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转学生招考研究结果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转学生招考研究结果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转学生制度最早在教会大学间通行。转学生考试不仅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是一种常态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招生考试中。本节只考察向内流动的转学生,即从公立大学、教会大学或其他私立大学转入教会大学的转学生招考程序。2.转学生的入学资格在教会大学招考的所有类型考生中,转学生的入学资格界定得最为简洁、明晰。早期转学生入学资格相对宽松,并不要求必须是已立案大学肄业。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转学生招考研究结果

教会大学每年2到3次,甚至多次的招生考试,除了招收本科一年级新生外,还会涉及一个自由流动的考生群体——二、三年级转学生(又称插班生或编级生)。转学生制度最早在教会大学间通行。转学生考试不仅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是一种常态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招生考试中。学生可以在同类大学中相互流动,也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大学间自由转学,既可从国立大学转到私立大学,也可从私立大学转到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转学生大部分是由教会大学或其他私立大学转入,由公立大学(国立、省立大学)转入的学生非常少。

在教会大学的普通招考中,转学生占有相当比例,其招考要求与其他类型考生有所区别,是教会大学多样化考生类型中的重要一类。按照转学生流动的方向,可分为向外流动的转学生(转出生)和向内流动的转学生(转入生)。本节只考察向内流动的转学生,即从公立大学、教会大学或其他私立大学转入教会大学的转学生招考程序。

1.转学生招考的普遍性

按照欧美大学教学管理制度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自然承袭了欧美大学招考转学生的制度。在欧美大学中,学生可依据自身兴趣和客观因素的转变较为自由地更改院系和转换学校。基于尊重学生求学意愿和学术兴趣而逐渐形成的转学机制使得校际间的学生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美国求学时,就曾于1893年秋季经他的老师丹尼尔先生介绍,由美国南部著名的私立教会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特乡的潘陶普斯学校(Pantops Academy at Charlottesville)转学到具有崇高声誉的汉普登—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插班读二年级,毕业时获得了艺术学和文学学士学位[40]胡适1910年留学美国时先是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一年后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赴美留学时也是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又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多数都具有欧美大学教育的背景,许多办学者自身都有转学经历,这使得教会大学自办学之初就存在招考转学生的潜在可能。

从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的办学现状而言,学生学术兴趣的转变、家庭移居和政治动荡等原因,也造成大学在校学生的转学现象。1944年暑期,燕京大学共录取新生109人,其中一年级本科生55人,转学生(插班生)达54人,多是由沦陷区或外校转学而来[41]。教会大学的学生家长职业多分布于商界、政界、宗教界、学界,受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时局的动荡影响以及教会传教工作的安排,上述职业皆属于流动性较强的职业类型。家长职业的变动、家庭居住地的变迁都可能造成学生转学,还有些学生转学是因学业、操行或其他政治因素而被教会大学勒令退学或劝退。教会大学招收学生一向注重品行和学业,且向来主张教会所办学校不与政治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当一些教会大学的学生因参加政治性明显的学生运动而与学校一贯坚持的原则严重冲突时,学生就面临被勒令退学的选择。费孝通先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无法在东吴大学继续读书,由教师推荐转学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42]。教会大学的学生在入学后面临学业的严格要求,已经入学的学生在校期间每年都有一些因学业或操行成绩不合格被学校劝退或勒令退学,另有一些学生因各种主客观因素休学、退学,造成一年级以上各年级学额形成空缺,招考转学生可适当弥补缺额。

教会大学承袭的欧美大学招考制度中原本就有招考转学生的设计,再加上办学实际中出现学额的空缺,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为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教会大学招考转学生遂成常规机制。招考转学生一般限制在大学二、三年级,因为教会大学出于保证毕业生质量和维护学校教育声誉考虑,要求转学生必须在本校学习两年以上才有可能获得本校的毕业证书和(或)学位证书。特殊时期,教会大学也会招收一年级下学期转学生。抗战期间华中大学深居云南腹地,从当地招收的许多中学生因缺少充分的学习准备和相应的学术训练,无法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在本科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即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各种理由退学或转学,学校为此制定的招生策略中将招考转学生的范围扩展到一年级下学期,以弥补学生的流失。

