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展开了全国性抗战。

卢沟桥事变的当月，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委派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纲夫在安徽省岳西县青天畈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鄂豫皖边区红军和便衣队的集合地点为七里坪。

和谈期间，国民党一方面以一〇三师一个团在红安天台山、老君山地区加紧“清剿”，又以一个保安团驻七里坪北面阻挠便衣队集结；另一方面，国民党黄安县长蔡成指使三区区长曹文卿给七里区便衣队送信诡称“高敬亭部已在皖西投降”，引诱便衣队投降。国民党军继续使用“剿抚兼施”反革命两手，迫使中共红安县委领导下的各区便衣队不得不进行战斗，直至红二十八军进入七里坪才停止。

8月上旬，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和各地便衣队陆续来到七里坪集中。军部和手枪团驻七里坪（高敬亭住福德乡蔡家湾祠堂），特务营驻枣林岗村，后勤单位驻烟宝地、四门河等村，各地便衣队集结于两道桥。中共红安县委书记郑维忠率各区委干部开始集中于周家冲村，后按规定与便衣队住在一起。10月下旬，共集结1800余人。

9月，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率20余干部从延安来到七里坪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

10月，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又与国民党代表刘纲夫、国民党湖北第四专员公署专员程汝怀、国民党黄安县长蔡成等在七里坪举行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国共合作抗日；（二）双方释放被俘人员；（三）七里坪为红二十八军集结改编地，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这个地区；（四）红军和便衣队停止打土豪，其给养暂由国民党方面负责；（五）救济失业人员和安置跑反回来的群众。

七里坪谈判，是青天畈谈判的继续，进一步解决了合作抗日的问题。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鄂豫皖边区正式形成。在此期间，中共红安县委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同意采纳国民党黄安县党部的提议，统一县名，不称红安，改称黄安。

随着青天畈、七里坪谈判协议的签订，黄安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此结束了1927年以来长达10年的内战，全县军民严阵以待，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过去在黄安进行过多次“清剿”和烧杀，人民群众的仇恨一时难以消除，加之红二十八军已改编东进抗日，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又来布防，他们能否真心诚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人民群众忧心忡忡。因此，中共黄安县委做出很大努力，在黄安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2月，以郑位三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成立，在特委领导下，黄安县委一边参加整训，一边采取各种办法促使本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实现。(www.daowen.com)

首先，抓好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转弯。经过浴血奋战、历尽千难万险幸存下来的黄安县区村各级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和烈军家属，以及广大革命群众，开始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缺乏认识，普遍思想不通。有的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十年内战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屠杀了黄安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地荒芜，庐舍为墟，怎能与不共戴天的仇敌和谈？有的认为红军数量和武器装备不如国民党军队，与国民党停战谈判，是不是与敌人妥协，向敌人投降？有的认为国民党言而无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翻脸不认人实行大屠杀，这次合作开始，它是不是明合作、暗“清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翻脸屠杀人民等。中共黄安县委针对上述种种思想，在干训班和省青训班的帮助下，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宣传教育。对党员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件和文章，认真讨论；对烈军家属，组织慰问队前去慰问，一面救济钱粮，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一面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统战政策，使他们明白国共合作的道理；对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认清了形势，知道日本侵略者正以武力蹂躏我国河山，残杀我国同胞，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合作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在党的领导下，全县迅速掀起了为抗日救国拥军参军的热潮，仅七里区就出动了40余部手推车和30多头毛驴为部队购运粮草，全县报名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青年学生和农民达470余人。

其次，促使国民党黄安县政府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早在七里坪谈判之前，即1937年7月中旬，县委就接到了党的交通员郑植惠（郑位三之弟）从延安带来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郑位三致黄安党组织的信。郑位三在信中介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提出“如国民军队不打我们，就应和他们停战谈判”。县委曾通过关系致函国民党黄安县长蔡成，主动提出谈判，却遭到了蔡成的拒绝。七里坪谈判达成以后，蔡成迫于大势所趋，表面上同意合作，实则并无诚意。不久，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任余义民为黄安县长。余义民为黄安人，1928年脱离共产党后转入国民党政界，但在其家乡尚无劣迹。因此，由余义民出任黄安县长，国共双方都能接受。1937年11月，余义民到职视事。接着，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黄安党团组织和工会、农协等群团组织领导职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董贤珏、余文治、王文焕、衷勤、吴亮友等相继回县，任国民党黄安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民教馆长和中学校长等职。他们对共产党比较了解，有的人还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在这些重要工作岗位任职，有利于国共合作。

最后，是团结社会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黄安县委在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即派出人员与各地的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联系，与他们共商抗战大计。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曾与董必武一起参加过反袁（世凯）斗争的李景韩（又名李愈友），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李景韩的影响下，各地回乡人士亦在本地积极为抗战效劳。教育界的一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如王文锦、王文枢、陈生等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学校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中共黄安县委的大力推动下，黄安的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1937年12月，全县3个区（全民族抗战前夕，国民党将黄安全县划分为3个区、13个乡、40个联保、576个保）相继成立了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抗敌后援委员会、各界人民抗敌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其中以第三区（七里、紫云地区）建立最早。第三区抗敌后援委员会成立时，在七里坪北门外的河滩上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对发动县北各界人士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2月，黄安县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黄安县抗敌后援委员会、黄安县各界人民抗敌联合会相继成立。不久又成立了黄安县文化行动委员会。全县各学校的师生员工都积极加入文化行动委员会组织的巡回宣传讲演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2月中旬，湖北省战时乡村巡回宣传队第二队到黄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动黄安各校学生组织学生会。青年学生中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建立起来了。

经过各抗日救亡团体宣传发动，全县各阶层迅速行动起来，为抗日救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1937年12月，全县出动民工20万人次，修筑了从经扶县白沙关至礼山县黄陂站长达100余里的国防工事，其中建土堡500余座，宛若长城。在当时粮食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全县人民为抗日筹粮100万斤。在此期间，国民党黄安县政府还向殷实富户筹募救国公债2000余元。

5月中旬，董必武赴四支队传达党中央决议，在返回途中，巡视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黄安县委的工作。董必武指示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5月15日，董必武在郑位三等陪同下，进入黄安城，受到了余义民等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利用这个机会先后与30多位知名人士谈话，促使各界进一步团结抗日，巩固统一战线。17日，董必武应邀到黄安中学讲演。当讲到黄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牺牲了几万人，现在又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时，他泣不成声，许多爱国人士亦纷纷流泪。董必武最后说，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生存，同时也为了全黄安人民的生存，我希望黄安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团结抗战到底。18日，董必武冒雨乘坐一只木桶渡过正在涨水的倒水河，离开黄安返回武汉。董必武为了抗日救国，四处奔波，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斗志。董必武在黄安人民由内战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亲临指导，这对于推动黄安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党组织的恢复，以及抗日武装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