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以后,话剧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人们几乎难以相信,前不久还堪称为时代宠儿的新时期话剧艺术,竟一落千丈般地跌落下来,差不多成了历史的弃儿。原先门庭若市的剧场,很快就变得门可罗雀那样冷清。据统计,从1980年开始,话剧观众逐年减少,到1984年底,全国话剧演出场次竟然下降到新时期开始以来的最低点。”^[5]其原因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话剧自身的:“所谓社会原因,即话剧的社会生存条件,或者生存状态,在进入8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动。伴随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经济建设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外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空前拓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但使社会的文化需求系统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而且使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直到思维方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需求、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也在发生深刻而微妙的变动。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话剧不可能再保持原有的生存方式,使自己仍然处于前几年那样的‘顺境’状态。”“所谓话剧自身的原因,即为历史所遗留保存下来的剧团体制、经营管理方式,……过于单调划一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艺术形式、戏剧观念、演剧方式等等,已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众的需求。”^[6]其实,新时期话剧危机的出现不仅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对于话剧艺术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都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新时期初期政治话剧的轰动、繁荣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说并不是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也只能出现在社会政治急剧变动的非常时期,一旦政局稳定,人们生活步入正轨,政治激情退潮,审美意识回归,上述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为人们关注到遭受大家冷落,从表面上看似乎于其不利,而实际上则可以抑制其由于过度的膨胀而可能出现的浮躁,促使其反思,从而推动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初出现的话剧危机正是如此。由于话剧的危机从根本上看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要求与艺术创作反现代化的政治化传统的矛盾,所以艺术家们在80年代所展开的话剧“突围”,通过消解政治化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别有意味的是,这种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话剧“突围”是以回归“启蒙语境”来终结“政治话语”的。当然,新时期具有典型的精英文化属性的启蒙话剧其实并没有远离主流政治,相反,许多作品的启蒙话题往往是从政治切入的,或者说,这一阶段话剧的启蒙特点仍然表现了对社会历史、政治的反思。这是因为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向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来都是“为人生”的,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如此,在新时期的启蒙运动中仍然如此。虽然如此,然而启蒙话剧决不同于政治话剧,正如“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社会问题剧不同于后来的革命话剧或左翼话剧一样。如果说《丹心谱》《未来在召唤》等只是反映了社会政治或思想路线斗争,只是停留在现实政治层面,它们实际上并没完成真正的艺术创作,如同前文所述;那么《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红白喜事》等一批启蒙话剧则从政治层面深入下去,深刻地发现了政治中的“人”和“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这正是启蒙话剧与政治话剧的根本区别:后者用“人”来演绎阶级和思想路线斗争;而前者则是通过政治角度探究“人”的灵魂,并在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中实现对社会本质的揭示,和对历史文化发展的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政治话剧只是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启蒙话剧则充分表达了知识精英的文化思考。

