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为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教会大学虽带有一定的外国和宗教色彩，但教会本身所带有的慈善性质和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也使教会大学和差会当局对这场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义愤填膺。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到反对侵略者的立场上，以自己所理解和认同的方式尽可能地作贡献。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给战乱中的中国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接受高等教育，为苦难的中国培养更多急需的人才，为中国保存高等教育命脉。

沦陷区的北平、天津和上海分布着多所教会大学。北平两所教会大学分别是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坚持到1941年12月）；上海是由圣约翰、沪江、之江、东吴四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另外还有天主教震旦大学；天津则只有天主教的工商大学一所。教育部希望辅仁等大学能利用学校的国际关系，维持现状，“培养爱国青年，延续民族教育”，并“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教育团体，在敌伪统治区内，共同遵守三项原则：（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106]。就近迁校的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没有离开福建省，成为战时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岭南大学则是在香港和广东两地继续办学。西迁的教会大学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成都华西坝，先是有4所教会大学，后燕京大学加入，成为5所；另一个是云南喜洲，仅华中大学1所。各校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但具体环境和学校办学状况则差异显著，因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都因时、因地、因校地制定了有共性也有个别特色的招生考试策略。

1．因时招考

选拔优秀青年，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为延续民族教育储备人才，是抗战期间教会大学遵行的主要招生策略。除了秉持原有基础学科招生的高质量标准，教会大学本着自身的教学特色和社会实际需求，设立各种专修科和培训班，并与国民政府积极合作，培养战时急需人才。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号召处在后方的大学扩大招生，以解决流亡学生的入学问题，华西协合大学积极响应，扩大招生，其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加上其他学校的学生，华西校园内容纳了超过原有容量5倍的学生，因此显得格外拥挤^[107]。

1942年，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校遵照教育部令，合办英语专修科，学制2年，目的在训练英语专门人才，毕业后能担任文书及翻译工作。招生要求是男女兼可，但必须是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同等学校亦可）毕业经会考及格或准予升学者；在大学修业一年以上英文程度优良者可投考插班生。考试科目为国文、史地、数学、公民、英文作文及翻译、英文六科。招生名额包括新生及插班生共30名。来自战区的学生，如果经济来源断绝，可由专修科负责代为向教育部请领膳食及特种贷金，其他战区或非战区的学生，如家境清寒，品学优良，也可以由专修科代为向成都学生救济委员会请求救济^[108]。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对日参战后，大批美军进入中国与缅甸交界的滇缅战场作战，美国援助中国的空军作战部队到中国作战以及其他大量的国际事务都需要英语文书及翻译人员。教会大学的英语教学水平历来最受认可，由教会大学培养英语人才是顺理成章之事，也反映出抗战时期教会大学与政府的积极合作。

针对战时中等教育程度不足的普遍现象，以及救济流亡青年失学的现状，华中大学设立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年的预备学习，以尽力维持大学原有的招生标准。

2．因地招考

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在上海短暂维持，后于1938年西迁。东吴、之江、圣约翰和沪江四所大学则继续留在租界内的慈淑大楼合作办学，建立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The Associated Christian Colleges in Shanghai），成立联合董事会，负责各校间教学管理事务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上海的教育环境骤然发生恶劣的变化。东吴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为了维护祖国的文化，为了缓解沦陷区失学的苦闷，同时也为了一些本身的生活问题，与之江大学留沪的一部分教授联合起来，办了一所华东大学，包括文、理、工、商、教育五学院。为了避免日寇的注意力，更为了避免“文化汉奸”的臭名，华东大学不肯向敌伪教育登记，得一些所谓“保障”。招生时，没有登过报，也没有贴过广告，只凭着人与人之间互相传达出去，而报考的青年却非常踊跃，一方面透示出沦陷区青年求知欲的高涨，一方面也表示了教育坚贞不拔的气节^[109]。(www.daowen.com)

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按照事先与华西协合大学商议确定的方案，陆续迁往华西协合大学在四川成都华西坝的校址所在地，复校开课。四校共处一地，内迁各校的设施也不能尽数转往成都，教育资源倍感紧张，四校遂联合各校资源，共同办学。各大学的教学秩序平稳之后，内迁各校因随迁学生数量有限，且碍于战乱期间，全国交通极为困难，都拟在当地招考新生。鉴于四大学联合在一处办学的现状，华西坝四教会大学于1939年开始联合招考：“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协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以故虽分四校，实合作为一，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于授课时间规律招生考试各问题；同样亦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生误导事宜。”^[110]

燕京大学在北平办学时基本都是暑期招考，1942年在成都复校后，鉴于四川中学生冬季毕业学生多的地域特点，经校教务会议议决后，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新的招生办法，在冬季补招各院系新生，并同时招收转学生^[111]，以弥补优秀生源不足、暑期招考不能满额的问题。

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制度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有所改变，考试制度同样如此，成都华西坝五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1942年加入）实行联合办学、联合招考，成为教会大学历史上共患难、齐发展的一段美谈，改变了教会大学以往招生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的状况，一大批西北、西南省份的学生得以投考入学，促进了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

3．因校招考

抗战期间，教会大学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要求和战时需要，并结合学校自身的专业特色、实际办学状况，积极调整招生策略，发展战时急需的工程、医疗以及农业等方面的专业，招考计划倾向战时急需专业，使大学更好地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

1941年齐鲁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联合招生，取消了智力测验。1943年秋，辅仁大学师生虽在敌伪压迫、日寇威胁之下，仍遵国民政府之学制规定；并积极扩充学系，广收沦陷区失学青年，将社经学系改为社会学、经济学两学系；美术学系分国画、西画两组；并设立研究所，在沦陷最初二三年间，形成辅仁大学的快速发展，并保持故都学府之一片净土。而沦陷区青年莫不以考入辅大为荣，故在学同学骤增为四千余人，造成辅大之鼎盛时期^[112]。

1942年—1943年春季学期，同处成都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因各自的专业特色和实际办学状况有所差异，其招考院系和要求皆有不同。金陵大学决定于当年春季一部分科系招收新生，其中文学院国文系6名，哲学心理系4名，图书馆专修科5名；理学院数学系5名，物理系5名，生物系5名；此外与教育部合办电机工程系约40名，汽车专修班30名；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组10名，森林系应用植物学组5名；代招四所大学合办的英语专修科30名；其他各系则暂不招生；而招考新生之各系均不收女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校教务当局决定，当年春季招收一部分新生。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当年春季均不招收新生，只燕京大学会依宿舍容量酌情收容教育部分发的战区借读生，最多不超过二三十名^[113]。1941年，圣约翰大学招考新生，仍坚持其一贯的严格作风，据圣约翰大学数学教授特克尔（Tucker）讲：“这次考试是异常的严格，报名者虽有600名之多，而校方录取的数目，是极有限度的。我们不但要新生程度好，并且录取的只不过是程度最优良的新生。”^[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