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夏衍的人文关怀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对那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意见,更直面自己身处当下的时代精神问题,适时地、勇敢地、富有前瞻意义地作出价值判断。“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8]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夏衍的人文关怀是真实的、鲜活的,让人们感到它与自己的生存真正是息息相关的。这里,我们主要就民族意识、女性意识及科学与人类关系这三方面的问题来讨论夏衍人文关怀的时代特征及相关的艺术表现。笔者认为,这几个方面的表现不但是夏衍剧作的主题,而且,他在这几个方面所展现的艺术概括能力与思想深度,至今熠熠放光,锋利无比。

首先要谈到的是民族意识问题。夏衍一生创作了18个舞台剧本(含与人合写的《戏剧春秋》),除却解放后的两个作品,其余的基本上直接、间接与“保卫中华,爱我中华”这个题旨有关。这也是很自然的。夏衍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外有强敌侵凌,内有国贼作祟,整个中国简直无一安宁之日,无一安宁之土了。“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9]对此一点,夏衍是有切肤之痛的。不用多说,爱人类,首先就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尽力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因而夏衍将最愤怒的火焰射向了那些使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那些腐败的统治者,以及那孳养这些败类的旧社会体制。他的成名作《赛金花》就是这么一把刺向黑暗社会的匕首。剧中写到,慈禧太后本想利用义和拳来排洋,不料惹来了八国联军。面对洋枪洋炮,满清官僚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丑态百出,或是嚷嚷“奴才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或是“念书之外什么也不会”,或者“都抽鸦片烟,不给烟,已经差不多快要死啦”,或像“猴儿似的”被牵来牵去。只有李鸿章还算是有办法的。他的法术是说服妓女赛金花去做“西施和昭君”。《赛金花》的讽刺对象是明显的。在这一幅官场百丑图中,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与清王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何其神似。正因为贴住了国人的心灵,宣泄了时代的精神苦闷,《赛金花》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而国民党政府对此则大为光火,不久即予以查禁。

有关爱国主题的挖掘,夏衍更着重的是这个问题与每个中华儿女的密切相关特性。爱国,拯救民族危亡,似乎是很大的问题,是大人物或是仁人志士所关心的事。但夏衍提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地位高低,身份如何,身处什么地域,这国家大事就会随形附影,与他的日常生活紧紧系结在一体,须臾不能分离。比如《都会的一角》中的小弟弟念地理课本会触及东三省沦陷,而《一年间》中只想着刘家传宗接代“大事”的刘绣笙到最后也要关心天上飞的是不是“中国飞机”了。当然,有关这方面最有艺术感染力的莫过于俞实夫这个形象的塑造。俞实夫是正直的学者,也有很强的爱国心,但他固执地将家国问题视为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想把它与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截然分开,于是不免在现实中大碰钉子。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一路颠簸,连安定的生活都不可能,哪还谈得上科研呢?当钱裕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法西斯枪杀在他面前之后,俞实夫最后转变思想,发出“在大家共同的立场上,为我们的国家,为人类,尽一点力量”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是中国人,中国的事情就不能不与之休戚相关;因为是中国人,困难当头之际就不能不挺身而出;因为是中国人,热爱中国与痛恨外侮就同样是无条件的。在《法西斯细菌》《水乡吟》《一年间》《愁城记》《离离草》《心防》《芳草天涯》等剧中,夏衍就这么切实有力地向我们阐明了这一朴素的真理。值得一提的是,夏衍的民族意识还充满了现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情怀。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剧中虽然鼓励、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怀,但不因此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因此贬低别的民族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冬夜》中,他写到了战争给日本民族带来的巨大痛苦;在《法西斯细菌》中,他还塑造了静子这一可亲可敬的日本女子形象。这不是例行的政治说教,而是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反对这场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只能给一般平民百姓带来苦难;同时,他也是从人类善良的感情愿望出发来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不但因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正处在抗击人类公敌的第一线,而且也因为一个连生养他的家国都不爱的人,是很难奢望他爱全人类的。夏衍的这种态度,不但远远超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的“驱除鞑虏”的狭隘民族观,更足以引起今天某种标举“天下主义”“全球主义”的数典忘祖者的警戒。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来看待女性问题,关注女性问题,是夏衍剧作的另一大重要内容。早在20年代夏衍初涉文坛,刚刚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妇女解放问题就受到了他的关注。的确,一个性别去压迫另一个性别这种现象,就像有权有势阶级压迫无权无势阶级一样,是不公平的,是现代文明人的耻辱。然而,两性问题又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最基本问题,许多妇女问题的存在,不但有现实的近因,更有历史的远因。女子也能上学,给缠足妇女放脚,这类问题比较明显,也较容易解决,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妇女的独立人格、平等地位,在现实中就比较难以改变了。这不仅牵涉到现实生存的惯性与惰性,也牵涉到人们(包括女性自己)的意识深处因男性权力话语中心催眠而对许多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习焉不察的问题。应当承认,夏衍在这方面的开掘要比现代许多剧作家深刻得多,也更显时代特色。

