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宁夏地区历史悠久，距今3万年以前就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西周时为朔方地。春秋时期为戎族所居。战国时，秦国先后设义渠、乌氏、朐衍3县，始有行政建制，均属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境内）所辖。秦统一中国后，设立乌氏、朝那、泾阳、朐衍、富平5县，仍属北地郡。西汉析北地郡为安定、北地2郡，均隶属凉州刺史部。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环县），今宁夏分属之。三国时，今宁夏南部属雍州安定郡，北部则为羌、匈奴、鲜卑等族游牧。十六国、北朝时，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及北魏、西魏和北周所辖。隋置平凉、灵武2郡。唐设原州、灵州，隶关内道。北宋初，先后属秦凤、泾原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定都兴庆府（今银川），西夏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陕西、青海、新疆部分地区。元代恢复西夏行省旧名，前西夏国故都改为中兴府，领5州3县，公元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始有“宁夏”之地名。明朝在今宁夏南部设原州，属陕西布政使司；北部实行卫、所制，设宁夏5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清代设宁夏府，属甘肃省；南部设固原州，属甘肃省平凉府。民国初，南部属甘肃省泾源道，北部称朔方道，仍属甘肃省。1929年1月，升朔方道为宁夏省，并将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划归。

宁夏位于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西北，东邻绥远，东南一隅陕西，西南接甘肃，北连蒙古，地处戈壁与蒙古大沙漠之间，贺兰山绵延于西，黄河流贯于东。西北部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为沙漠地，间有水草。黄河两岸，渠道纵横，灌溉便利，土地肥沃，虽雨泽稀少，风量较大，但亦能年种年收，故人誉为“塞上江南”，又语“天下黄河富宁夏”。

全省土地面积为30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75万左右。除过两旗，全省1市13县及定远营的面积共计是132551平方公里。13县的可耕地760余万亩，实际耕种约300余万亩。自青铜峡以下，有人工开造之秦渠、汉延渠、唐徕渠、惠农渠、大清渠等，附近地带皆可分水灌田，土地肥沃，稻麦咸宜。所产菜蔬瓜果，亦美味佳品。除作物外，宁夏还有鱼、盐、药草、煤炭、牧畜等特产，黄河之鲤，河流皆可捕捉。定远营的青盐产量极丰，甘草遍于全省，中宁枸杞闻名全国。煤炭储量约33亿吨，其他还有铁、银、铝、石膏、石棉、水晶、硫黄、大理石、硝、石油等矿藏。

1941年以前，宁夏省行政区划是：省会、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磴口县、金积县、灵武县、中卫县、中宁县、盐池县、同心县、陶乐设治局及两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1941年春将夏、朔、平划为5县（增设永宁、惠农2县，原宁夏县改名为贺兰县），是年4月又将陶乐设治局提升为县。后又将吴忠堡划为镇，宁夏所辖行政区划即为1市（银川市）1镇（吴忠镇）13县（贺兰、永宁、宁朔、中卫、灵武、中宁、惠农、金积、平罗、同心、磴口、盐池、陶乐）及2旗。

（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汉奸傀儡政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致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1937年至1938年，南京、武汉、广州先后失陷，国民政府被迫退居重庆，西北、西南成为抗日的大后方。

从30年代起，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突显。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游击队、自卫军等抗日民众武装，是抗击日伪军的中流砥柱，陕甘宁边区也成为坚强的抗日基地。

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各民族人民之间关系和睦融洽，既具有战略纵深，又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各族人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现出反对外来侵略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开发大西北”、“抗战建国”运动，西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和优势产业在战时得到了繁荣和发展。西北地区不仅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战略大后方，而且还是军事大本营，也是抗日战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补给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积极响应共产国际发表的《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全力支持中国抗战，援助的物资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三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华直接参战，为保卫中国西北和西北国际运输线起到了重要作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且还与国际反法西斯阵地相连接。占领东三省后，日军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战略目标，极力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特别是想利用挑拨蒙、回、藏等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之间战争。绥宁地区是这条封锁线上的关键地方，日军于1935年制定了《对内蒙施策要领》，密谋向绥远、宁夏、甘肃扩张，夺取西北之战略要地。

