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风俗喜剧对现实生活文化底蕴的把握和对人物文化态度的反映,使得它们普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一笔丰富的文化宝藏。当然,如果仅仅停留于此的话,风俗喜剧的文化表现还只是一种作家主体文化趣味的流露而已。然而,实际上是现代喜剧作家还具有充分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反映和描写,不仅仅只是一般的静态的直接观照,而是包含了一定的关怀与思考在内的,具体体现在文化表现上,他们不但表现出了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世态人情、礼俗风尚的兴趣与关注,而且这一切还和他们对中国现代社会现实观照时具有的文化的标识与价值忧患的自觉联系在一起,他们相对是比较注重文化道德的,接受五四的恩惠和雨露,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启蒙意识,从而赋予其文本深刻和独具的意义。

李健吾说过,在一个介乎新旧之间的交替时代,“科学缩短了希望的距离,方便把喜悦往大也往深里伸展,然而社会的风习永远落后,人心永远是一尊富有韧性的懒神,苟安、自私,却又仿佛感到厄运将临的宙斯大帝,不顾潮流趋止,把理智活活锁在传统的岩石上。”^[2]李健吾等风俗喜剧作家都是一班具有现代哲学的文化意识为思想支撑的作家,当他们以一种现代的眼光去冷静地审视和观察中国传统文明和民族生存方式时,便不能不为其中的落后、愚昧的文化现象感到焦虑,他们都企望通过喜剧的方式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错讹和乖谬,嘲笑国民的病态人生,抨击虚伪的、黑暗的、鄙陋的社会习俗与陈旧、酸腐的社会道德现象,以达到健全国人灵魂的目的。

宋春舫的《一幅喜神》就通过一个“著名的”文化大盗造访一位所谓上流社会中鼎鼎大名的“鉴赏家”的私宅时,竟然发现了这位“鉴赏家”所收藏的珍贵古玩和名人字画都是赝品,从而批评了中上层社会虚伪、浅薄、庸俗的文化习俗,并且还通过人物分不清哪些是真品哪些是赝品的描绘,揭露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数典忘祖的文化心态。李健吾的《以身作则》通过徐守清对女儿的严厉管教,用封建礼教来压抑与扼杀女儿的人性流露,差一点把女儿逼成病态,就深刻批判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并通过徐守清对人性的自我压抑与扼杀,深刻揭露了这种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残害已到了何种程度。他的《青春》一剧深刻暴露和批判了农村社会中的封建陋习和礼教的反动的本质,杨村长看不起他的女儿倾心相爱的贫农的儿子田喜儿,按照门当户对的旧式礼法,把女儿香草又嫁给了一个才十几岁的儿童,不但拆散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还差一点断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再如写杨村长在女儿被休回家之后,不顾尚未泯灭的亲子之情,为了维护封建礼法,一定要逼女儿自尽,这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的危害性。现代风俗喜剧作家的文化批判糅合进了五四以来人们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批判落后的文化习俗和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表现了国人心理的愚昧和麻木。如宋春舫的《五里雾中》描写汪家的兄弟在汪春龙失踪之后,大请和尚法师来圆光测命,而且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兄弟是死是活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酝酿起如何瓜分他的家产,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心灵的愚昧、迷信、麻木、自私等落后的国民性心理痼疾。再如李健吾喜剧中的徐守清、杨村长等人用封建礼教来要求人们,不但害了自己,而他们竟然还不自知,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莫里哀说,如果一喜剧的作用是纠正人的恶习,“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也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成为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致命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的;可是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3]风俗喜剧作家正是从力图塑造各种多样的“滑稽人”的方式来“纠正人的恶习”的愿望出发,规劝大多数人不要成为“滑稽人”的。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现代风俗喜剧的文化批判的价值取向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风俗喜剧作家还表现出了一种双向的文化批判,不但彻底批判了旧有的落后的传统封建文化,而且对渗透着商品气和金钱气的现代文明也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并未构成主流,但却也是一种应当引起注意的文化现象,表现了现代风俗喜剧作家健全、清明的文化意识。如杨绛的喜剧就反映了都市社会中拜金主义的现代文明气息,在一个物欲膨胀的社会里,金钱发挥了巨大的魔力,已经腐蚀了人与人最亲密的亲情血缘关系。如赵家大家庭中表面上维系着的是温情脉脉的封建宗法关系,实际上金钱早已侵蚀了人的灵魂,人们为了金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泯灭亲情,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并制造买卖婚姻,这实在是对人严重的异化。《弄真成假》更是表现了一场为金钱而奋斗的爱情追逐,主人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不惜抛弃自己的情人,而拼命追求一名浅薄、庸俗但却很有钱的女人,并且不惜一切手段,这说明金钱的作用已有多么重要,金钱的势力无所不至,决定了人们的爱情和事业,从而展示了人心的铜臭。如果说杨绛的作品还是一种对中西文化双向的历史性审视,因为其中也包含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那么徐的世态喜剧更是以赤裸裸的方式集中展现了现代文明中人的贬值,人的物化,由于这种揭示的单纯而集中、突出,他的作品在现代风俗喜剧的创作版图上别具文化批判的独特意义。徐喜剧中人物赤裸裸地直接宣传自己金钱至上的人生原则和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也展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人自甘于受金钱的束缚和压迫,最后人完全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商品。如《租押顶卖》中林湖平固然很机智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主要是因为他宣称有钱,他以一种厚颜无耻的坦诚,不但用钱租到了房子,还用钱得到了“女子”,他的这一套以金钱作为目标的观念、行为在社会上通行无阻表现了社会对金钱的顶礼膜拜,表现了人被金钱严重地异化,还表现了一种金钱冲击下文化的堕落、腐败。(www.daowen.com)

