育部规定上海的学生可报考位于后方的大学，但后方的学生不得报考上海的国立院校。

抗战时期是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政策差异显著的时期，这缘于特殊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对大学的综合影响。国难当头，国立大学理所当然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实践场，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并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支撑起高等专门人才培养的大局。教会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作为国立大学统一招考的有益补充，则依然能够以较为自由的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