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改革成效显著，招考理念和招生原则更加明晰，形成了教会大学相对独立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教外生源增加，招生考试活动有序进行，整体生源质量稳步上升。

1．明确了教会大学的招考理念和招考原则

招生考试是为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服务的，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最严重的挫折之后，虽然仍有一些传教士不能转换教育观念，但教会大学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远见的管理者和教师，已经开始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为教徒子女提供教育和培训教会工作人员。

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高等教育的标准，是根本重要的，可惜从前太觉忽略了，以后自当十分注重。^[77]

对大学教育功能的重视，使教会大学更注意按照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招生考试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重保障，在不断的招考实践和改革完善中，教会大学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招考理念：要选择求学意愿坚定，且具有潜质的优秀人才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判断学生是否优秀的基本标准是品行、学识和体格。无论以何种方式入校学习者，均须提供个人在品德、知识和体格等方面的良好证明，否则，学校均不予录取。教会大学的资源有限，应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提供给那些最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因此，教会大学重视招生质量，坚持宁缺毋滥的基本原则。正如沪江大学成立30周年报告中所提到的：“最近十年内，每届新生亦不出二百人左右。三十年来，学生人数顺序渐增，以至今日要为可慰。其尤可慰者，乃在限制学额，得免重量轻质之嫌。”^[78]

燕大招收学生，也一向“注重于质的提高，而不在量的增加，所以一切教学与宿舍之设备，都以800名为最多目标，其中男生约占2／3强，计550名，女生则为250名”^[79]。

2．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

教会大学最早是从本差会或联合办大学的差会所办的教会中学招收学生，随着招生范围的扩展，生源开始涉及不同差会的教会中学，以及一些私立中学。为了改善不同教会中学教学质量差异显著导致的新生入学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教会大学除公布本校招生所要求的中学课程标准外，还积极推行承认中学制度，引导中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上与教会大学的要求相衔接。教会大学与办学完善的中学建立密切的招生合作关系，使承认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免试或只参加少量科目的考试即可进入大学就读。承认中学不仅成为教会大学主要的生源地，而且还是教会大学组织招考活动的重要协作机构，尤其外地的承认中学，是教会大学在外地招考的委托机构。

除此之外，1923年成立的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为推动基督教大学间的深入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他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如基督教青年会、公教（天主教）青年会以及各地的教会组织等机构都为教会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招考提供了诸多便利。教会大学逐渐形成由教会大学、承认中学、其他教会大学、青年会以及教会、社区教堂等机构共同构成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这一体系是非官方的，且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特色。

3．形成多样化、多维度的考生分类

20世纪30年代，教会大学的招生层次逐渐向两端扩展：一方面设立多种专修科，加强专科层次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如，燕京大学的制革专修科、幼稚师范专修科，齐鲁大学的无线电专修科，护士、医院技士以及乡村服务等各种专修科；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等逐渐设立研究所。1926年燕京大学有8个学系招收培养研究生，1931年立案后，扩建为文、理、法3个研究所，包括国文、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物理、化学、生物、政治、经济、社会12个学系开设研究生课程^[80]。1937年6月，辅仁大学开办文、理两个研究所，并成立闻名华北的预防斑疹伤寒血清研究所^[81]。

在同一层次内，教会大学根据各自的招生标准又将考生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免试生、普通正式生、转学生和选修生、特别生等；按照学生缴纳学费的情况，可分为自费生、免费生和公费生，其中免费生是指学生所交费用被减免一部分；公费生是指所有学费都被减免的、获取全额奖学金的学生。燕京大学新校址的原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感念司徒雷登专程赴陕拜会自己的诚意，不仅以低价（仅6万大洋）将地卖给了燕京大学，同时还捐出所得款项的三分之一给燕大。司徒雷登以他的捐款设立奖学金，专供陕西省每年10名学生免费入学^[82]。1934年圣约翰大学共设有22名免费学额，其中文理学院11名，神学院5名，医学院5名，上海银行免费学额1名，文理学院的11名免费学额全部分配给教会教育体系的优秀中学毕业生，圣约翰附属高中4人，苏州桃坞中学2人，扬州美汉中学2人，皖赣教区2人，福州三一学院1人^[83]。语言学学者高名凯当年家境贫寒，是在1931年考取了福建省教育厅的清寒奖学金才得以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84]。

按照国籍不同，考生可分为本国生和外国生。对长期居住在外国的本国华侨学生和外国生，教会大学有专门的招考规则，针对这两类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设置相应的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如降低国文考试难度，放宽录取标准等。

教会大学还有两类特殊的考生，即宗教学院（神学院）学生和特殊培训科学生。宗教学院招收具有宗教热情，愿意从事教会事业的优秀基督徒。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分宗教哲学系、宗教史学系、宗教教育与宗教心理学系等5个学系，招收本科生、专科生和短修生。辅仁大学1937年由教宗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创办司铎书院，作为中国传教士进修之所^[85]。(www.daowen.com)

