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活动对个体参与者而言,其文化功能是以审美方式建设他的内在文化环境,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确立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则是其价值所在。”①当然,文艺创作不能等同于文化,它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文化内涵,实现文化价值。从英法风俗喜剧来看,它们直接涉及的并非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利益,而是以劝善惩恶为目的讽喻社会陋习,以揭示文化病态。他们强调“喜剧所涉及的则是日常生活方面。它使我们所洞察的,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危机及其相关的最强烈的感情,而是洞察社会的风俗习惯、人类行为的种种缺陷和怪癖”。②丁西林、李健吾等显然深受这类风俗喜剧的影响,他们作品的取材侧重于日常生活里的世态人情,从中表现出对包含在世态人情当中的文化意蕴的关注,他们的剧作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意味。

首先,现代风俗喜剧在表现内容上注重安排一些世态人情风味很浓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典型的社会文化习俗,由此体现出了剧作家在创作中追求文化表现的强烈倾向。如宋春舫的喜剧就表现出了他对于社会世态人情、礼俗风尚的兴趣与关注。他的剧本《五里雾中》就集中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各种世态风俗。剧本写一个高等华人因自命不凡、轻慢女性遭致报复而在某一天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一连串的怪事和打击,作者借此让中国传统与现实社会中五光十色的人物、风物和习俗粉墨登场、杂然纷呈。这其中有中外殡仪馆经理,出殡的道士,和尚,军乐队,棺材店老板,翩然而至强行亲吻的应聘女郎,阴阳两面的公司职员等,这一切再加上顶上等的香楠寿材,订婚用的大蛋糕,地道的宁波小菜,和尚法师圆光测命的场面,一心觊觎财产不顾手足生死的兄弟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等,就活生生地构成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都市社会光怪陆离、纷繁复沓的文化景观。再如李健吾的喜剧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中的世态风俗,譬如他的剧本《以身作则》和《青春》就是描写农村或是靠近农村的小城镇的社会生活的,在这两个喜剧中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的世态人情和文化风俗。从人物上看,这里有农村社会中典型的风俗性人物,如顽固专制的封建家长,前清的举人,虚伪的道学家,乡村私塾教师,老派妇女,寡妇,更夫,江湖郎中,马弁等。从内容上说,作品通过婚姻爱情这一视角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风俗礼节和生活方式,像徐守清那座门虽设而常关的封建宅院里,严守封建礼教的家庭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封建家长杨村长对女儿婚姻的强行干预与支配等。再从具体的细节和场景的安排上,作者在戏剧冲突的各个层次上,巧妙地穿插了大量风俗性的生活场面、细节,如徐守清请江湖郎中给女儿看病的煞有介事的布置和监视,红鼻子酒醉打更,给村童念黑丫头的歌谣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李健吾的喜剧表现出了浓郁的民族文化风味。杨绛的世态喜剧在惟妙惟肖地映现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世态人情的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整串的风俗性场面、细节,而且文化意蕴内在地融进了戏剧情节的发展,在剧中人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当中得到了具体而逼真的体现。譬如在《称心如意》中通过对赵家大家庭生活场景和人际往来的描写,就反映了颇有特色的封建宗法关系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特色,如吃茶点、妯娌龃龉、中表联姻、夫妻反目等,所写都是民族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弄假成真》中继续了这一方面的描写,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故事,串连起了两个社会层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张祥甫家中日常饮食起居,周母与周妹及周舅妈的口角纷争,周母的走闹亲家,周家简单而又齐全的婚礼仪式等,既富于生活气息,又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的世态风俗。

其次,风俗在戏剧中的存在与民俗学不同,它总是与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联系在一起,优秀的风俗喜剧作家都注重人物塑造,在对人物性格刻画和心理描绘中把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在社会文化土壤中,因而不是抽象地、平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而是写出了人物深层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内涵。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而且与人类息息相关,诸多文化学家、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方面探讨和揭示文化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看到人身上的文化本性。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就说过:“每一个人首先为文化所塑造,只是然后,他或许也会成为一个文化的塑造者。”“文化没有人去实现它就不会存在。但是人没文化也将是虚无。”①在此基础上剧作家也看到和注意到了人的文化性问题。李健吾在评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时就说:“他的写作对象正是1758年狄德罗第一次倡议的‘人的责任’。戏剧是积极的,作者的意向决定一切。人类幸福是共同的目标,主题却随不同的人生标准而异。尼考尔先生称之为‘意识文化的戏剧’,一种特殊现代产物,把人看作文化的存在。”②“把人看作文化的存在”,正是现代风俗喜剧在人物塑造方面体现出来的一个特色。丁西林喜剧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空气,其中就包含了对人物文化心理的分析与透视。如《一只马蜂》中的吉老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她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的贤妻良母的典范,时代变了,她自诩为开明,通达,对别人说:“现在子女的婚姻,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只好由他们自己去”,但实际上她是非常关心儿女婚姻大事,很希望能早点抱孙子,而且自己独生子的心事还没放下,又开始用旧式说媒的方法为侄儿张罗亲事。再如她看不大起新式女子,说她们既“不懂得做人”,也“不懂得治家”,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言谈之间尽是一个老派妇女的文化观念和心理特征。再如他的《酒后》这部作品也通过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特点。五四时候尽管新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但人们毕竟还处在一个旧思想占极大势力的社会中,人们的文化观念还没得到完全的解放和自由,剧本就是通过主人公欲吻熟睡的客人这一微妙的心理上的轻微波澜反映了人物有冲动而无叛逆,开放又还胆怯的保守、中庸的文化心态。

