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是近代大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特殊的管理者群体，他们以先进的教育思想、卓越的办学理念和艰辛的教育实践为近代中国树立起一座座新式高等教育的丰碑。在大学享有较高自主权的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向，而大学校长的人才观对大学选拔新生的教育活动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的校长，无论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还是较为著名的私立大学的校长，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接受欧美高等教育的经历。他们自身的教育经历，再加上欧美大学通识教育、精英教育的理念或思潮，使他们对人才的标准形成许多共识，如德才兼备、中西会通等人才标准，但看似相同的人才标准在实质上和实践中都存在差异。

第一，关于人才的品行标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都认为人才的首要标准是具有高尚的品格，但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校长对品格的实质内涵理解不同。国立大学校长所谓的品格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需求对德行的认识和重塑。德，为学之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伊始，就劝勉学生砥砺德行，“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24]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品格阐释为包括知、情、志三方面的整个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25]。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阐述道德勇气的修养时，也是引用《孟子》中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论述作为最好的说明，并认为道德勇气的养成标准便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暗示在危难的中国，优秀的人才必须经过道德上临危的训练^[26]。“三民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建国精神，成为国立大学人才品行评价标准中的新元素，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一直将广州中山大学视为“党”的大学^[27]，对学生品行评价的重要标准是对“党”忠诚^[28]，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要特别深刻，并且对奉行三民主义特别有热情。1936年交通大学招生简章中也明确列出考生的入学资格为“确能遵守校规，服从中国国民党党义”^[29]。在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的1939年，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特别对毕业生提出，“要崇尚气节”，以古人“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勉励学生，不要因为贪恋钱财、官位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不惜去做汉奸，从而丧失中国民族思想中最可珍贵的东西^[30]。

教会大学所提倡的品格是基于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品行标准相结合。教会大学对人才品格之高要求不亚于国立大学，缘于教会学校一贯强调品行的教育传统。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中均提出，要以“博爱、牺牲和服务的精神”，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品格。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讲道：“人格修养，以建立中心信仰为首要，而社会风俗之隆污，以及国族之纷协或仇结，皆赖于宗教问题之认识与了解……本校本信仰自由之旨，提倡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之精神，推进人格教育，已三十年如一日。”^[31]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也曾讲道：“教育二字，包含二种意思，一为教导学识，一为陶养品格。二者并生，不可或缺。若仅有学问，而无人格，则于事于人，无所裨益。故本校除启发知识外，亦常以琢磨品性，阐明宗教伦理为职志。”^[32]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一次演讲中说：“品格实为万事之根本，所贵乎真教育者，非聪明、非知识，而为品格。是故，耶稣基督之言曰，吾人必求所以达天国之道，求所以得义气。”^[33]当然，教会大学也注重在中国传统道德元素和三民主义的精神中融入对学生的品行要求。东吴大学的校训“法古今完人”（Unto a Full Grown Man）传递出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格完善之学生的目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等教会大学的立案申请资料中，明确学校的办学宗旨有“培养高尚品格”之内容。金陵大学“诚、真、勤、仁”的校训无疑也是对人才所具有的高尚品格的鲜明写照。1942年，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对毕业生的赠言中对他们在抗战时期应有的高尚品格作了具体的阐释：“当此国家民族危岌存亡之际，诸君入社会，应严是非之辩，明取舍之义，不为名利所动，勉为不挠不屈之大丈夫。”^[34]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理想中的人才标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品行、体格和学识，其中品行是第一位的。1941年5月他发表《官书与私书》学术讲演时，提到“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同年6月为《辅仁年刊》题词时又强调“品行第一”、“身体第二”、“学问第三”^[35]。

第二，关于人才的学术标准。实行通才教育，培养文理兼修、通专结合的人才是近代大学众多大学校长教育思想的核心。教会大学在建校之初就完整承袭了欧美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要培养文理兼修的领袖精英。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提倡“通过英语提供文理通才教育”^[36]。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提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伟闳专才是大学的两大使命”^[37]。其中“闳专”两字便指出其人才观的基本内涵，既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知识储备，又要专精一隅。在通识与专精的关系上，讲求通专结合，以通识为基础，以专精为提升。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曾专门论述过博与专的关系：“只博不专，难于成功；只约不博，难于贯通。要先博后专，或先博后约，使学识成为金字塔形。”^[38](www.daowen.com)

国立大学对人才的学术标准各校不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任校长都主张通才教育，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著名的“五育说”。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通识与专识对人生的功用各不相同：“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39]北洋大学则倾向于学生专学精进，主张因学生兴趣及所长，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交通大学创始人叶恭绰1920年首倡建立交通大学，培养交通路政专门人才；1937年建议高等教育应适应国情需要，注重各种专才之供给，并提倡多设矿冶、机械、农艺、银行、保险、药学、艺术等各种专科学校，培养专才^[40]。从国家有关大学的法规看，对培养通才还是专才也有争议，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教育部颁发《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中，又规定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政府法规的变化以及国立大学校长频繁变动无疑造成大学对人才学术标准的左右摇摆。

第三，关于人才的体格标准。“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是传统的西方观念，经常锻炼能使身体充满活力，有益于身体健康和思想敏锐^[41]。重视学生的体格，重视大学的体育活动是欧美大学的传统特色。教会大学建立伊始，就将欧美大学的这一传统带至中国，并发扬光大。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多次提到，人的品行是第一位的，身体是第二位的，学识只能排在第三位。不过，欧美大学对学生体格，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这与中国传统教育中仅仅以才取人的单一标准或德才并重的选拔要求相比有巨大突破。从中国传统来讲，书生不重视体育锻炼，不参加劳动，“文弱书生”已经成为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往往造成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42]。尽管“德、智、体”的三育理念早已被引入中国，蔡元培也曾极力宣传体育对于造就完全人格之重要性，但体育在国立大学的实践中推行得并不彻底。1920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之前，还对学生赠言，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原望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43]

以上是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有部分共识的三项人才标准，即德行、学识、体格，除此之外，教会大学对人才的标准还有群、力（或称“能”）两方面。所谓群，是指优秀的人才应能够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所谓力，是指理想的人才应具备各种能力，如较强的认知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服务社会的能力等。燕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4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新职员就职宣誓词中，要“誓以至诚戮力同心，共谋增进同学之自治能力，及智、德、体、群之充分发展”^[45]。陈裕光也常以“德、智、体、群”四育勉励学生，“入学不仅求知，必须四育兼备，方能完成完人教育”^[46]。

对比而言，国立大学的人才标准更具传统色彩，更中国化，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突出强调“党”化人格；教会大学的人才标准中西结合，同时具有国际化和宗教色彩，力求招收并培养出社会精英青年，既具有基督教品性的人格、广博通达的知识视野、健康的体格，还要有服务社会和国家的能力。正如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在解释将燕大校训作为训育学生的标准时所说：“自由之义，可以孔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语诠译之；智仁勇即真理，养成智仁勇以至不惑不忧不惧，即所谓因真理得自由。故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者，换言之即具有智仁勇三达德以成就救人救世之事业。”^[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