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人，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20世纪50年代末，县长马友才在永河公社检查小麦生产

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应运而生。

1956年冬季的县机关干部作风在老百姓中，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愿”的说法。“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18人，经常下乡的只有3人，至多不过7人。

由于上面领导不深入，下面干部也照样学。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会议多”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了打掉官气，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1957年3月，红安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长库崇德，摸索到了一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新办法。

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程鹏率先示范选择了一块花生地作为试验田，当地的习惯，下种只下一粒米或者两粒米。技术干部主张下三粒米，程鹏和大家商量后，决定下三粒米试一试。结果，花生苗出苗率高长势良好。

抗旱时，群众说，“自古以来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浇水，一浇水会死苗。”程鹏和助手们研究后发现，受干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浇水，办法是早晚浇，由此最终战胜了大旱。从试验田花生的播种到收获，程鹏自始至终全程参加，以点带面，实现了以身作则，加强对全县花生生产的具体领导。

1957年4月开始，红安县掀起了干部下基层种植试验田的热潮。县委18个委员中，14人经常在乡下，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达到1151名，大家都通过种试验田来实现对生产的具体指导。(www.daowen.com)

金牛区的工作人员张某，以前工作态度消极，在搞试验田后他积极试种，社员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群众都说：“张同志在我们社里就是干一辈子，我们也喜欢他。”八里乡指导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后，赶了70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已是晚上，连办公室门也不进，径直到田里去看庄稼。没有月光、没有手电，他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没有水，生怕稻苗干死了。

1956年前，红安县粮棉产量都比较低，通过干部种实验田引导，1957年平均单产超过800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县从上到下改变了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干部种试验田上。

毛泽东充分肯定红安干部种植试验田的办法。1957年9月到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农村工作时，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专题介绍了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在10月9日的总结讲话中指出：“红安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这是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首次明确表明要普遍推广红安经验。

1957年11月，省委向中央提交报告介绍种试验田经验，1958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毛泽东说：“湖北省关于种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好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同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提到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问题。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代表，称赞说“这个办法好极了”。

在党中央的重视号召下，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长篇通讯，大张旗鼓地介绍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成功经验，全国各地都纷纷涌入红安，学习红安经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全国各地。

红安干部种试验田，是红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出的一个影响全国的宝贵经验，让干部在工作中掌握生产知识，密切了干群关系，大大减少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提高了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自信心。同时，将这种方法进一步推广到全县其他部门和领导工作者中去，使领导干部真正钻业务、懂业务，在业务上率先指导，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老百姓对干部评价也高。这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说：“红安干部种试验田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其目的“是为了打掉官风，走又红又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