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人文主义、终极关怀等等,都是时下颇流行、意颇相近但也各有差异的名词。其共通的一点是以人为焦点,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自己、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我们这里谈到的人文关怀,指的是作家宏观上自觉地以人为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本质态度。也即作家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围绕着他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以自己对人物生活的体验为基础,展开对人的存在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探寻,从而完成其艺术描写和审美创造。在写作过程中作家有关自然、生命、社会、历史各方面的本体性思考,都是和人的生存、现实的人的生命这个核心问题自然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展示的。

以此来观照夏衍的剧作,可以发现,他的人文关怀首先就表现在质朴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左翼作家群中,如此旗帜鲜明地高举起人道主义大旗的,惟夏衍一人而已。夏衍当年有一篇《于伶小论》,曾很精妙地评论了于伶剧作所包孕的人道主义感情,这不妨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最触目,最感人,也是我们这位作家所最值得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义使他憎恶强暴,人道主义使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来正视现实,也是人道主义,使他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苦恼,怀疑追索而走向了学习一种可以解决一切苦恼和矛盾的理论。于是,一个诚实而单纯的青年求神者,发现了新的神,发现他灵魂的新的支撑点了。”^[2]

夏衍式的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精神,最本质也是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对广大底层人民生存问题的关切。所谓人的问题,说白了,都必须以“活着”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洞玄虚的。夏衍自己“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3],深知在那一种社会条件里,一般贫困百姓要艰难求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此,他在他的作品中就不能不倾心地描写这些人平淡而灰黯的人生,不能不打心眼儿里同情他们为艰难求生而做出看似卑微细琐却性命交关的生存努力;而面对这一切,他更不能不以十分宽容的心态予以体认: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此种社会条件里,怎样才能活下去终究是生命最紧要的问题。

在《上海屋檐下》中,当革命者匡复九死一生回到家中,竟然发现自己的爱妻杨彩玉与好友林志成同居了。三个人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痛苦中。爱情、忠贞、信义、良知等一系列复杂的人类重大情感问题瞬间就被交织呈现在舞台上,炽热紧张的舞台气氛似乎立刻就要爆炸了。然而,这时夏衍耐人寻味地点出了“生活——生存”问题,而这一问题立刻就让人们感到了那最基本的人生问题超乎一切的分量。当然,人们与此同时也就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忧伤:毕竟杨彩玉、林志成并不甘心于如此虫豸般地辛苦生活,他们也有追求,也懂得什么叫爱情、信义这类高尚的人类精神问题,可现实人生让他们别无选择。林志成面对匡复曾自辩:“自我接到你从龙华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信,我就去找彩玉,跟你想像的一样,那时候,她们潦倒在一家阁楼上,你家里的一切,差不多全在你出事的时候给拿去啦。我……我尽我的力量照护她们,可是,一年,两年,得不到你一点儿消息,跟你同案子的人,死的死啦,变的变啦,足足的等了你三年,简直不知道你死了还是活着……”而杨彩玉面对匡复时,就把问题说得更直接明确了:“但是,在责备我之前,你得想像一下,这十年来的生活!我跟你结婚之后,就不曾过过一日平安的生活,贫穷、逃避、隔绝了一切朋友和亲戚。那时候,可以说,为着你的理想,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我只是忍耐,忍耐……可是你进去之后,你的朋友,谁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尽管嘴里不说,态度上一看就知道,只怕我连累他们。好啦,我是匡复的妻子,我得自个活下去,我打定了主意,找职业吧,可是葆珍缠在身边。那时候她才五岁,什么门路都走遍,什么方法都想尽啦,你想,有人肯花钱用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吗?在柏油路粘脚底的热天,葆珍跟着我在街上走,起初,走了不多路就喊脚痛,可是,日子久了,当我问她,‘葆珍,还能走吗’的时候,她会笑着跟我说:‘妈!我走惯啦,一点也不累’。……(禁不住哭了)这是——生活。”

