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讲，所有与教会大学相关的研究都可称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从狭义上讲，可以将有关教会大学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史研究归为一类，与教会大学人物研究、教学管理研究、校园文化研究等并列。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国内学术界对教会教育展开了广泛研究，曾被标为“敌伪”档案的教会学校原始档案被公开并可供查阅以用于学术研究；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的文化侵略研究模式逐渐退出中心舞台。借助教会大学的原始档案、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对教会大学的报道，以及校友的回忆文章，教会大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一些学者整理出版的史料集，为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其中也涉及入学手续、招考简章、大学年度报告以及学生入学方式等信息，对本研究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楚材所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陈学恂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以及舒新城所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0]。此外，还有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所编的《金陵大学史料集》^[31]，王国平等学者所编的《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32]，以及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合编的《东吴春秋：东吴大学建校百十周年纪念》等^[33]。《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等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34]。

除上述史料外，有关教会大学史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教会大学群体和个体发展史研究。迄今，有关教会大学创办和发展历史的研究最为集中，已有两套丛书和众多单册专著出版，在系统梳理教会大学创立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其招生考试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所著，曾钜生翻译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高时良所著的《教会学校史》、吴洪成所著的《中国教会教育史》，以及刘家峰、刘天路所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著作从整体角度梳理了教会大学的发展历史，对特殊历史时期教会大学应对学校发展的困境，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作了深入剖析，其中招生考试改革作为教会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举措有所涉及^[35]。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教会大学校史丛书，皆系外国学者所著，国内学者翻译，书中大量史料来自教会大学的亲历者，许多是国内无法得到的珍贵资料；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丛书是国内学者所著，其侧重点在于以大量直观的图片展现教会大学的历史发展。两套丛书的共同特点是对教会大学发展史进行简略的全景式扫描，而不是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36]。

惠世如主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一书对华中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抗战期间的办学状况分别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可为分析这一时期内迁教会大学的招生策略提供背景资料^[37]。

近年来有国内学者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单所教会大学校史，运用高等教育理论对教会大学的创立、发展、办学特色、管理模式、学生运动以及宗教教育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熊月之、周武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将圣约翰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作为学校宽进严出教学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38]；另外还有徐以骅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39]。徐乃乾编著的《北京辅仁大学校史1925—1952》以各系系史为重点，通过对各系历史沿革、课程设置和办学特色的论述，展现学校的教学特色，其中院系的开设背景、历史沿革和办学特色都会对学校的招生产生影响^[40]。与辅仁大学相关的文献还有《北京辅仁大学创办史：美国本笃会在中国1923—1933》和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辑印行的《辅仁往事》系列专辑^[41]。

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史》介绍了金陵大学初创和发展、文理农三学院、校风与校园生活、金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最后的合并与调整^[42]。相关的研究著作还有王立诚所著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谢必震所著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福建协和大学》，张连红主编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史》，陈国钦、袁征所著的《新史学：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以及王国平所著的《东吴大学简史》等^[43]。

除了专门的教会大学校史著作，众多有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专章论述教会大学的兴起、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变迁过程，并对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进行理论探讨。刘少雪所著的《中国大学教育史》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画卷，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发展方向的转变、政府对教会大学方针的改变以及教会大学的反应与调整均有深入分析^[44]。另外，还有潘懋元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喻本伐、熊贤君所著的《中国教育发展史》，刘海峰、史静寰主编的《高等教育史》等^[45]。

以上有关教会大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成果中，虽缺少对教会大学考试制度的专门研究，但涉及与招生考试相关的许多具体内容，如，依照教育部令保持相对自主招生的模式、严定招考资格、改革招生考试科目等；另外，校史研究可提供较为详实的背景资料，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教会大学考试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其二，教会大学人物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制度设计、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录取方式的改革，都与学校创办者与后继管理者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教会大学学生也是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关教会大学人物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本研究从更微观的视角探寻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作效果。

