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谕剧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事剧,完全是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的,有很强的即时性。“我们的戏‘都是些号召’,企图对当前的事件发生影响,企图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形式。”^[23]它的即时性和时事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和契合民众的政治焦虑心理,让观众把戏剧事实和生活事实等同起来,在很自然的情境下进入戏剧环境,产生“忘我”的感觉。政治宣谕剧通过这种效果,对民众的政治焦虑心理发生了二重作用,其一是舒解,通过模拟来使观众产生想象中的满足,从而消解焦虑心理;其二是转化,让观众在戏剧真实中看到现实的危机,使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焦虑心态上升到了意识的表层,使焦虑转化为其它意识,从而自觉跟随戏剧内部隐谕的意识形态。政治宣谕剧也正是通过这个来达到宣谕的目的。田汉的《乱钟》是第一个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剧本。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大学校舍里的故事。学生们出身于不同阶级或阶层,有着不相同的志趣和爱好,然而大多同情灾难中的人民大众,痛恨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并对侵略者的军事进攻抱有反抗的决心。事变发生前一刻,反动当局软硬兼施,不准学生反抗,并唆使学生中的败类威胁爱国学生。这时,日军攻击北大营的炮声响了!爱国学生叶仲群挺身而出,令人敲响校钟,召唤全体同学到操场集中,决定集合全沈阳的学生和爱国民众,到兵工厂去拿起枪抗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热血。奇妙的是,剧本完稿于“一·二八”前夕,次日排练,当晚于沪郊暨南大学上演。当演到日军攻击沈阳的炮声激起大学生们汇集整队,准备持枪抗战之时,观众同时听到了日军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的真实的炮声,敌人飞机也已侵入上海领空,投掷照明弹和炸弹。刹那间舞台上的情景就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在响亮的乱钟声中,剧社社员带领暨大2000多名华侨子弟,高唱战歌,发下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誓言。“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田汉只花了6天时间写出了有四五万字的四幕话剧《卢沟桥》。比之《乱钟》该剧场面更加壮阔,气势更加恢宏,生动地再现了这一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展示了中华民族以血肉筑成长城与敌人相搏的壮烈场景,向全国人民喊出了“保卫卢沟桥!保卫华北!”的庄严呼声。鲜明的战斗主题,炽热的爱国热情,穿插其中的振奋人心的抗日歌曲,使这部戏在公演时造成了极大的成功。当台上响起抗日的战歌时,台下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吼声,观众完全忘了是在看戏,他们用吼声与台上的“士兵”一起,把愤怒的子弹射向侵犯卢沟桥的日寇。在这个过程中,由民族耻辱所带来的政治焦虑感被释放和转化了,观众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戏剧是如何在满足观众的同时,达到了鼓舞和宣传的效果。戏剧与观众之间达到了双赢的效果,演出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成功。

政治宣谕剧在强调真实性的同时,捍卫并强调着一定意识形态的使命和职责。它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性再现,为观众筑起了一座通往意识形态的桥梁。观众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绝境前产生了代入感,并为之感到焦急或愤怒,最终对人物在剧终的道路选择感到合理,并通过人物的选择舒解了内心的冲突,从而达到一种幻想中的满足。在不断的冲突和舒解中,政治宣谕剧事实上对观众产生了召唤,而且这一召唤是大范围的,针对整个大众而言,适用于各个阶层的民众,这种召唤把大众拉到了戏剧所要宣扬的意识形态范畴内,从而达到了政治宣谕的目的。