具体地说,在新时期的启蒙话剧中,知识精英们的文化思考是从发现作为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的人的个性自由、精神解放和现代意识的缺乏开始的。《红白喜事》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华北农村,但剧中的“郑家大院”仍然封建秩序井然,郑奶奶俨然一位封建家长,不仅封建迷信,而且包办婚姻,以致真情相爱的热闹和灵芝只能“私奔”,宛如封建时代的痴情男女;除了郑奶奶,她的几个儿子也在极力维护这个巴金《家》中“高家”式的封建堡垒的封建秩序,尤其是“五叔”,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他从来不把妻子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人,认为老婆的作用只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他骂生了女儿的妻子:“你还会下男蛋不?你这只鸡儿!”他容不得妻子再生女儿,当五婶担心再生女儿时,他说:“你敢!我杀了你!你这只鸡儿!”显然,在“五叔”的意识里,妇女不仅不能与男人平等,而且根本连人都不是,只是生蛋的鸡,或者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种封建家庭绝不是个别现象,封建意识也绝不只是存在于少数人的头脑里,陈子度、杨健、朱晓平笔下的整个一个村子——桑树坪都笼罩着封建宗法制的阴云:这里的人们狭隘、卑琐、愚昧、残酷,为了简单的生存目的而相互撕咬、角斗,也出于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阻止妇女离婚,逼疯了青女,更全村出动,群起野蛮毒打想再嫁的彩芳。在《狗儿爷涅槃》里,剧作家揭示的又是另一种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反现代化的旧意识:封建小农意识。狗儿爷视土地如命,为土地而发疯,具有强烈的小生产者土地私有观念。他羡慕地主祁永年那样的生活:“一年到头,长袍短褂儿,干鞋净袜儿,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出门就骑驴,吃咸菜泡香油……”终生的奋斗目标是挂上千顷牌,成为地主庄园的“大掌门”。毫无疑问,启蒙剧作家们不会只停留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揭露或对国民个性自由、精神解放以及现代意识缺乏的发现,事实上,新时期的启蒙话剧还进一步地探讨了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刻原因。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腐的思想观念首先是与人们贫困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狗儿爷之所以想拥有土地,之所以想过地主的生活,除了从祖、父辈那里继承的代代相传的小农意识以外,还因为他一辈子都是农民,一辈子都在受穷;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人也都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受穷,在他的记忆中,只有曾经拥有土地的祁永年才过过好日子。桑树坪更是一个维持基本生存都需要残酷竞争、付出巨大代价的极度贫穷之地。那么,贫穷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在这一点上,剧作家们几乎一致地将矛头指向了“文革”和建国后愈演愈烈的急躁冒进的“左”倾路线及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狗儿爷解放后分得的土地被充公,狗儿爷的玉米地被当成又粗又长的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狗儿爷所在的村子也被带头吃苦、带头受苦的苦典型、三十大几了还没娶上媳妇的村长李万江“忠心耿耿”地搞得“少吃没烧”。这样,长期以来的极左路线和政治斗争便通过制造“贫困”与人们的旧思想、旧意识发生了内在的必然联系。更重要的是,启蒙话剧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极左路线和政治斗争与人们旧思想、旧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将政治运动、极左思潮本身也视为与封建陈腐观念一样扼杀人性、禁锢人的自由、扭曲人的灵魂的反现代化因素或精神毒瘤。荒诞派戏剧小品《魔方》之《铁树开花》一则,说的是一位哑女一天突然开口说话了,这虽然是她丈夫所盼望的,可她却成天滔滔不绝地背诵“文革”中打派仗用的毛主席语录、社论和口号格言,终于使她丈夫忍无可忍而掐死了她。《田野又是青纱帐》中外貌丑陋、龌龊的疯子赵拉手也一身“文革打扮”,像个幽灵和恶魔,拿着语录在台上狂呼:“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这种人不仅自己背离了人的常态,陷入了精神上的万劫不复之地,而且成为了别人的恐怖的历史梦魇。可见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人们的精神奴役比起封建思想意识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此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发现左倾路线、教条社会主义模式与封建旧意识、旧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新时期启蒙话剧不同于五四启蒙话剧的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反封建小农意识和小农经济的同时,启蒙剧作家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现代化途径:《狗儿爷涅槃》结尾,作为小农经济象征的旧门楼被推倒、烧毁,隆隆的推土机既开始了兴建白云石厂的工程,也开始了一个农村工业经济的新时代!在这里,在启蒙剧作家们以工业经济取代小农经济、以新的致富行为代替旧有的贫困生存的言说中,无疑还包含着对“五四”时期就提出来了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和文化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的关系的新的也更为具体、明确的认识,和实现“民主”与“科学”的有效方式:“科学”既是意识,也是物质,只有先用科学创造丰富的物质,才有可能使人们树立科学的现代意识;也只有在科学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人们的现代化的“民主”意识才能确立。在这一点上,更表现了新时期启蒙话剧与五四启蒙话剧相比的独到、深刻之处。(www.daowen.com)

当然,现代意识的缺乏和封建意识的流传至今也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彻底有关,而五四思想启蒙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启蒙后来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则在于启蒙文化为政治文化所取代。毫无疑问,从“革命文学”开始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与特点,至少主观上是反封建的,尤其是在40年代以前。但过于强调政治乃至强调为某一种政治,势必会在客观上淡化甚至忽视现代文化启蒙。事实上,在一些特定时期和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特定的政治文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现代启蒙文化的对立面,当这种政治文化成为一种主流时,中国文化便又回到了“五四”之前。在上述情况之下,人们的现代意识的缺乏和封建意识的流传就显得很正常了。新时期启蒙话剧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可能直接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但作品中却不乏对这个问题的间接涉及。例如在《田野又是青纱帐》中,乡政府的常秘书给每一位乡亲发选民证,可六婶一定要常秘书替她念了封建遗老、整天拿着一本破旧的《丹道秘诀》的丁花先生为她小孩夜哭写的让她贴在树上的“拘魂码”才接选民证,常秘书竟也一本正经地念:“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里虽然描写的只是一个小公务员与一位普通农妇的私下交易,但却显然不仅表现了政治从业者的思想素质低下和现代意识的缺乏,而且意味深长地暗示了政府的政治行为与民间的封建迷信行为的相互利用、互利共存的客观现实。如果说常秘书还只是出于“工作需要”帮助别人传播封建观念,自己不一定真的封建,那么《红白喜事》中的郑奶奶和五叔则兼有“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和“封建家长”、“党的基层干部”和“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双重身份。这样“矛盾对立统一”的人物的存在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期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基本上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以致人们头脑中旧观念、旧意识仍然根深蒂固,连老党员、党的干部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到这里,新时期启蒙话剧在从政治切入后,又从现代思想启蒙和现代文化发展的角度否定了过去的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

除了从政治切入反思历史、政治并通过探究人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和灵魂消解反现代文化的政治化传统,新时期启蒙话剧中还有一部分作品一开始就尽可能地避开了政治(当然不可能完全与政治无关,只是不作政治性质的价值评判),直接关注人的精神和心灵。如《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小巷深深》《放鸽子的少女》《车站》《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等等,这些作品更强调“人的意识的觉醒”,因而具有更明显、更纯粹的思想启蒙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