（三）

宁夏依山面河，大漠环抱，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是保护西北的第一道防线和前沿阵地，堪称西北的咽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宁夏是通往中原的重要门户，一旦失守，敌人将长驱直入，直逼关中，就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的陪都与后方基地西南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这关系到西北、西南乃至全中国抗战的全局。“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特务就潜入绥远、宁夏及河西各地，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驼队运送物资，并在宁夏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辟简易军用机场，不定期通航，企图在这一带建立侵略整个大西北的桥头堡。日军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活动。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飞抵定远营进行策反活动，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和蒙藏委员会驻宁调解组组长刘柏石前去谈判，明确提出不许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坂垣拒不接受，继续派特务向马鸿逵施加压力。同年8月，日军又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地图、相机，由临河来宁夏“游历”，刺探情报。当时国民党中央抗日决心还未形成，马鸿逵采取观望态度，静观时局变化。日本妄图挑拨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灭亡中国的野心，鼓吹所谓“自治”，企图在宁夏、绥西一带先行建立类似伪满洲的政权，然后逐渐向西扩张。为了实现其阴谋，日军始终对马鸿逵抱有“合作”的希望，幻想马鸿逵一旦投日，可将东北的伪满洲至绥远的伪蒙疆，再到宁夏省和西蒙二旗，连成一片，在北方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为了拉拢马鸿逵，日军对他采取又拉又打和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其就范。日军任命马鸿逵之父马福祥旧部旅长蒋辉若为“回军总司令”驻防包头，借机拉拢马鸿逵。1938年初，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设“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向马鸿逵暗示须回教有影响的军事领袖方可担任会长职务，但马鸿逵对此无动于衷。1938年底，日军又从东北物色一张姓阿訇，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让马鸿逵效忠“伪满帝国”，投靠日本，但此人刚到包头就被阻止入宁。接着，日军又向宁夏空投伪皇溥仪的劝降信、宣传单，均未奏效。坂垣征四郎再次飞抵定远营，邀请马鸿逵面谈，宁夏当局派省党部书记周百锽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日军策反马鸿逵的希望彻底失败。恼羞成怒的日军随即由山西运城侵华基地出动飞机轰炸宁夏，除零星单机飞宁侦察外，三次大的轰炸共计52架次，造成300多人死伤。日军飞机轰炸宁夏，标志着其在西北地区的阴谋宣告破产和对马鸿逵的策反彻底失败。

（四）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地区停止了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冲突。此时在额济纳旗、阿拉善旗的日本特务活动仍然十分猖狂，日特以东庙为基地，在酒泉、张掖、武威、银川等地大肆活动，并公然穿着军装，佩戴军衔，到处调查、测量，根本不把地方政府放在眼里。南京国民政府获悉后，命令驻额旗二里子河站专员王德淦前往调查。他潜入敌特基地，点燃军火库，焚毁库存枪支物资。王德淦这一义举，震动全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英雄行为。1937年7月，宁夏省派十七集团军参谋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特机关，在青海军阀马步芳酒泉驻军马步康旅的协助下，将额旗日特机关破获，日特全部就擒，并解往兰州执行枪决。1938年8月24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在兰州接见李翰园，详询捕特经过，并给予鼓励。为了防止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为日本人利用，1938年2月，马鸿逵派兵围困定远营，强行将达理札雅护送至银川“保护”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捣毁日特机关、电台和飞机场，在旗府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后，达理札雅才重返阿拉善旗。