2.转学生的入学资格

在教会大学招考的所有类型考生中,转学生的入学资格界定得最为简洁、明晰。早期转学生入学资格相对宽松,并不要求必须是已立案大学肄业。有无专门的转学生入学考试也是依各校具体情况而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规定:转学生入学资格须在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肄业一年以上,经学校审核和考试通过方可,初转入的学生不编级,转入一学期后视成绩而定[43]。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对福建协和大学的转学生一律免试入学,但入学后要参加英文和智力测验考试,以便编入适当的班级[44]。20世纪30年代,各教会大学对转学生的入学资格多按照教育部规定,统一界定为在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肄业一年以上,经入学试验及格者。

转学生转入新校继续求学还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学分互认。最关键的是,转入后的学校对转学生在前校肄业期间所修学分是否认可或如何认可的问题。大多数教会大学的规定是对转学生已修学分持认可态度,但认可的多少则各校规定不同,有的大学全部认可,有的部分认可,还有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部分认可。燕京大学早期对福建协和大学转学生的学分是全部认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规定,转学生在原校所得学分,要经学校招生委员会认可后按本校计算方法核算[45]。还有的教会大学规定,学分获得承认的科目免于入学考试;学分不获承认的科目须在入学考试中加考该科。1934年燕京大学教务处招生课对编级生(转学生)的学分承认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①编级生前校学分,应以前校与该校各学年应修学分数目互相比例为承认标准(该校一二年级学生均应修36学分,如一年级成绩优良二年可多修,但不得过4学分);②编级生前校课程,该校至多承认76学分(该校毕业须修满136学分);③编级生前校所得中英文学分之承认与否,须按其在该校中英文入学试验结果定之;④编级生前校所读课程,凡在该校重读者,其前校所得之学分,即归无效;⑤编级生前校未读毕之学科,其已读科之学分,须俟其在该校续读该学科完毕后,方得承认;⑥暑期学校所读学分,可用以补足各学期修业之欠缺,而不得用以缩短大学本科修业八学期之限度;⑦编级生前校所读主修课目,能否用为满足该校主修学系之修业条件,应由各该学系主任酌定;⑧编级生之该校编级,应以该校所承认之学分数目为标准,而不按其前校年级为标准;⑨编级生不得编入该校四年级,并至少须在该校修业四学期修满60学分,方得自该校毕业云。[46]

3.转学生报考手续

转学生报考手续按普通报名投考的要求办理,基本程序与本科一年级新生相同,也是经过索取报名书,填交报名书、毕业证书、相片、报名费、成绩表等手续。与一年级新生报考不同的是,转学生还必须提交由正在肄业的大学所开具的转学证明和大学肄业成绩单。燕京大学早期规定,由其他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的插班生必须按照以下办法:

(一)将中学及预科证书及所用之课程呈本校教务处考核;

(二)自何学校转学则须有该学校校长发予修业证书详列品学成绩;

(三)欲插班者须经特别考试合格。[47]

齐鲁大学规定转学生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高中毕业证书、介绍信或转学证书或大学修业证书、大学修业成绩单、体格检验证书、相片等。1934年度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招生简章中规定:“凡在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修业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愿转入本校者,须先将高中毕业证书,大学修业证书及学科详细成绩表与介绍信,检验体格证书,最近四寸半身像片两张,及报名费银两圆于秋季开学前一月挂号寄交本校注册课。”[48]

所谓介绍信、转学证书和大学修业证书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都是由转学生原来所在学校开具的用以证明转学生基本情况的书面材料。如1931年华北神道院学生蔡××的转校证书:

转校证书

学员蔡××年二十四岁系山西河津县人 在敝院正科肄业壹年成绩颇佳兹欲转入贵校肄业特发给证书以凭转校此证

华北神道院院长赫士

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给[49]

转学时要求转学生至少在大学内修业一年,且成绩优良,转学生须提供其在大学的学科详细成绩单,以便学校审核学生的基本学习状况。

1931年华北神道院学生蔡××的大学成绩单

蔡××成绩(www.daowen.com)