如果说,夏衍的处女作《都会的一角》《中秋月》还只是为底层女性的生活捧上一掬同情之泪,那么,他在《秋瑾传》中则已注意到了女性参与国家政治、社会活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夏衍塑造秋瑾这个形象时,是有意强调了秋瑾身为女性在这方面追求平等的自觉意识的。对《赛金花》的赛金花历来争议较多,这个人物自然不能视为是妇女解放的代表,但夏衍将这个人物写得很活脱:虽堕落风尘,随波逐流,却又天良不灭,在一个古怪而奇特的历史场合居然干出了大事情。这里,与其说夏衍赞赏赛金花,还不如说他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期冀:希望这类女子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觉地作出一些符合良知的决定。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她在人格上与常人就是平等的,甚至高过许多人。在《上海屋檐下》,夏衍通过杨彩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深入触及了女性的婚姻与生活问题。因为他的确做到了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杨彩玉的屈服了生活,就不是那么让人不可接受了,而她的形象甚至还是有几分可爱的——按照常人的心理,妻子不忠总比丈夫不忠更难以接受些。

在此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芳草天涯》。不但因为它在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直到今天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女性意识这个角度来看,该剧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自我异化问题。剧中的石咏芬早年也是一位时代女性,嫁给尚志恢,琴瑟和谐,被人称为“是一个合乎现代标准的文化工作者的太太”。可婚后她开始变得无所用心,日见庸俗。最让尚志恢不能忍受的,是她颐指气使却毫无自知之明,对于夫妻的情感生活全无感应。而石咏芬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她是完全地从麻木的生活状态来看待眼前这一切的,在骨子里她已彻彻底底地归化了传统观念中的“相夫教子”,因而,怎么都不能理解尚志恢站在现代人文意识的立场去要求石咏芬要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情感。当然,夏衍的笔触并未停驻于此,他还从两性共同生活关系进一步挖掘了石咏芬悲剧的现实根源,即尚志恢本人也是此悲剧的始作俑者。尚志恢尽管在感情生活中对石咏芬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但在具体家务上,则是中国旧男人的典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油瓶倒了也不会伸手去扶的。剧本第二幕开场一段是尚志恢生活方式的典型写照,这样的人如何叫石咏芬从那纷乱如麻的家务中抽出闲心来与他共享情感生活呢?生活毕竟是现实的,要从点点滴滴的、平俗的日常事务做起。依尚志恢的做派,即使当真娶了孟小云,“这样洋溢着生活力量的少女”也不免会成为石咏芬第二。这样,夏衍也就写出了许多高蹈派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两难:一方面,要领略欣赏女方作为独立个体的活的灵性,另一方面,又想维持旧的生活方式。夏衍这样的描写,可谓是从思想根底上及现实存在上发现了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一个大病灶。这病灶是如此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简直让人找不到什么药到病除的方法。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找到了病根,这病根深扎于每个国人的骨髓里,在经受了他犀利的手术刀解剖后,每个人还要以现代男女平等意识不断培元固本,这病灶才有治愈的可能。现代文学史上,对这类问题揭示得最为深刻的是鲁迅的小说《伤逝》,以笔者的私见,夏衍的《芳草天涯》是可以与之媲美的。

