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式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学生对于升大学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早在1888年，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之一）的校长在年度报告中曾抱怨，“大部分学生来自商业阶层，似乎没有人愿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学教育，甚至不愿学习中文，愿意付双倍的学费全天学习英语基础入门，而不愿意花半天时间学习中文”^[3]；“1900年时，学生似乎不愿意升大学”，但到1920年，“他们的志愿已经大大改变了”^[4]。许多学生不再把学习英语作为入读教会大学的唯一目的，而希望接受较为完整、系统的西式高等教育。大学的发展、学生入学意愿的转变，使教会大学的现代招考制度在各自为政的状况下渐具雏形。

（一）自由招考不受政策约束

教会大学早期招生考试不受任何中国教育政策、法规的限制。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的“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使教会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设在中国的外国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的任何管辖。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受差会办学目标和国外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政府相关的教育法规。始于欧美大学的现代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即以教会大学为先驱。同一时期的民国教育法规中除了规定入学资格应为中学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以及要求大学招生应严定考试外^[5]，也缺乏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具体操作性规章。

一方面是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不受中国政策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是教会大学发展初期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仿照欧美文科大学的模式而建，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教会大学早期的招生考试是在充分考虑学校发展现状和模仿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基础上自由实践、逐渐发展起来的。早期招生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不同教会大学基于自身的办学环境和发展阶段，在招生专业、招生标准、招考方式、考试科目及内容的设置上各自为政。

（二）率先设立多种学科，招收培养新式人才

教会大学最先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开设文、理、医等各科专业，招收培养新式人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学科发展正从“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6]，传统科举考试分科举人的基本分类标准是文科和武科，文科举又分为进士科、明经科、算学科、律科等不同科目，但进士科一枝独秀，成为明清之际科举考试中最受推崇的一科。教会大学的分科招生与中国传统科举的分科差别迥异，完全按照欧美大学的学科标准设立。因此，教会大学的招生系科开创了中国众多新式学科招生之先河，医科、农科、林科、牙科、图书馆学等都是由教会大学首先创办并招生；其外国语言文学系更是国内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学科。教会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雄厚师资和学校大量运用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西式教学环境使之成为志愿学习西文的学生的理想选择。

成立于1914年的金陵大学农科，是中国最早开展农业教育的大学，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金陵大学一所，“故各省资遣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众”^[7]。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要贡献是设立医学院，招收培养资格完全的医护人员，开启中国现代医学高等教育历程。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共有10所医学校，7所系教会性质^[8]。这些医学校中的5所后来分属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长期设有医护预科，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附属预科。教会大学在医学教育上享有的声誉和医学院的教育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大学的招生考试。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东吴大学法学院、之江大学建筑学系、沪江大学商学院、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等院系也都是教会大学最先在中国设立并招生的院系，为中国新式人才的培养贡献颇多。

（三）申请免试入学方式占主流

由原有教会中等学校发展而来的教会大学，其最初的大学部学生多是由本校中学部或本差会所办教会中学毕业，直接申请进入大学部继续学习，没有任何入学考试。文会馆最初3名大学毕业生就是在文会馆内沿着初等、中等到高等课程的顺序一直学习了10多年后毕业的。1900年，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之一）第一届4名学生从大学部毕业，这4名学生都是一直在博习书院和中西书院学习，自然升级，没有入学考试^[9]。一些新建立的教会大学也多从先期设立的附属中学或其他教会中学直接选拔学生。1915年沪江大学曾规定，来自苏州晏成中学、杭州蕙兰中学、宁波浸会中学、上海清心中学以及监理会中学之毕业生随带荐书与文凭者不必考试，到1923年这类学校达到男校17所，女校4所^[10]。1916年2月，福建协和大学正式开课的时候，是将福州英华书院、格致书院、三一书院以及闽南英华书院、寻源书院等五所书院高年级的学生集合到一起，共81人，作为福建协和大学一年级新生^[11]。还有些外招的学生，早期也无严格考试，东吴大学堂章程中曾规定学生可随时申请入学：“凡欲来堂肄业，须于开馆前开明年岁籍贯，到堂报名，倘欲随时入堂，必能附已定之班方可。”^[12]

由于教会大学初期均设预科（相当于高中）或附班（预科的预科，相当于初级中学），所以对外招生的数量以预科或附班为多，而大学部对外招生的数量较少；另外，教会大学与众多教会中学建立密切的关系，被承认的中学的学生申请进入教会大学最初也主要是推荐免试，只在特殊情况下加试入学科目。