1938年，日军纠集大批伪蒙军长驱直入，从绥远沿黄河进犯宁夏。为了阻击日军向绥西进军，马鸿逵将一六八师2个旅的4个步兵团由银南的灵武、吴忠调往银北的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等处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来犯日军。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积极制定具体战术，并对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马鸿逵进行战前动员，提出“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日”的口号，动员民众捐钱捐物支援抗战。“七七”事变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退守山西，防御任务交由宁夏马家军负责。时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与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已整编为第八战区的第十七集团军。第八战区任命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开赴前线，分守乌不浪山各要隘，担任第一线防守任务。马鸿逵非常支持马鸿宾的绥西抗战，命令其主力部队骑兵第一、二旅和警备第二旅开往临河、三盛公一线设防，归马鸿宾统一指挥。1938年夏，骑兵第二旅向盘踞临河乌不浪山口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日伪军伤亡惨重，乘夜溃逃。1939年夏，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由包头向乌拉垴包一线宁马军阵地攻击，宁夏回汉子弟兵英勇奋战，使日军受到重创，三十五师首战告捷。同年秋，山西形势趋于稳定，傅作义重返绥远。为配合全国冬季攻势，12月20日，在八十一军的积极配合下，傅部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一师收复日军重要据点包头，击毙日军、伪军千余人，收缴城内全部辎重。傅部沉重打击日军后，主动撤回绥远后套设防。1940年，日军调集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3万余军队及伪蒙军6个师，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大举进犯，面对优势敌军，绥西军民坚壁清野，利用军民协作和熟悉地形的条件，展开运动战与敌周旋。日军在乌不浪山、四意堂受到宁夏马部顽强抵抗，不能取胜便施放毒气，三十五师被迫转入北部沙漠地带，经6天日夜行军，到达磴口。2月2日，马鸿逵部骑兵第一旅与日军在梅令庙激战6小时后，因五原失守，骑一旅被迫向临河一带转进。3月下旬，三十五军突入五原，全歼五原日伪军，包头敌军企图渡过黄河包抄三十五军后路，又遭到八十一军游击队阻击，由昭君坟一带渡河北撤。八十一军三十五师随即向黄河以南伪蒙骑兵进攻，经过十几次战斗，伪军据点全部扫除，伊克昭盟东北地区全部收复。绥西抗战，马家军配合傅部作战，收复了大片国土，又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全部肃清，粉碎了日军侵占宁夏和西北的计划，确保了宁夏和西北的安全，牵制了华北日军力量。国民政府授予马鸿逵、马鸿宾忠勤勋章，嘉奖宁夏马部在抗战中的功劳。(www.daowen.com)

（五）

宁夏和全国各地一样，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读书的宁夏籍学生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学习马列主义，支持“赤色工会”、“反帝同盟”的活动，并参加“一二·九”运动。1929年8月成立“宁夏留平学生会”，创办《银光》、《宁夏曙光》等刊物。平津沦陷后，宁夏留平学生流亡各地，组织“西北流亡团”，后陆续返回宁夏，成为宁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分子。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加强了绥远伊盟地区和宁夏方面的工作。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杨一木为书记（后为李仰南）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战力量，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宁夏当局坚定抗日决心。宁夏工委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培养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团结地方爱国人士，先后在银川、银北、银南建立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和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宁夏工委还派中共党员到国民党骑兵旅和工兵营宣传抗日主张，开展兵运工作。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受日军“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引诱，消极抗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制造反共摩擦，特务机关加紧对我地下党组织及抗日救亡团体的监视，迫使宁夏工委于1939年基本停止工作。