夏衍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上。近代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较肤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终于有人喊出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这些口号的思想实质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理解:中国落后于人,主要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只要科学发达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10]。事实上,夏衍早年也有这种惟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在漫长的革命求索道路中,夏衍意识到这种思想的虚幻性与危害性。在《法西斯细菌》中,他通过俞实夫这个形象的塑造,给了人们以活生生的教训。

对于俞实夫这么一位诚实而不免迂阔的知识分子来说,要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时真是比夺其性命还要难。但夏衍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他“只问科学,不问政治”的心理如何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曲折微妙的过程。大言炎炎的赵安涛的高论,对他不能说是没有影响的,可他觉得那只能算是聊备一说而已。到中日彻底交恶,环境日益恶化,连家里的佣人都因为静子夫人的关系辞职,钱裕又跟他说起真纳教授的《比诗还真实》时,他是确实有所触动了。他至少感受到,科学固然能解决某些问题,但决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当某种反人类的意识(例如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而钱裕被日本兵的惨杀,则从根子上给了他原有信仰以致命的一击。“一路上来,我一闭上眼,好像就看见阿裕那双老是望着我的善良的眼睛……也好像看见了那些日本兵的发了疯的嘴脸……”他痛彻肺腑地体认到了科学无能的那一面。科学可以解决许多人类物质生活上的问题,对人类的意识、精神构成却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医学家可以给人一个强健的体魄,却对其精神的健康与否不能有什么作为。最终,俞实夫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医学研究而去红十字会医院,这是一种灵魂的升华: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使然,更是一位科学家对科学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之后的理性抉择。(www.daowen.com)

夏衍是20世纪中国少数对于科学负面作用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科学是中性的,可济善也可为恶。在《法西斯细菌》中,夏衍就提到过俞实夫所从事的伤寒菌研究,在日本却正有人用作细菌战。有关此一问题的表述,最精辟的还见诸于1945年8月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夏衍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评《从原子弹所想起的》。他在文章中指出:“把这种‘能’(指原子能——引者注)应用于建设性的动力及和平工业生产的时候,人类文明必须会有划时代的改进,可是在今天,不幸这个足以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文明,却初试锋芒于杀人盈万的战争中了!”他大声呼吁:“战争的目标是打击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11]

原子弹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之前,人们理解科学,一般只从造福于人这方面加以考虑。但原子弹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是一柄双刃剑,科技的进步还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自己的方法,对这个问题予以怎样的重视都不为过。这也是二战以后,一大批伟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鲍林等纷纷成为坚决反核的和平主义战士的原因。因此,不夸张地说,夏衍这方面的水平就当时思想界而论,是超前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马克思主义在有关“人”的问题上,是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的,有论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别的,它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学说”。当然,与西方其他有关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怀已不再仅停留在伦理的范围内,而是从整个历史观上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给予了说明”。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超越了人类以往一切的有关人的学说,它向人们指明,“人类决不是像加缪所描写的西西弗那样,终生荒谬,终生苦难。人类有解脱悲剧的法宝——实践,唯有马克思‘实践的人道主义’能给人类和历史以新生”^[12]。

通过对夏衍剧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确在精髓上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关键:实践。在他的作品中,对有关人性本质的揭示与描写从来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夏衍并不从激变的时代中疏离出来,也不对人的某些情感片断把玩不已。他从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只写笔下人物的狭隘悲欢,以为这便是世界的全部。他尽力做到通过描写人物的实践过程——不只是社会实践,更是他们作为主体意志的人的生命实践,从而多侧面地写出他们的精神、思想情感方面的起伏、转折、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夏衍以实践为中轴的人文关怀:他是以人为中心来考察问题的,但这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确确实实与各种外在关系发生纠葛的人。或者说,人的实际定位就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而艺术家夏衍则着重把握那人在与外界打交道过程中的主体意志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也就是人的实践本性问题。因此,夏衍对人的把握,不会像一些机械论者那样,只重视物的因素,而忽视了艺术的根本,忽视了对千差万别、多彩多姿的个体生命的关怀;也不会像旧人文主义者那样,老是摆脱不了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情调。