教会大学采取考试入学的招生方式主要用于对外公开招考。19世纪末登州文会馆开始实行考试入学，目的是希望“班次划一”，因为学生天资各异，聪愚不一，学习能达到的境地也各不相同，只得通过严格的考试，使各班程度保持一致，即所谓“资禀所具，利钝攸殊，诣境所臻，浅深各异，正不得不严定去取，以期班次划一”^[13]。文会馆正斋（本科）的第一次考试非常宽松，基本上等同于免试入学，只要学生持中学堂的推荐书而来，就全部录取为正斋学生；第二次入学考试在学生入校学习约一个月之后举行，考试内容是入学后所学新知。第二次考试相当严格，不及格者要被淘汰。第一次入学考试实际上是免试，除了验证学生的中学肄业经历外，不发挥任何的淘汰功能；第二次入学考试则兼具入学复试和学业考试两种性质，同时发挥人才选拔和学业评价双重功能，通过对学生入学一个月内所学内容的考查，既可了解在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状况，又可淘汰不合格学生。不过，1910年3月，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时所招收的11名学生则是在其附属协合中学就读的100名学生中，经过入学考试录取的^[14]。因为华西协合大学一开始就是由多个不同差会合作，按照大学标准创立的，它不是从教会中学逐步发展而来，也没有合适的生源直接转为大学一年级新生。

教会大学对公开招生考试，均有相应的规定，1904年，圣约翰书院规定：

（甲）欲考入正馆者，须于备馆之第四年各项功课考得均中数70分，如有一项在60分内，须经复试，将此项分数补足，方为合格。（乙）入备馆第四班者，西文考薄拉克第（一、二）《英文读本》，中文考《蒙学课本》三编。（丙）无论正馆、备馆，欲列第一班者，须考第二班之功课，分数合格，余准此类推。（丁）备馆四班，12岁以下，18岁以上不录。^[15]

1920年，燕京大学规定：“凡欲投考本校学生，须先自本校教务处领取报名格式填写后，与毕业或修业证书并医生查验身体之凭单来校呈验，且须经该生前所在之学校证明该生之品行，并声明去校原由后，由本校通知入学考试日期，或在六月或在九月，至期来校考试。”^[16]

由于各教会大学均设预科或发展附属中学、认可中学，所以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免试入学新生占绝对比例，经考试方式入学的新生只有少数。这也是教会大学初期生源相当依赖大学附中和教会中等教育的表现。

（四）详斟细定入学书

早期学生报考教会大学需要填写的入学书，包括入学志愿书、入学契约书（后逐渐演化为入学保证书），各教会大学要求不一，名称也不同。入学志愿书主要是指学生填交给学校的，表明自己求学意愿的书面文字；入学保证书的目的是保证人签名担保学生在校遵守校规；入学契约则是学校与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签订的入学文件。契约书实质上是学校与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之间订立的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合同书，以保证学生在校学习的稳定性，这是教会大学招生的显著特点，也是美国契约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圣约翰书院1904年的章程规定：“入正馆者，须具愿书，内开某生愿遵守圣约翰书院一切宪法，服从一切条教，愿尽学生义务，并保守书院之荣誉各节。进院时该生须遵例签名。”^[17]圣约翰书院还规定：“新生进院须订定关约，以足二年为期，如欲中止，其学费仍应缴足二年。”^[18]

上海中西书院1899年的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到：“很多学生决定留在学院，学完所有课程，获得毕业文凭，有的在预科，有的在大学部。有相当部分学生已经签约留在学校，从两年到六年不等。”^[19]

金陵大学堂章程中也有此类说明：“中学、高等学及大学不拘年龄。凡入学学生必须有志求学，品行端正，立志愿书加保证人。”^[20]

登州文会馆在录取新生时均与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签订详细的约定，原文如下：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某人子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衾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追悔

年　月　日　立^[21]

上述约定书除记载学生的基本状况之外，还严格规定学生必须自始至终学完所有课程，才能回家；若学生中途辍学，必须偿还学校为其所花的所有经费；如果学生逃亡，家长有责任将其找回；在学期间，学生如果定亲、结婚，必须经过学生监督的许可；当学生实在不堪造就时，任由监督将其开除。这样一份要求苛刻的契约书在当时国人对教会学校所知甚少的时代，无疑给人一种类似卖身契的感觉，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也造成许多有关教会学校离奇荒诞的传言。