1939年底，新任工委书记崔景岳秘密来到宁夏组成新的工委班子，此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宁夏当局加紧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1941年4月17日，宁夏工委领导人崔景岳、孟长有和盐池回民工作团团长马文良被反动派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宁夏工委遭到全面破坏。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等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江苏淮安汪达之等组织的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来宁宣传抗战，在该团的启发影响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宁夏实验小学在进步教师杨文海组织下秘密成立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经多方争取，得到宁夏当局批准，定名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在该团的带动下，全省先后建立了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组织，其中宁夏“少战团”影响力最大。该团聘请社会知名人士雷启霖、罗雪樵、杨茂林、梁飞彪等为顾问，有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团歌、宣言。除组织政治、军事常识学习外，主要以办壁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宁夏》、《小放牛》等街头剧深受群众欢迎。他们还组成巡回宣传队，分赴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平罗、石嘴山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在该团的影响下，各地学校也纷纷成立少年农村服务团，平罗县黄渠桥北校的抗日宣传队改名为宁夏少战团分团，成为宁夏抗日宣传最活跃的团队。宁夏“少战团”的同学们在宣传抗日的同时，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成为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先锋队。从1938年起，宁夏工委将30多名积极分子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学习。“少战团”的爱国活动引起宁夏当局的怀疑、监视，最终被取缔，但它在唤醒民众觉悟、激发群众抗日救亡热情等方面功不可没，也为党培养和输送了革命力量，对宁夏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后来党在宁夏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0年开始，宁夏和北平、天津、上海、江苏、绥远等地教师和文艺工作者又一次掀起了宁夏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宁夏第十七集团军政治部抗敌歌剧宣传队在各地巡回演出《张自忠》、《反间谍》等剧。1941年，省政府教育厅组织宁夏和外地教师成立贺兰话剧团，排练演出了《鸡毛小店》、《渡黄河》等剧目。

绥西抗战胜利后，全省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宁夏各界慰劳抗战委员会在省内开展募捐慰问抗战将士和英烈遗属活动，在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新建了4所临时战地医院，慰委会组织各界代表分别前往各战地医院慰问伤员，文艺工作者到医院为伤员演出。

抗战时期，原属甘肃省辖内的固原地区回汉人民也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共固原县委在统战区建立的区委组织被迫撤销，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在中共平东工委的领导下，红河、麻子沟圈、陈坪、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堡子崾岘6个基层党组织一直隐蔽斗争到固原解放。各县委、县政府在所辖区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县、区、乡都建立了锄奸委员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政权组织一律改称抗敌后援会，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使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固原人民积极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固北县委还组织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号召人民为抗日前线募捐，动员兵员，建立保安队、自卫队、警卫队支援前线抗日。1937年组织大规模的开荒和大生产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军政人员的军粮。平东工委以三岔为基地，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成立了回民自治乡人民政府，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拥护，党的民族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海原、固原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民族歧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在马国瑞、马国璘等人的领导下，于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举行了三次大规模武装暴动，特别是第三次斗争失败后，余部在马思义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边区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组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回民抗日骑兵团，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六）

在“抗战建国”运动的鼓舞下，西北的战时工业和民族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日军侵占华北和绥远，宁夏与平津的商路阻塞，货物来源断绝，人民生活和军政需要遭遇巨大困难。宁夏官商各界着手兴修道路、兴办工业、加强农业，以解决迫切的需求。

20世纪30年代初，宁夏只有3条省际干线（宁夏分别至包头、兰州、平凉）和4条省内支线（银川分别至盐池、灵武、豫旺、定远营）。马鸿逵入主宁夏后，于1933年成立宁夏省道管理处，并制订《宁夏省道建设计划》。从1934年至1936年大规模筑路，完成了宁包、宁兰、宁平公路的改道和修筑，修筑石嘴山至大坝畜力车道和农村道路。抗战前后，整修宁夏至平凉公路，西安行营工程处也对西兰公路进行了修善，使其成为宁夏与陕西、甘肃交通的重要路线。1940年宁夏境内的公路汽车运输业务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统一管理。交通部对宁兰、宁平两条线路逐年修筑，提高了省道干线的质量。公路兴修推动了宁夏汽车营运业务的开展，但主要还是为政府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民间的商业往来、货物运输依然靠驮运、大车及黄河水运。1934年，宁夏开始了航空运输这一新兴交通事业，由中德欧亚航空公司开通宁兰支线，后延至包头，机场也由东昌、新满城、西花园三易其址。1939年，德国因忙于战争，调回部分飞机，兰宁航线遂告停顿，直到1948年“中航”开通宁绥航线，宁夏再次恢复航空班机。