哲学90 是非学68 旧约史88 论理学75 耶稣实录79

基督大纲91 使徒历史70 地理85 儒教哲学70 国文78

旧约神学93 歌罗西89 心理学76[50]

以上转学证明和大学成绩单是由转学生之前所在学校开具的,燕京大学的转学生制度规定,转学生既可直接使用燕京大学的转学生报名书,又可由之前所在学校单独开具证明[51]。燕京大学有专门印制的转学生报名书,其中各项内容俱全,包括转学证明书、大学肄业成绩表以及个人履历表等等。

4.转学生的入学考试科目

转学生招考由各校自行组织,单独招考。不同教会大学和同一教会大学在不同时期对转学生的考试规定不同。有的教会大学招考转学生,不需要入学考试,只须参加编级试验;有的教会大学则将转学生入学考试和编级考试分别进行,即转学生须先参加统一的入学考试,录取后再参加编级试验,以确定转学生适合插入的班级。1928年福建协和大学关于插班试验的规定是:

由专门学校转学者——凡由各专门学校得有优等成绩而欲转学本校者,须由其原校具正式转学书及该生在校所习各科之详细成绩,咨送本校,于举行入学试验后,得举行转学试验,即将其在原校所习各科再行复试。

由其他著名大学转学者——转学者须由其原校具正式转学书并详细修学成绩咨送本校,经审查合格即与免考转学,但成绩庸劣之学分本校得不承认之。[52]

1934学年度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转学生要在开学前到校接受编级试验,试验科目为国文、英文及主修科数种。如果学生转学时某课程在转学后一年内考试时列为不及格或劣等,则该项转学学时、学分即被注销。转学生在本校文学院或理学院肄业至少达二年方可得本校学位[53]

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的教会大学在招考本科一年级新生时都是采取联合招考的形式,但招考转学生依然是各校单独行动,每年招考与否,招考日期定在何时、设置哪些考试科目都由各校自主决定。即使同一所教会大学,在不同年份,其转学生入学考试科目也有较大变化。

1945年成都华西坝5所教会大学关于转学生的报考,各校办法不一。

金大之转学考生须经过普通考试,其考试科目与各院新生同,但如前校成绩优良,经审查合格,得准单考国、英、数三科,录取后再定编级试验。金女大转学考生,文科各系者须考国、英、数、史地;理科各系者须考国、英、数、理化,成绩合格后,须再受其主修科目试验。齐大、华大、燕大三校另举行转学生考试,只在成都区办理。[54]

与本科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科目的变化趋势相似,教会大学转学生的入学考试科目也呈现出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前,须参加普通入学考试的转学生考试科目与其他所有新生入学考试科目一致,大致分为国文、英文、数学等通识科目,专业课目多以文、理两大类划分,如文科考中外史地,理科考化学、生物等。随着大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转学生入学考试中的专业科目逐渐细化到各个不同学系和专业方向,标志着对转学生的要求更细化、更专业化。20世纪40年代的考试科目更明显体现出这一趋势。燕京大学转学生最早是免试入学后进行英文和智力测验两科的编级考试,后来入学考试科目调整为国文、英文和智力测验3科公共必考科目,编级考试科目是以学院为单位划分的主修科目。1934年燕京大学教务处招生课议定,凡编级生入学试验最低限度以英文、国文须全及格,并在前校成绩至少须于中等以上,方准入学[55]。抗战后多数教会大学将编级试验与入学考试融为一体,转学生只参加入学考试,不再有单独的编级试验,根据入学考试的成绩编入适当的班级。1945年燕京大学进行转学生考试科目改革后规定,“凡经入学考试及格后,不再举行编级考试”[56]。入学考试和编级考试科目统合到一起;同时,不仅公共必考科目按院系划分,加试科目更是细化到每一学系,反映出对转学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要求不断提高(见表3-5)。