关于教会大学校长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对中国10所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包括他们的生平、教育理念、办学实践、爱国精神和高尚品行，展现出教会大学中华人教师的教育品格与特殊贡献^[46]。罗义贤所著的《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书中，论述到司徒雷登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招生考试改革的重要影响，使燕京大学的招生摆脱了宗教束缚，逐步面向教外、域外、境外和海外招生，形成燕京大学浓厚的多元文化氛围和民主自由的校风、学风^[47]。金一虹所著的《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论述金陵女子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内容虽然很简略，但对金陵女子大学考试制度的特点有比较准确的把握^[48]。石建国的专著《卜舫济传记》通过卜舫济任职校长期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变化，展现出这位外国传教士的教育观、人才观，及其教育观念对学校发展的影响^[49]。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有3部专著对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的高尚人格和办学理念进行了深入剖析^[50]。此外，有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研究成果还有《司徒雷登在中国》、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等^[51]。关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研究成果主要有200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全集》（共23册），孙邦华所著的《论陈垣的大学教育思想》，张亚群、虞宁宁合著的《会通中西　教泽群贤：陈垣高等教育思想特色辨析》以及张越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52]。关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研究成果还有赵晓兵的《卜舫济办学理念及其教育实践研究》、韩静的《卜舫济与圣约翰大学》等^[53]。其他研究成果不再一一赘述^[54]。

校长是教会大学的灵魂人物，其教育理念、办学定位、人才观以及考试观对教会大学的招生标准、评价方式以及考试风格关系密切。以上研究文献不仅展现了教会大学校长虔诚的宗教信仰、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执著的办学精神，更论述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对教会大学教学管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可为本研究探寻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变迁的主观影响因素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www.daowen.com)

除了对教会大学校长的教育管理理念和高尚人格进行深入探讨，有些成果还通过对教会大学杰出校友和在校学生群体的研究展现教会大学的育人环境、人才培养成效和独特培养模式。燕京研究院所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两辑）辑录了众多校友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追求，有力地证明了燕京大学33年办学取得的杰出成果，其中仅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傅鹰（化学家）、黄家驷（医学家）、王承书（物理学家）、吴阶平（医学家）等50多位^[55]。他们的求学经历涉及多所教会大学的招生实践。辅仁大学校友丛书之一《风云录》虽只辑录了20位人物，但他们都与辅仁大学的办学息息相关，既有学校创始人，又有学校管理者，还有著名教授和知名校友，为了解辅仁大学教学管理风格提供了更多史料^[56]。孙崇文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作了想象性重构，尤其是从家庭出身、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校园生活等方面对当时的学生生活图景进行了描述，对认识中国基督教大学有很大帮助^[57]。加拿大David N．Luesink的硕士学位论文“Christian Physicians for China：The Professionalism and Selfsacrifice of Cheeloo Medical Graduates，1917—1980”通过对齐鲁医学院毕业生的研究指出，这些基督徒学生在毕业后，成为近代中国有着精深专业技能和强烈自我奉献精神的医生，为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见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无疑又与学校高标准的人才选拔息息相关。

其三，教会大学教学管理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学科教学、管理特色等方面，其中涉及教会大学选拔人才的特殊要求，如医学院学生的选拔标准和教会大学招收培养女生的教育理念。学科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农业教育、医学教育、英语教育等都是教会大学成效卓著的特色教育，相关的研究中也会涉及教会大学选拔某一类人才的特殊要求。陶飞亚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等都是代表性著作^[58]。

有关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揭示出教会大学在招考女生，促进男女入学机会平等等方面所作的积极贡献。朱峰编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通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华南女子文理两所基督教会大学在历史发展、社会角色、教育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艰辛历程，论述了教会女子大学通过专门招考女生，为培养中国近代女性知识分子所作的特殊贡献^[59]。