天主教震旦学院1910年代的入学证书：

①《震旦学院章程》，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科（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9页。

1921年之江大学入学保证书：

②《之江大学校章程（1921年）》，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大学研究中心藏：AUBCHEA），SeriesⅣ－Box160－Folder3023。(www.daowen.com)

正常情况下，契约书除了明确学生家长的义务，也应当明确学生在校受教育的权利，即学校应提供何种程度或质量的教育服务，但近代教会大学的入学契约书却只凸显出学生家长单方的责任。究其原因，入学契约书是由教会大学单方确定的条款，而且中国学生与教会大学在接受与传授西方新式教育上的地位不平等，教会大学居于新式教育的主导地位，在大学与学生之间，大学具有不容动摇的支配权。不过从客观上讲，这类约定书虽然很严苛，却使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有了充分的保证，学校能够对学生的教育和课程设置制定较为科学的长期规划，并保证这些计划顺利实施。正如东吴大学堂章程中所载：“本学堂于教养之道颇为精详，该生父兄既送子弟来学，当以全权相畀，幸勿稍有掣肘。凡一切世俗酬应有碍学业者，须当谢绝，俾教者学者授受专久造就较速。”^[22]旨在约定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义务的入学契约书逐渐发展为教会大学录取新生必须签订的入学保证书。

（五）考试科目自定，国文注重经典

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学校地位变化巨大，国内对新学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上流社会阶层对教会大学的认可促使教会大学教育规模扩张和教育层次提升，并带来大学招生考试的变化。规模扩张要求增加招生数量，教育层次提升意味着招生的学术标准提高，但由于教会大学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不同，各个学校招生条件规定不一，考试科目也由学校自主确定。不过，各校早期的国文考试内容均注重中国传统经典，试题的基本形式借鉴科举中的策论考试，要求学生作类似的文章，且多用文言文。

1898年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之一）要求学生入学时必须通过《大学》和《中庸》方面的考试^[23]。天主教震旦学院1912年章程规定：学生年龄自15岁至20岁，国文业已清通，不需专修，遂能全力学习外国言语科学者，方能入预备科；入学必须考试，凡来投考者，先试作国文一篇；投考者如已学过英法文，则兼试英法文，并本院所授各科，（特指算学）以便插班。如插班1月后，学生未能领会者，即须降班；如由他校来求入高等科者，须按本院预科各科目，一一考验^[24]。齐鲁大学广文学堂时期（1904年—1917年）的招生考试规定，选班（预科）学生的考试内容为默讲四书并作议论一篇，正班学生的考试科目有9门：①讲四书；②背诗书经（从本堂选本命题）；③地理（以江戴德地理志略为准）；④数学（以狄考文笔算数学为准）；⑤代数（学完二次方程）；⑥西史（以五洲史略为准）；⑦新旧约故事（旧约以本堂旧约史记纲目为准）；⑧地文学（商务印书馆译本）；⑨作文^[25]。1916年福建协和大学招生考试科目已经分为必考和选考科目，其中必考科目4门：英语（包括写作、语法、会话、阅读和听写，以及就标准英语读物进行提问等具体考试项目）、普通话（Mandarin，包括会话测试和笔试英汉互译，外国籍学生可提前一个月申请以其他语言替代考试）、国学（Classical Chinese，包括经典、历史、文章写作，笔试英汉互译等）、数学（算术、代数、平面几何）。选考科目又分A、B两组，A组为：①中国史、希腊史或罗马史；②中世纪史和近代史；③现代史；④地理；B组为：①高等数学（代数、平面几何、解析几何、三角）；②物理学；③化学；④生理卫生学（Physiology and Hygiene）。入学申请者必须通过所有必考科目的考试以及两门选考科目（A组和B组各一门）^[26]。

从以上教会大学入学考试科目的设置来看，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大学的招生标准显著提高。首先，报考本科的学生必须是从各中学堂毕业的。这一条标准还比较容易达到，因为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的新式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中国新式学堂遍地开花，学生数量激增，获得新式学堂毕业证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第二条标准，即要考文理综合的多门课程，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普通中学堂毕业的学生来说，则非常困难。因为新式学堂虽然比比皆是，但普通中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在短时期内根本无法得到彻底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教授西学的优秀师资。所以，普通中学堂毕业的学生报考教会学校的比率是相当低的，而考试科目中有关宗教的内容更是普通中学堂毕业生不可能掌握的。

