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武洲

在学术界与娱乐界,话剧在这些年来一直担当着被冷落的角色。许多话剧演员都去演电影和电视剧了,而一些从事于话剧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颇耐不住这一领域里的冷清风景,转向了小说与其他文体的研究。但话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样式,它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与合理性。我们应该看到,相当多的影视题材的最初来源是一些经典话剧作品,看看近几年来荧屏上播出过的《雷雨》《日出》《风雪夜归人》,无不是从话剧剧作中汲取了最初的营养。这种现象凸显了话剧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话剧是不会死去的,它的精神除去在本有的形态表现之外,还能在其他的艺术样式中得到重现。经典话剧的不断被改编实际上就表征着这样的趋势。同样,在话剧研究领域中,也有一些不怕寂寞的人。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坚守着自己的领域,把话剧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所好,作为自己的志业所在,认真地寻找话剧的存在与发展契机,阐释话剧作品内存涵义,为话剧的复兴与重振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心力。这些人无疑是值得尊敬与钦佩的。

不久前,我读到了浙江大学陈坚教授与青年学者盘剑合著的《20世纪中国话剧的文化阐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以下简称《阐释》),在这本书中,作者静静地阐述着自己对于话剧的看法与见解,他们检视着20世纪这一漫长历史流程中的话剧作品,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找到话剧在20世纪发展的内因。在字里行间的阅读中,我能体会到作者在此项“工程”中所耗费的精力与所要忍耐的寂寞。正是这种态度,使得这本书显得异样的厚重,它不求闻达于媒体与文化场所的取向决定了它纯粹的学术立场。这大体与作者的本性相关。我曾经想,一个能在话剧研究这种领域沉潜下来的人,一定有着执著的品格与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我的这一揣测在见到《阐释》作者的时候得到了证实。陈坚教授以研究夏衍成名,此后一直与话剧结缘,写出了相当多的话剧研究著作。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学者,经历了不少的坎坷,谈到话剧,他真诚地说道:“我这一辈子对于话剧研究而言,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一以贯之,从一而终。”这就是执着。因为执着,也就有了成绩。虽然这些成绩有些并未为外人所知,但陈坚教授未改其乐。这是一种对话剧艺术的负责精神,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精神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完整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种执著的品格背后,是一种对于话剧艺术与整个世界的爱与关怀。(www.daowen.com)

《阐释》着重强调了话剧的“本质艺术精神”。到底什么是话剧的“本质艺术精神”呢?作者写道:“以摹仿、写实为表现形式,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终极人生的关怀为主要内容,并以崇高与诗意为美学追求。”因为这种对人生与现实的深层次关怀,《阐释》在论述话剧现象与剧作时所选择的都是那些能触动人心灵的东西。比如说田汉、徐的作品,比如“五四”话剧、风俗喜剧,这些作品与思潮都与人的现实存在深深关联。作者也看到,一种话剧思潮的产生与一部重要剧作的出现,都有它内在的推动因由。　《阐释》以“文化”作为论述20世纪中国话剧的基点,注重的就是对话剧发展动力的探询。如果做一个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文化确实是诸多文学样式发展变化的必要支撑。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决定了整个社会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这个结构往往直接影响了人对于文学的创作与认知。话剧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自然也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以文化作为支撑在向前发展。在这本书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章节,如对徐“书案剧”的论述,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切入的。徐作为一个小说家,早为人们所认识,现在坊间尚到处流传着他的作品。但他作为哲学家与戏剧家的身份并未为人所熟知。鉴于这样的原因,《阐释》对他的哲学家身份进行了强调,并以此为基础细致地考察了他剧作的哲学意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却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建设性与新意。也许正是这种“新”的价值,这些章节大多在一些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这些刊物有《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艺术百家》等。这说明,这些以单篇形式发表的章节,在某一程度上已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阐释》是一本有着纯粹学术立场的书,但这种“纯粹”却并不等于难懂。它不像国内现今流行的一些学术书籍,满纸堆砌的是令人不知所云的学术名词,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人“失语”的悲哀,《阐释》有着通俗而清新的语言与表达,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打开它,撷取其中的一些英华,感受艺术的熏陶,从中获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