抗战前，宁夏基本处于旧式的手工业阶段，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建省时，仅有（甘草）制膏、面粉、制革、电灯公司、毛织、火柴、玻璃、陶瓷、铁、酒精等工厂。至1933年，全宁夏省除了中宁的石沟驿和贺兰山的大武口有几家土法开采碴子、干炭，中卫县上河沿生产烟煤外，石嘴山（属平罗）有1处瓷窑，洪广营有1座落后的熬制甘草膏厂。省城（银川市）仅有一些以手工业操作的小作坊，没有任何近代工业设置。抗战爆发后，宁夏兴起了一股办厂热潮。据1942年宁马官方材料，宁夏有工厂16家，除义兴、中和两小厂系官商合办外，其余皆为马鸿逵政府官方所创办，工人约1500人，系用征兵方式征来；除电灯公司及面粉厂外，其余14家皆抗战中建立。这些企业虽然多属官办资本，但毕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兴办近代工业的运动，生产规模超过了以前的私人作坊，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一直是宁夏优势产业，连年军阀混战，使得水利失修、劳动力锐减、农业经济衰败。抗战时期，宁夏省政府逐渐感到农业的残破已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1942年，宁夏省政府将农林局改为农林处，马鸿逵兼任处长，刚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罗时宁被任命为副处长，他致力于宁夏农业的改进，对于农业行政及技术建树颇多，曾受到国民政府、农林部、宁夏省政府的嘉奖。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林处积极试验棉花、烟叶、甜菜和桑蚕种植养殖技术，并在全省推广实行。制定《垦荒规程》，鼓励农民开垦黄河两岸及河中滩地。1940年宁夏省政府设立林务局，大力发展植树造林事业，在宁平公路两侧栽种树木为全国造林之典范，在各县采用强制造林办法，征工营造，并发动农民造林运动。宁夏省政府对水利建设也较重视，设有水利督导专员和水利研究组，每年清明至立夏对渠沟进行修挖整顿，形成“清明上渠，立夏开水”制度，提高水利灌溉管理水平，改善灌溉条件，这些工作为保证水利畅通，防止和减少黄河塌岸毁田均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抗战时期是宁夏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的阶段。抗战时期宁夏的建设成就，除得力于宁夏政府的倡导外，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如罗时宁、梅自逵、梁飞彪等不畏艰难、发奋创业的作用尤为重要。文化教育方面，1941年统计全省有中等学校16所，有图书馆1家，宁夏民国日报社、文化服务社、印刷局各1家。

宁夏盐池县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一处门户和前哨，也是边区的经济重地。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盐池县，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发展党组织，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一战线，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把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改造成为政治上进步，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民当家做主的模范县。盐池县人民努力生产，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前线抗日战场的需要。时任苏维埃中央红军经济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指导发展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保护好工商业者，允许外地盐商盐贩自由出入苏区做生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活跃了城乡经济。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毛泽东于1942年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池县开荒种地、办合作社、打盐运盐、发展纺织业和手工业生产，解决了边区军民部分困难，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盐池盛产甘草、裘皮，有丰富的煤炭、石膏、砂、硝等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使边区经济建设得到发展，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尤其是盐池县盐业生产收入，是边区重要的经济支柱。盐池人民为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中，宁夏回汉人民通过各种形式为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抗战，在宁夏抗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盐池作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民军队输送了大批粮食和战略物资，起到了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作用。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广泛的抗日爱国运动之中。当时主政宁夏的马鸿逵集团抵制日本阴谋，派兵入绥远省与傅作义将军并肩作战，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取得绥西抗战的重大战果，保卫了宁夏，巩固了西北门户。宁夏回汉各族英雄儿女同心抗日，在抗日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