“生活”,听起来很轻松,可在现实里,它的的确确是那么沉重。听了杨彩玉的这番自白,原来颇愤愤然的、话多讥讽的匡复也只能说:“彩玉,我一点也没责备你的意思。”正是基于对“生活”的如是理解与诠释,基于对非人的黑暗制度下人的求生意志的高度尊重,夏衍才在《都会的一角》中对舞女张曼曼,《中秋月》中对李曼娜,《赛金花》中对赛金花,《上海屋檐下》对匡复、林志成、杨彩玉、黄家楣、赵振宇、施小宝、李陵碑,《娼妇》中对娼妇以及《复活》(改编)中的玛丝洛娃等等角色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同情与怜惜。也许,换一角度,这些人物都有颇可加以批评之处的,也许,这些人的生活的确“没有传奇,没有光彩”,但是无可争议的却是,他们同样有要求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价值,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存努力。夏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表达出其剧作的基本价值倾向和审美情感的。他心平气和地将自己也同样置入四周的小市民及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之辈中,从“人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理会到他们的灵魂”^[4]。尽管对这种生存状态决计谈不上满意,并对此种状态抱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的这种批判也不是居高临下式的,而是真切的,平等的,同时还饱噙着泪水。这也是夏衍作品感人力量的源泉所在。在现代作家中,关心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关怀人的基本命运者,为数本来不少。但像夏衍这样,自觉而坚执地把握住人文精神这根本的,实不多见。(www.daowen.com)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夏衍决不是一位泛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说,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束缚,但他们理当具备“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充分条件与主体意志。不然,他们的活动就不能认为是符合“人类的特征”的。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真精神,夏衍是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的。他的确真诚地同情着他笔下的各色底层人物,并关注他们的灰暗生活,从心灵深处感觉他们的无奈与疲乏。但在另一方面,他决不认同这样的生活,绝不以为这种生活是合理的、必然的。所以,他不但真实地写出了笔下人物琐细灰色的生活,更在意由此写出各色人物局限于这种琐屑生活的烦恼与苦闷,写出那些“充满了人世坎坷的喜怒哀乐的精神存在。愚昧、愿实、哀怨、失望、堕落、欺凌、忍受、反常、幻灭,来去交错,引人发笑,起人哀感”^[6]。而这样做,用夏衍自己的话来说,他就能够将每个人物“身受着内内外外的、精神和物质的对于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戕杀”^[7]痛烈而细腻地表达出来。这是夏衍的人文精神真髓所在,是其作品人道主义力量超越泛人道论者“爬行式的人道主义”(借梅耶荷德语)的关键。

夏衍十分重视人物精神状态的描写。像《都会的一角》中那舞女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定感,《中秋月》中李曼娜的抑郁与苦恼,虽只是初试凤啼之作,但已写得异常逼真。当然,《上海屋檐下》里对有关人物的刻画更是精妙传神。通过舞台人物言简意赅的对话,夏衍不但精细入微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原生态,同时也呈现了他们精神活动的底蕴。譬如林志成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让人感觉他脾气急躁,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这是为生计所迫的紧张,是底层小人物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杨彩玉是这么评论他的:“他在厂里不结人缘,受人欺负,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他的后辈一个个地做了他的上司。整天担忧着饭碗会被打破,回到家里来,把外面受来的气加倍地发泄在我的身上,一点儿不对,嘟着嘴不讲话,三天五天做哑巴。”而林志成对自己的苦闷有着更深一层的体验。在匡复返家后,他受到一种莫名的激励,挣脱了多年来艰苦生活加在他身上的患得患失的枷锁,与可恶的老板决裂了。他告诉匡复:“今天真痛快,我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解放出来啦!(大声)我打破了饭碗。可是从今后,我可以不必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去欺负别人啦!”这里,夏衍明确点出,不公平社会里的不公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那一系列人物,赵振宇、赵妻、黄家楣、桂芬,乃至李陵碑、施小宝,他们的痛苦又何尝仅仅只是因为逼仄的物质生活,是因为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所编就的那一张大网,令他们无从挣扎,无从逃遁。在这一张大网中,底层人物如黄氏夫妇就不免终日拌嘴,而赵妻竟猥琐地以贪小便宜为乐了。

夏衍就是这样,通过对笔下人物精神苦闷现象的描绘及根源的挖掘,不仅使人们从最深层的人类普遍情感上来同情每一个生命个体,而且还教人以生存智慧,使人自觉地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做一个明确的反省,如《上海屋檐下》中的林志成和匡复、《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和聂赫留道夫、《芳草天涯》中的尚志恢和孟小云那样。这使得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对社会也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因此,可以这么说,夏衍的人文关怀已达到了超越事物表象直接本体,也就是对什么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人类如何才能“自由自觉活动”进行诠释的高度。虽然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夏衍不可能把他这一层意念明显表达出来,但《上海屋檐下》剧中,林志成、匡复、杨彩玉灵魂上的涅槃,葆珍那稚嫩却生气勃勃的声音,已经分明透露出这样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