福建协和大学的入学考试科目还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显著影响，由于福建协和大学地处福州，当地方言为福州话，与官方语言差异显著，而大学教学均采用官方语言即普通话进行，所以福建协和大学早期的入学考试中，普通话是一门重要的科目。

（六）生源籍贯、毕业中学和宗教信仰高度集中

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教会大学早期生源籍贯的分布除个别大学外^[27]，大都集中于大学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跨省生源比例小。东吴大学生源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方圆百里的地区，以及周边城市如上海、宁波等地。1892年时，博习书院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来自苏州，其余的来自宁波、上海、松江、常熟、昆山等地方^[28]。直到1917年，东吴大学139名大学层次的学生中，除大多数来自苏州方圆100里的地方，有大约20名学生来自广东，只有极少的同学来自于中国其他遥远地区^[29]。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福州、厦门及汕头等地。

教会大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毕业于教会中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最初来自福建省美以美会女子寄宿学校，后又扩大至福州、厦门以及汕头等其他教区的学生，但学生均来自教会中学。1902年，杭州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之江大学前身）新竣工的教堂附设了几间教室，因为许多苏州、上海、宁波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开始在育英书院注册，这些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比来自非基督教徒的富有家庭的所谓不正规学生更受欢迎^[30]。1915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课时只有11名学生，学年中间又转入2名，第一学年共计注册13名学生，全部是教会中学毕业生。1924年9月，正式开学的华中大学34名新生中有32名来自文华中学或来自长江沿岸由美国圣公会资助的其他教会中学，另有两名新生是博文学院的毕业生^[31]。

教会大学倾向招收教会中学毕业生，首先是因为教会大学自己的附属中学和由同一差会所设的其他教会中学在课程设置和教育质量上都易与教会大学的课程和教育程度相衔接（如科学教育课程和宗教课程）。其次是因为教会中学的宗教氛围浓厚，经过中学阶段的宗教课程学习和宗教生活熏陶，其毕业生大多已成为教徒或者虽然没有受洗入教，但已对宗教产生浓厚兴趣，有意向成为基督徒。教会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高，既有利于大学各项教学和管理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保持大学浓厚的宗教氛围，凸显大学的宗教特色。

1915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学年注册的13名学生中只有1人不是基督徒。沪江大学招收的学生分为四类：基督徒学生、父母为基督徒的学生、曾在教会中学就读三年以上的学生和非基督徒学生。1915年沪江大学的章程明确规定，学校中非基督徒学生数目不得超过前三类学生的总数^[32]。从1920年—1925年的6年间，之江大学的学生入学人数增长了120%，即从68人增到148人，其中有116名学生为基督徒，占学生总数的78%^[33]。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份有关基督教大学的统计（见表2－2）也显示出，教会大学学生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表2－2　14所基督教高校学生基督徒人数表

续表

数据来源：表中“学生总数”、“基督徒人数”两部分数据来自《中华归主》下册，第937页。

教会大学的生源除了以上所述的地域性集中、毕业于教会中学的比例高以及基督徒比例高等特点外，还逐渐呈现出生源向社会富裕阶层家庭子女集中的趋势。面向中下层民众，免学费，提供膳宿，仍难以招到学生的困境是在教会中小学校的初创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教会大学教育开始兴起的时候，其生源状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中国民众对英语和自然科学教育的需要是教会大学摆脱招生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在长江流域的学校表现得更明显。1882年圣约翰书院卜舫济首先提出要重视英语课程的学习，不仅将之作为一门语言，还应将之作为教学语言普遍应用。作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圣约翰书院因此招揽了大量生源，学校的报考人数逐年上升，生源也开始从贫寒家庭、教徒子女变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富裕家庭的子弟^[34]。

教会大学生源趋向富裕阶层子女，一方面是教会大学的招生策略已由初期以招收中下层教徒子女为主转变为利用学校的教学优势，积极招收中上层富裕阶层的子女入学；另一方面是接受大学教育所需的日渐昂贵的花费使普通家庭望而却步。1904年岭南医学堂初创时，要求学生须在校学习10年，共计要缴费1000金元，合当时中国通用银2200元^[35]。1906年东吴大学的年度报告显示，虽然学生名册中可以找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代表，但大多数学生来自该地区最富裕的家庭^[36]。