特殊培训科学生多是短期速成教育，主要为社会在职人员设立，免试入学，收费较低廉，为有志向学的社会在职人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继续求学机会。燕京大学长期设有职业教育速成科。1924年，金陵大学积极进行农林业推广计划，创办林学函授部，“为林场苗圃服务人员，或教员、学生、农人等、因职务所羁，未能求得高深林学智识者而设，暂设苗圃学及森林保护学两科，均一年毕业。每科连同学费、讲义费、邮费，全年一次缴纳、仅收6元”^[86]。天津工商大学自1933年9月新学年开始，招收夜读生，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以天津市一些企业事业及行政部门职员为对象，主要开设外国语班，同时招收统计学班和中国现代法班学生，利用晚上和星期天进行授课，满足了在职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

4．推荐录取和考试录取成为两种基本录取方式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之后，入学考试在教会大学招生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原本采取承认中学推荐免试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通过考试进一步甄选学生。对外招考（普通入学考试）的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不断完善，通过入学考试录取的新生比例明显增高，逐渐成为教会大学最主要的录取方式。以推荐免试和推荐考试方式录取的新生虽然在绝对人数和所占比例上都不占优势，但因这部分学生是各中学顶尖的学生，所以仍受到特别关注。上海徐汇公学中学部即是震旦大学预科，毕业后经中学推荐直接免试升入震旦大学正科肄业。20世纪20年代后期，还有6所基督教大学准许其承认中学毕业生免考入学，另有4所大学对承认中学毕业生免去部分考试科目，只考国文、英文等主科^[87]；但到30年代之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要求所有考生参加一定程度的入学考试。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本校承认中学毕业生及转学生；乙种为普通中学毕业生。所谓承认中学者，乃历来与本校有历史上关系，其课程已由该校呈请本校教务会核准。”^[88]

推荐录取（推荐免试和推荐考试）和考试录取成为教会大学录取新生的两种基本方式。随着入学考试的普遍开展，教会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的评分和录取标准，以具体的量化指标为依据，评价学生的学术水准，并按照大学的学术要求划定录取分数线，从而保证新生学术水平的一致性，新生质量的显著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5．生源质量显著提高

入学考试作为测查学生学术水平的有效方式在教会大学招生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录取标准涉及以下几种分数：单科及格分数、单科录取分数（单科最低分数线）和总平均分。单科及格分数一般都规定为60分，英文科目要求更高一些。单科录取分数是指考生有科目不及格时，学校录取所能接受的最低标准。总平均分和单科录取分数是决定录取的关键，因为按照早期的招生惯例，允许学生带有1门不及格科目（除国文、英文之外）入学，入学后一年内补考及格就可。所以，录取标准一般是规定单科最低分数线和总平均分数线，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者，即被录取。

入学考试是以教会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考生，不再完全以审查学生在原校成绩作为依据，这使教会大学对新生的测查标准得到统一，且更加符合大学的选拔要求；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扩展招生范围的举措，又吸引了公立中学和其他私立中学的一部分优秀生源，共同促进了教会大学生源质量的提高。

表2－4　辅仁大学本科报考录取一览表（1927年—1936年）

数据来源：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来自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从辅仁大学的报考和录取比例可以看出（见表2－4），1930年到1932年，报考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学校的招生规模也显著扩大，但录取比例相比1927年至1929年还是呈明显下降趋势，也反映出学校生源充足，能够在较大范围内择优录取。1932年至1933年报考人数急剧下降则是由于日军侵略引起华北局势紧张，学校的录取率明显升高，当形势稳定之后学校报名人数明显上升，录取率又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立案前后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改革，进一步突破了以往招生中地域、性别、宗教派别、信教与否的限制，并在入学资格、考试科目、试题要求等方面有明显改革，教会大学间有关入学标准、入学手续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与融洽，教会系统内关于招生考试也形成诸多共识。教会大学诸校之间、大学与中学之间，以及大学与教会组织之间基于提高招生质量、改进办学效率，节约招考成本等共识，形成了合作机制。1924年2月，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曾专门讨论学生转学手续、入学标准与测验及各科教学法等问题^[89]。讨论的具体内容有：智力测验在中国教育中发达至何时，西方测验方法与标准及应如何采用方适于中国现在情形，大学入学时之政治学与历史上的需要以及医校入学之统一的试验诸问题^[90]。不过，各教会大学改革的进程有先后，有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立案之前就已开始，有的教会大学则迟至30年代初期，立案之后仍在进行。改革过程是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主要原因在于每所教会大学所在的环境和学校自身的发展阶段不同，学校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各校设立的时间、经费状况、学校所在地域的交通、经济水平、民众思想开放程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和改革。

随着教会大学逐步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教育部颁布的有关招生法规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影响愈加显著，成为这一时期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本土化适应的导向标。《大学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大学入学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91]将入学资格写进大学组织法，依法行政，足可见政府改造教育之决心和力度。虽然立案之后教会大学受国民政府的统一管辖，但仍然享有高度的招生自主权，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教会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并与学业测评制度和毕业考试制度一起，共同构成教会大学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模式，为其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更令教会大学办理者由衷欣慰的是，招生改革增加招收教外学生，并没有对教会大学的宗教宣传带来预想中的显著不利影响，更多教外学生接触和认识了宗教，受到宗教熏陶。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13所基督教大学共有学生约4000人，其中基督徒仍占半数；占学生总数1／4的女生中，基督徒所占百分率比男生更高^[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