具体地说,夏衍人文关怀的实践品格,在以下两个方面凸现得比较鲜明:一是永远紧跟时代主潮;二是永远强调人的自我超越精神。

先说夏衍对于时代主潮的把握。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的实践本性首先就体现在他与时代主潮之间的顺应关系。夏衍在创作中很重视描写人的个体生活与时代大潮之间的关联。像《上海屋檐下》中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人的纠葛;看似很难理清,但匡复一旦认识到了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一个人实在不能在这种永远缠绕不清的情感关系中作太多纠缠,便毅然挥慧剑斩情丝,走向了新的生活。而俞实夫放弃自己的伤寒细菌研究,其实也是一个顺应时代大势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考验》这部作品,这是夏衍建国后惟一一部多幕剧,他本人对之很不满意,后来几乎提都不愿提起。不过这部剧作其实也还是有其优点的,尤其在顺应时代主潮这个问题的诠释上。夏衍在剧中向人们揭示出的所谓时代主潮,是常常会发生变化的,随着具体情势不同,它的流向就会不同。因此,共产党人对此亦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以为自己曾经得过风气之先,就可以一辈子稳吃老本了。比如剧中的杨仲安,在战争期间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但到了建设时期却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要求,只懂得将打仗一套搬到工厂中。“工厂就是战场,让我们大家努力,用主人公的态度,坚决地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而对现代企业的民主、科学则不思进取,做政治工作是“我打你通”,“我说你服”。结果在工作中遭到了重大失败。《考验》发表于1954年,在当时,夏衍就如此尖锐地从根子上挖掘出了某些时任领导干部的共产党人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原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但需要睿智,更需要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可惜的是,他的呼声太弱小了,被淹没在人声鼎沸的“歌德”声中,结果,他在剧中的忧虑后来竟成了谶言。不过,在解释人与时代大潮的关系时,夏衍的艺术把握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在夏衍较少从个体——看待个体与时代大潮的矛盾。他总是理性地以为,当人们认识到问题所在后,就会自觉地去服膺自己的理性认识。但人性的复杂却在于理性在与情感、非理性的争斗中,常常是不占上风的。因此,夏衍处理这方面问题有时就不免失之简单和粗糙。比如,《芳草天涯》的结果不但与《上海屋檐下》有些雷同,而且更不可信,剧中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有点草草收场的味道。

再说夏衍对于人的超越精神的强调。夏衍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提示出人物主体的生存困境,也以实践家的气魄希望人们在社会生活矛盾中寻找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他那些成功的作品中,不但主人公,就连次要人物也各有鲜明的心路转轨历程。像《法西斯细菌》中的赵安涛、静子等就是如此,从中可以看出夏衍的一个基本观点:虽然小人物的生活是孤苦的,是值得同情的,他们种种不振的生活状态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人们对他们应当同情多于谴责,但这决不是说人们应当赞同这种生活。恰恰相反,每个人,即便是最底层的人,也有责任和义务从人的自我实践出发,尽快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精神困境,为自己,为家人,也为社会重塑一个更令人愉快的环境。可以这么说,这些小人物的灰色生活诚由社会所造成,但如若安于这种现状,并认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那就是他个人的抉择——一个应被彻底贬否的抉择了。因而,从匡复、林志成、杨彩玉、刘爱庐、刘绣笙、赵婉、林孟 平、梅漪、俞 实夫、赵 安 涛、静子,到尚志恢、孟小云、许乃辰,直到丁纬、杨仲安,夏衍正是通过一个个活的个体在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通过主体的努力和自我超越改变了原来的生存面貌,在奋斗中实现并且达到了生活的充实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