表3-5 燕京大学1945年转学生入学考试科目一览表

资料来源:《燕大秋季招生考试科目增加》,《燕京新闻(成都版)》1945年5月23日。

5.转学生录取状况

转学生虽是教会大学常规招考的学生类型之一,但各校每年招考转学生的绝对数量及其占录取新生的比例很不一致,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转学生的招收数量要以学校空余的学额为准;二是教会大学为保证转学生质量,会按照本校的学生平均水平对转学生进行较为严格的考核。1925年燕京大学提高转学生录取标准,当年秋季学期燕京大学收取的转学生数量只有18人,一学年结束时也没有超过这个数[57];但1929年—1932年的招考数据显示,每年转学生入学人数保持在40人左右,约占入学新生总数的12%[58]。1941年齐鲁大学第一次招考录取的94名新生中只有1名转学生,第二次招考录取的50人中有转学生3人[59]。总体而言,转学生在教会大学新生中占有一定规模,是不可忽视的一类学生群体。1944年春季学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注册学生总数为299人,其中从其他大学转学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有49人,占学生总数的16.4%;1945年秋季学期有转学生46人,占注册学生总数(348人)的13.2%。

6.招考转学生的作用和影响

转学生是大学生中的流动群体,带动了校际间学术思想、学习态度和方法等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是尊重学生学习意愿,保障学生平等享有各种教育资源的基本体现。学生的自由流动践行教育公平的原则,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有利于发挥学生主体的积极性,活跃思想,促进创新。在抗战爆发的特殊时期,许多大学在校学生在母校身处战区无法继续开课之时,都是通过转学他校的方式完成学业,业已存在并且运行相对成熟的转学生招考机制在教会大学应对特殊情况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使学校的教学管理事务有章可循,有例可依,教学秩序相对平稳。妥善运行的转学机制使众多学生能在其他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不至受到更大的破坏,保障了基本的人才培养质量。1939年,燕京大学陆续有学生转往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校注册课都以同情的态度,积极帮助学生,将要求转学的学生成绩单直接寄往有关机关,甚至连校长司徒雷登都亲自帮助学生解决转学过程中的困难。

1939年7月转学西南联大的几位燕京同学到达昆明时,已是8月中旬,西南联大转学期已过。正当学生们万分焦急之际,没想到司徒雷登不远千里来到昆明,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联系。结果,所有燕京同学一律凭转学证明及成绩单转入联大。[60]

在近代中国,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时局的动荡不定,学生的求学生涯多历经波折,能够一帆风顺地在一所学校接受四年的大学教育对许多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学生学习兴趣的转变,以转学方式寻找更适合自己学业发展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平台是学生应享有的基本选择权。大学之间的共识与默契合作,使转学招考成为常态管理模式,在尊重学生权利的同时,又可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大学对自身教育质量充满自信的表现。转学生招考为学生在不同院校间相互流动提供了公开且较为公正的渠道。转学生是作为考生的一类列入大学的招生简章中的,虽然与一年级新生招考相比,在报考资格和考试内容上有所差别,但报名手续、考试安排等方面一律与一年级新生招考相同,显示出转学生考试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中的常态化管理。

对学生来讲,转学生招考制度意味着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优秀教育资源。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学生作为付账的“消费者”,有权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当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被学生普遍认可时,插班生考试制度更可以引发学生对自己受教育过程的理性思考,从而对自己的教育投资负责,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过程中。通过校际间的流动,感受不同学校的教学风格和文化传统,还有助于学生的自我教育和成长。学生选择校际流动的行为,又能带动大学间的积极竞争。对教会大学来讲,招考转学生,使招考对象不再限定在高中毕业生,而是将范围扩大到大学在校生。允许学生在校际间流动,是关注学生利益诉求,以学生为本的直接表现;同时又可使近代大学因学生休学、退学等原因造成的闲置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教会大学对转学生采取学分认可、入学考试和编级考试互相补充的招考模式,在尊重学生已有学习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入学考试维持本校的招生标准,通过编级考试客观评价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学习能力,本着对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定学生应转入的院系和班级。学有余力者可跳级跟读,学习困难者则降级插班,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不以统一进度限制学生的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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