除了文化批判之外,现代风俗喜剧的文本也还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建设作用和意义。这既基于哲学上不破不立的思想,同时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人说:“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本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相当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批判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工作;而创造性的文化建设,倘缺乏科学的批判意识也是无法想象的。”^[4]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批判都是指向文化建设的,譬如笼统的泛文化倾向,它在全面破坏文化的同时就缺乏了一种建设性的意义。要判断文化批判是否具有建设意义,主要是看文化的批判过程中是否存在基本价值体系的明确抉择。现代风俗喜剧的文化批判是在作家主体现代文化意识评判指导下的一种建设性批判,在其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中是蕴含着文化的选择的,因此现代风俗喜剧在价值消解中潜藏着整合的企图。当然,正如张健在发现中国现代喜剧的新思想的建设时指出的那样:“这种新思想意识的建设恰好处在现代喜剧的反封建意义结构的深层,因而往往容易被人忽略。”^[5]我们要全面认识风俗喜剧的文化意义,这种思想文化的建设作用也是应该重视的。文化启蒙就是要通过批判来消除种种愚昧、落后的文化现象,但是通过批判和否定,这种反映也就从反面发出了对理想文化模式的呼唤和要求。不仅如此,从喜剧的思想类型看,喜剧可分为肯定性喜剧和否定性喜剧,在肯定性喜剧类型当中,其内容除了反映丑陋的文化现实外,实际上也还存在着一定的文化理想的表达。譬如丁西林的喜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中新旧文化因素的对立与冲突,另一方面在批判了旧的文化空气的同时,也还有对代表了他文化理想的人物的颂扬。如《一只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尽管也还有一定的缺点,并非十全十美,然而重要的是这两个青年人已经开始觉醒,他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表现得聪明、乐观、机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正昭示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与理想。《压迫》中男、女房客联合起来同封建的、专制的女房东进行斗争,也同样揭示了一种对人格独立、平等和尊严的维护,这也同样寄予着作者所设想的理想文化模式的关怀和表现。

同样,李健吾的喜剧中也不乏对正面形象的歌颂与塑造,在赋予人物美好的品德、先进的思想和崭新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所向往的文化理想。李健吾在评论性的叙述中,虽多次提出人对自身的发现,人对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的认识,正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力量的源泉。他说: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古代希腊人,尊奉的只是人与其崇高的意志。艺术便是这种理想的表征,活动是自由的,同时是向上的,人类幸福是它的目标,不受任何羁缚,除去他个性的范畴,仿佛一个大神主义者,心头有一个‘天’在,并不信奉尘世的三姑六婆。”^[6]在《以身作则》中与徐守清相对的仆人张妈和马弁宝善,他们明显地大胆追求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虽然也并没有褪尽民族传统心理特点,但是已经具有了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意义追求。《新学究》中的冯显利和谢淑义,他们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具有现代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在经过一场内心的冲突与思考后,也勇敢地表现大胆选择。《青春》中的田喜儿和香草更具民族色彩,他们质朴、善良、真诚,开始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熏陶,憧憬着离开闭塞落后的村庄去寻觅自己的幸福。尽管他们也还很受传统文化心理的束缚,如田喜儿对母亲的依恋,香草对封建礼法的妥协,但这一切挡不住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奋斗。总之,李健吾在这些生气勃勃、可爱灵动的青年男女和底层人民身上发现了符合现代文化理念的可贵品质,从而也表现了自己对文化理想的追求。风俗喜剧中这些具有现代文化意识因素的正面人物,内在地构成了风俗喜剧的理想价值层面,从而为现代喜剧在文化批判之外又开启了另一种重要向度,也就是文化建设的向度,使中国现代风俗喜剧具有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