其四，教会大学校园文化研究。教会大学受宗教文化、西方世俗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既有通过校园建筑表现的物质文化，也有通过学校校训、校歌以及学生生活等表现的精神文化^[60]。《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收录了民国时期部分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沪江大学的学术讲演稿及沪江大学学生的部分辩论稿，展现出教会大学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61]；杨禾丰所著的《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1920—1937）》通过对学校生活的描述揭示其背后独特的校园文化^[62]。教会大学带有宗教色彩的校园文化的形成与其注重招收基督徒学生有密切关系，同时，教会大学自由、民主、积极向上的校风又与学校积极招考不同类别考生、促进学校多元文化互动相关。

其五，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社会及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研究。关注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和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教会大学的主流趋势，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客观评价了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变革以及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教会大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迅速与国际接轨，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传播媒介。这些文献中也有少量内容涉及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同时对探寻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文化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影响有参考价值。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84年哲学博士论文The Alienated Academy：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St．John's University，Shanghai University）是以探讨1919年至1937年之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政治独立性以及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目的，其中有专章内容通过分析大学的入学考试，展现新文化运动如何塑造受教育者的自我认知，可以看作对大学入学考试所发挥的教育引导功能的创新研究^[63]。论文American Missions，Chinese Realities：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Yenching Women's College，1905—1943，以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女校）为例，研究了源于美国传教运动和美国女子教育的大学办学宗旨，在处于中国现实环境中所产生的发展方向上的转变，论述了跨文化因素对大学及个体发展的影响。论文对四位美国来华女教师作个案分析，考察她们在试图改变中国（至少改变中国女性的生活）的过程中，也受中国的影响而改变了自身的生活、信念和意识^[64]。该研究所探讨的跨文化因素恰恰也是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在近代中国发展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史静寰、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吴梓明的《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以及王小丁的《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等^[65]。

其六，其他相关研究。除上所述，还有学者从宗教、经费等方面对教会大学进行研究。英国白金汉大学哲学博士论文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China，1859—1951，通过对山东传教运动的历史研究，再现了齐鲁大学创立的宗教背景，对教会大学早期注重招收宗教信徒学生有比较细致的解释^[66]。其他著作不再一一列举^[67]。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论著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中外学校考试制度，包括招生考试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如，贾非所著的《各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比较研究》，康乃美、蔡炽昌所著的《中外考试制度比较研究》以及杨思帆所著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研究：中美比较》等^[68]。由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受到欧美大学考试制度的显著影响，因此，这一类成果研究对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合以上所有研究成果可知，对中国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研究。但已有研究成果能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关的史料集能够为本研究提供许多直接的史料，使笔者可以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提炼自己的观点，不受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二是教会大学史的丰硕研究成果可使笔者对教会大学的群体发展特征、个体办学特色有更深入、全面和感性的认识，尤其是有关教会大学校长的诸多研究，为笔者了解教会大学招生制度建设的灵魂人物拓宽了视野，有利于笔者更准确地把握教会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从而更透彻地剖析其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影响。三是许多外文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教会大学，充分肯定了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新式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以其域外视角深入探讨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和管理模式，这不仅拓宽了本研究的思路，也为客观评价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更好的借鉴。

尽管已经取得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少量研究从整体上关注民国时期大学招生考试的特点、模式以及考试内容，但从中很难发现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完整印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虽然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在考试制度上有共同之处，但教会大学作为相对特殊的一类群体，仍有其与众不同的招生特色，即使同在教会大学内部，由于受不同教会派别的影响以及大学自身所处区域环境的不同，各教会大学在招生考试方面也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从整体而言，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是中国近代高校招生考试的重要内容，并且有着科学规范的运行模式和良好的运行效果。因此，有必要对其作系统的梳理和深入探究，以总结经验和教训。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在归纳整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档案史料，重点围绕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运作模式和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把握教会大学人才选拔的基本原则，掌握其招生考试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从而形成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