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转移后,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党的领导下,红安革命斗争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阶段。
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重建,鄂豫皖边区又有了一支新的主力红军。为了配合红二十八军打击敌人,长期坚持根据地斗争,红安县委以其主要精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便衣队。县委书记江传芳和各区委负责人分头深入各游击根据地和赤白交界地区,将留在地方养伤和掉队回乡的红军战士组织起来,并吸收在历次斗争中表现出色的革命群众参加,建立乡党支部和便衣队。到1936年秋,全县共恢复和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和党小组,红安便衣队几乎遍及全县。
便衣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为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扩大游击根据地,支援红军和开展地方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宣传群众,保护群众,扩大游击区。由于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和血腥屠杀,过去是革命根据地,而此时为国民党军占领区,这些地方的一些群众不敢同红军接触,害怕被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坐探”发现后杀头。便衣队便白天在游击区活动,晚上则深入国民党军占领区摸情况、搞宣传。一户一户的宣传,一村一村的发动,并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便衣队将群众中的革命骨干组织起来,吸收他们入党,建立党的组织。并留下一二名老队员,负责成立新区便衣队,其他老队员又去别的地方,开辟新区。到1936年10月,红安除八里湾、永佳河、詹店、县城等国民党正规军驻点外,绝大部分乡村成为红军和便衣队的游击区。二是支援红军。紫云区便衣队先后负责安置了红二十八军和鄂东北独立团约100名伤员病号。七里、仙居区便衣队为红军打粮、征粮2000多斤,并供给了大批现款和布匹、药品、雨伞、毛巾。同时,还多次补充红军,仅七里区先后加入红二十八军或独立团的便衣队员共50多人。三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利用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为革命服务。便衣队是党政军一体化的组织,实行了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争取开明士绅中立,并利用一些联保主任或保甲长贪生怕死的心理,为红军和便衣队服务。四是扰敌、牵敌,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便衣队经常破坏国民党军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深入国民党军及地方保安团队的据点周围,或插入其后,进行骚扰。在反国民党军五个月“清剿”的斗争中,紫云区一个便衣队分队在光宇山将国民党军一个正规营拖住,使鄂东北独立团一部安全转移,避免了灭顶之灾。便衣队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驻地,搜集情报,为红军提供重要情况。城区区委书记、区便衣队指导员郑如星为摸清县城驻军的“清剿”计划,3次只身进入县城,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获得了国民党军详细可靠的情报。红二十八军一部和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获悉情报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设伏歼击之。1937年3月,城区便衣队向红二十八军提供了驻永河地区之国民党军“清剿”部队的行动情况。红二十八军遂于12日发起了黄家畈、王通战斗,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一九三团两个营,缴枪400余支,子弹8000发,电台1部。五是安置红军伤病员。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红安地区的红军伤病员,主要靠红安便衣队接收安置,治疗护理。紫云区和仙居区接收的伤员最多,几乎每天都有。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无微不至地护理这些伤病员。一些伤员由于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疗,痊愈后又重返主力部队,从而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六是为红军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输送革命骨干。红安便衣队在艰苦斗争中,锻炼出了一批忠诚坚定、英勇顽强、灵活机智,并善于运用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的领导骨干。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便衣队先后为红军和邻近地区党组织及其上级领导机关,输送了很多干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夺取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剿匪”督办,在指挥“清剿”主力红军的同时,对便衣队进行彻底“清剿”。这次“清剿”,其程度和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但是,国民党军的野蛮摧残征服不了广大革命人民的坚定信念,也摧不垮党的组织和便衣队。为了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有效地保存革命力量,最终冲破国民党军的“清剿”,县委采取了特殊的对敌斗争策略,指示各区委将党员干部和便衣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各便衣队队散心不散,人分心不分,在党的领导下,同凶残的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首先,对付国民党军的搜山。凡是引起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注意的便衣队活动地区,国民党军即派出部队,把山团团围住,并以一部分兵力进驻山顶和要道路口,放火烧山,企图把便衣队和伤病员烧死,或赶出来加以搜捕。一部分留在山里坚持斗争的便衣队员,有的来不及转移,便分头躲进山洞里。天台山一带的便衣队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一连几个月住山林岩洞,吃野菜、葛根、观音土,坚持斗争。尽管环境如此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但广大队员仍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作歌唱道:“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哪怕白军再‘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任凭白军再猖狂,烧我房屋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www.daowen.com)
其次,对付国民党军的“清乡”。转移出山的便衣队隐蔽在群众家里,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机智巧妙地对付国民党军的“清乡”和暗探、别动队的搜查。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还创造了“不打正面仗”(因便衣队人少力量小,正面难以挡住国民党的“清剿”部队,专门打其“尾子”或零散敌人)、“不吐当面痰”(痰不吐在正路上,以免被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发现)、“不踩一路草”(在山上或山下小路上行走,尽量不踩新草,踩倒的即扶起来,避免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追踪)的对敌斗争方略,起了很大的作用。
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便衣队在分散隐蔽中,不放弃打击敌人的有利机会。8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一分队为了打破国民党军新的“清剿”计划,由黄冈县来到红安老君山地区。红安四、五两区的便衣队获悉后,立即向红二十八军提供当地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活动情况,配合红二十八军向席家岗民团发起攻击,将民团一举消灭。又配合红二十八军包围歼灭了紧靠红安边界的礼山县刘家河小保队。席家岗、刘家河战斗的胜利,给天台山和老君山西南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缓解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形势。与此同时,山区、城区的便衣队也给了当地保安团队一定的打击,取得了一些战果。由于便衣队的顽强斗争,国民党军新的“清剿”计划终于破产。
在艰苦的斗争中,便衣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援助。四区便衣队和中心县委便衣队的一部分人在杨山乡鸡公寨山洞隐蔽时,杨家洼和周八家的革命群众杨先文、杨绍贵、周明鳌等,冒着生命危险,以上山砍柴为名,为便衣队送饭、送情报。在情况紧急时,三区便衣队将100多支枪和一些银币存放于一位群众家里,这户人家冒着生命的危险予以保护,直至三年游击战争结束,这些枪支和银币均完好无损。还有许许多多的群众宁可自己饿肚子、打赤脚,也要将仅有的一点粗粮、一双布鞋、一件布料献给便衣队,有的为掩护便衣队而牺牲自己、甚至全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到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红安县委所属之便衣队仍保存140余名革命骨干。
三年游击战争,形势极其险恶,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十分复杂,红安便衣队同战斗在境内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红二十八军主力一部,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百折不挠的英勇气概,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夺取了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安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旗帜,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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