李健吾的风俗喜剧更是高度重视人物的文化精神状态和背景,他说:“我爱广大的自然和其中活动的各不相同的人性。在这些活动里面,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最感兴趣也最动衷肠的,便是深植于我四周人固有的品德。隔着现代五光十色的变动,我正想捞一把那最隐也最显明的传统的特征。”^[1]这使得李健吾喜剧中的人物性格内涵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厚度和丰富的蕴藉。譬如《以身作则》中的徐守清处处以顽固专横、不近人情的言语表明了自己作为道学家的面孔和身份,也表现了自己传统、守旧、落后的文化心理特征。他对女儿的管教,要他女儿严格遵守封建礼教规矩,严禁她私自出门,不许她和任何男性有交往,连请医生来看病,也要用一道屏风把女儿和医生隔开。再如写他根本不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还以为还像以前一样,他以举人的身份一道书信就可以让县太爷就范,结果人家都不理,这一切都说明他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传统和保守。作者还让人物自己内心的冲突反映了他的文化心理特点。他用封建礼法中的男女大防来严格律己律人,可他自己就把持不住人性的防线,在年轻女佣张妈的有意诱惑下流露了人性的本相,从这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封建文化在他内心中引起的冲突可以看出他那封闭、落后的文化心态。《青春》中的杨村长,他看不起与他女儿倾心相爱的底层青年,硬是把女儿嫁给了所谓门当户对的小童生,女儿被逼回家后,他虽然尚未完全泯灭亲子之爱,但还是硬逼女儿自尽,以维护封建礼法,这一切也说明了杨村长的封建专制家长面目。(www.daowen.com)

现代风俗喜剧对世态风俗和人物文化性的反映和描写,全面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化空气和氛围,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止一种文化模式,由于信仰和价值方面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模式便必然要发生碰撞和冲突。而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时,也必然要发生文化的转换与调整,从而引发冲突纠葛,因此,风俗喜剧作家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上,揭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同文化因素的撞击与冲突。丁西林的喜剧揭示了五四时代社会生活新中有旧、新旧并存的文化特点,同时也表现了新旧两种文化因素的矛盾与对立。《一只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本已互相爱慕,可社会却不允许他们进行自由恋爱,正如吉先生所悲愤地抨击社会时说的那样,这个社会“真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许多“极真诚,极平常,极正当的话”都不能说,即使说出来也要被当成是在发高烧,“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人们讲真话也只能采取“说谎”的办法,连谈情说爱也只能曲曲折折、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旁敲侧击,生动地反映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与传统、保守的旧文化氛围的冲突与对立。再如《压迫》这个剧本也反映出新旧文化的对立与斗争,男房客认定自己交了定金,又经过房东女儿的同意,房子已经是租给他了,而女房东则以男房客还未结婚为理由,坚持不把房子租给男房客,因此双方展开了一场口角争吵。这里实际上也显示了一定文化意义,男房客以为房子已经租给他,而女房东退房的理由又极其荒唐,因此他实际上维护的是自己的合法权利,表现了一种民主、平等的精神。而女房东的理由实际上不能正当成立,而她硬要男房客就范,这就体现了她蛮不讲理的一面,是一种封建的独断与专制的作风,因此他们两人的斗争从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说也是新旧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如果说丁西林的作品是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所致,则杨绛的喜剧主要地表现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在《称心如意》中就已经揭示了西方文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那位当过多年外交官的赵祖贻动辄嘲笑中国人的脾气,可在他半中半西的生活方式中也始终无法褪尽中国人的脾气,而他用西方精神调教出来的独生子却只知道移情别恋。赵祖贻和钱寿民,一个崇洋,一个复古,因此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中西生活方式孰优孰劣的辩论。再如作品还展示了表面上看起来充满温情的封建宗法下面早已掩盖不住的金钱实质,赵家妯娌之间所以既联系又有斗争,还拼命巴结李君玉的舅老爷徐郎斋,就是看上了老人家的庞大的家产没有直系后代继承。在《弄假成真》当中,张祥甫谈儿女婚事满口生意场上的术语,这也表现了商业文明对于日常都市生活渗透的深度。周大璋好歹也是一个受过西方文明熏染的留学生,但西方文明只提供给了他上进的野心,却无法给他实现野心的现实文化土壤,因此,一无长技,二无依靠的他为了改变自己贫贱的生活环境,只好选择了“吹”和“骗”的道路,让人们看到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的孳生。李健吾的喜剧《新学究》也提供了一个中西方文化畸形结合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是一个穿着西服的新派教授,表面上提倡西方的精神解放和自由恋爱,但他的实际言行表明,他的骨子里头始终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大男子主义那一套,他尽管赞美女性是他生命中的理想,理想中的天堂,天堂中的诗歌,可他实际给予女性的还是要她们“必须纯洁、贞洁、从一而终”的古训。因此,作者从对人物的性格分析看到了这个新派人物身上的两种文化因素,这两种文化因素在他身上的不协调造成了他的双重人格,使他言行无法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