（七）总体招生规模小，生源质量偏低

教会大学早期招生受学校办学规模和中等生源不足的影响，招生总体规模小，且对外招生多集中在预科层次。1902年，上海中西书院仅有4名学生从预科毕业，并全部升入大学^[37]；1918年有5名学生自预科毕业，其中4名进入大学继续深造^[38]。1919年刚刚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仅有学生94人。1920年春，金陵大学文科一年级仅22人，特别生有2人，农科一年级8人，林科一年级只有1人，全校学生总数231人，其中157人为预科生^[39]。同年，齐鲁大学招生预科录取15人；1924年，齐鲁大学有150人报考，仅录取26人，录取率为17．3%。

教会大学录取的人数少，生源的整体质量相比后期而言，依然明显偏低。即便有许多学生对教会大学趋之若鹜，也并不意味着其招生质量有质的飞跃，因为中学教育质量普遍较低，很难为教会大学提供高质量的生源，而教会大学的预科毕业生也不是全部选择继续就读大学课程。

1904年，岭南医学堂设立时，明确规定入医学科学习的学生，须先“习备学4年，次习广学2年（此期或要多1年），再次入医学科4年，是为卒业”^[40]。学生入学后必须从预科课程开始，逐步深入地学习10至11年的时间，足以表明当时入学学生的程度不符合大学的学习要求是普遍存在的现状。1909年—1910年上海中西书院的年度报告中称，每年都有大批申请者无法达到书院的入学要求，而且达到书院要求的申请者人数也比预期的少得多，原因是有些完成预科学业的学生提前离校，不再继续攻读^[41]。1912年，金陵大学医科之前身，中国东方医科大学在辛亥革命后重新开学时，报名投考者40名，但因程度不齐，仅录取20人^[42]。1913年，华西协合附中已经有139名学生，可是，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人具备了上大学的能力^[43]。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合并的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时，“学生仅有94人，大多数也是地方教会派来培养做传教士的，根本不具备大学生的水平”^[44]。

教会大学早期非常高的淘汰率同样可以从侧面说明生源的质量一般，许多学生因无法适应大学的学习进度和学术要求而被淘汰。

表2－3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数和毕业生数比较（1915年—1924年）

数据来源：Student Lists and Statistic．AUBCHEA，SeriesⅣ－Box129－Folder 2649。

从上表（表2－3）可以看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直到第5年，即1919年才有第一批毕业生，按照大学平均4年的学程，前几级学生只有5人毕业，而且一直到1924年，每年的毕业生都没有超过10人，除去学生中途出国或其他原因，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被淘汰的。沪江大学成立30周年报告中也曾指出这一问题：“至历届毕业人数，自2人至110人。逐年按入学人数比较，（民国十至二十年）最高百分数为52%，最低为32%，换言之，一年级新生，能于四年修毕学程得予毕业者，只半数而已。经济及学业，当为其二大原因。前者因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后者为成绩欠佳而退学，或转学。要其四年达到目标，而能副学校之所期望者，殊非易事也。”^[45]

教会大学早期的招生考试受差会（或其他创办者）的办学宗旨、大学自身发展阶段、中等教育质量以及欧美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些各自的实践做法，虽然仍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这些招生考试实践已经涉及考生资格、入学方式、考试科目、录取标准等有关招生考试的基本要素，入学手续要求签订契约书也显现出教会大学的招生特色。从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整体发展而言，这一时期的招生考试还处在教会大学各自为政的自由发展阶段，入学条件有松有紧，考试标准有高有低。教会大学招生考试还缺乏科学的理念指导和规范的制度来指导和约束招生考试行为；也缺少专门的机构系统地组织实施招考活动，以保障招生考试人才选拔功能的充分实现，促进教会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教会大学最初作为差会的传教事业机构创办，主要目的是培训教会系统的工作人员和为教会子女提供高等教育。这一办学目的直接影响了大学招生策略，使教会大学倾向招收基督徒、基督徒子女和教会中学毕业生，学生基督徒比例因此有所提高，而一些教会大学要求入学新生须有宗教课程的学时并设置宗教考试科目，更限制了普通中学生向教会大学的流动，这必然影响到教会学校的生源和学校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宗教考试科目被取消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当20世纪2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的教育质量受到猛烈抨击时，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改革首先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