洪深的《米》是一个突出的适例。抗战初期的武汉,由于大批难民涌入,物价飞涨,市面动荡,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为了打击奸商,团结争取更多的人抗日,洪深以米商为题材创作了话剧《米》。这个剧结构新颖,通俗易懂。剧本第一场先向观众提出问题:国难当头,米店老板有米该怎么办?接着以平行发展的三场戏写了三条不同的道路:一、只顾私利,任意抬价;二、出卖良心,偷偷资敌;三、深明大义,利国利民,支援抗战。戏以三条不同道路的不同下场,形象地教育了大批商人。剧本简捷易懂的问答式结构,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据说每当看完戏,一演员到台前问大家应该走哪条路时,台下观众总是大声回答:“走第三条路!”有的观众还高呼“反对投机倒把!”“打倒汉奸!”等口号。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民众的政治焦虑,政治宣谕剧重视英雄人物的存在。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有的是以突出的方式来表现,而有些则用空缺的方式。楼适夷在独幕剧《S.O.S》中塑造了无线电发报员的爱国志士形象,热烈讴歌了他们在侵略者面前临危不惧、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剧作最后,日本兵步步进逼发报房,脚步愈来愈急,有人仓皇出走,而发报员坚持将《告全世界民众书》一字一句发完。“我传达给你们的不是一个个的电报号码,是一滴滴的东北民众的血”,然后即向开枪的日本兵冲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田汉的《回春之曲》是一首歌颂英勇的抗日者的赞歌,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爱国情和儿女情交织在一起。高维汉不仅忠于爱情,更忠于祖国。国难当头,他怀着一腔热血毅然离开恋人回到故土,投身抗战;战争中,他奋不顾身救援战友,以步枪打敌机,将生死置之度外;负伤后失去记忆,但却从未忘记战场上冲锋的口号;恢复记忆后又急着要上战场,满腔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梅娘美丽善良,对爱情忠贞不渝,她敢于反抗买卖婚姻,逃出家庭,又誓死不从巨商之子的劝诱骗吓;得知恋人伤残后即刻赶到他的身边,三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她对高维汉的爱,正表现了她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深情。(www.daowen.com)

洪深的独幕剧《飞将军》讲述的却是一个英雄堕落的过程。该剧取材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描写一个一度被誉为飞将军的战斗英雄,在抗战初期曾经历了出生入死的空战,创造过赫赫战功。但是战友的相继牺牲,无情地刺激着他的神经;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腐蚀着他的灵魂;投降派的亡国论调又消蚀着他的战斗意志。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完全丧失了信心,觉得每次驾机上天只是拿着自己的性命“赌博”而已。他一味寻求自我麻醉与刺激,终日沉湎于美酒女色之中,以致敌机来犯时,他烂醉如泥,无法登机歼敌。从这个英雄自我沉沦的过程,剧本描写了横亘在抗战征途上的障碍和抗战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剧本为“民族解放战争,投放光亮的照明,同时也成为抗战生活一片毫无屈折的镜子。”^[24]对英雄形象的处理,不管是突出还是空缺的方式,都会引发观众的代入意识。以上剧作,不论以哪种形式都以呼唤时代的真英雄为目的,在演出过程中,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这种呼唤,把焦虑感转为紧迫感、英雄感与崇高感。在《飞将军》演出后,一位空军中尉特地找到洪深说:“洪导演,你注意看报吧,要是报上有这么一条消息:‘空军中尉×××击落日寇飞机一架’,那就是你们这出戏给我的力量!”这出戏正是利用了英雄的空缺为与剧中角色相近的空军中尉注入了力量。

来自政治社会的焦虑形成的直接诱因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其导致的最严重心理后果之一也是对生命丧失的恐惧。来自死亡的危机感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愈来愈浓厚。政治宣谕剧在舞台上模拟了战争或者是其它形式的争斗,暴力成为最常见的矛盾解决途径。暴力本来是和死亡直接联系的,容易诱发出死亡恐惧感。然而政治宣谕剧使得日常生活演变为虚拟战场,这使得死亡被人们集体面对。当一个单独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死亡和与之相关联的暴力是具有反政治色彩的,它意味着人们将从集体中离去。但是当具有相当数量人群共同面临来自同一威胁的死亡的时候,死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它激发出人们内心潜在的暴力欲望,使得这一人群自动产生出强烈的集体意识,人们渴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压倒这一威胁,最终跨越死亡。政治宣谕剧感性地告诉民众,他们并不是单独地面临威胁,而是应该携手作战,它打破了普通百姓对于战争的幻想,释放出了正义暴力的涌动,把残酷的暴力斗争演为一场集体的狂欢,产生了对“力”的赞美和追求。在引发集体意识以对抗暴力的威胁感和恐惧感上,洪深的《咸鱼主义》是一出优秀的政治宣谕剧,剧中没有出现说道理喊口号的人物,也没有设置特别尖锐的政治冲突,甚至连政治宣谕剧中常见的善恶比照都没有明写,只是写了一个普通上海市民家庭在战争的“谣言”中存储了大量咸鱼和大米,准备在战时独善其身,但没有开战,咸鱼又吃不了,闹出种种笑话。最终战争还是到了,通过剧中逃难者之口说出了战争中的每一个人都必受荼毒,打破了小市民的幻想。这出戏的妙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地调动了普通民众的战争意识,把死亡和与之关联的暴力端到了人们的眼睛底下,引导着人们向同一政治目标奔去。田汉的《年夜饭》以类似的方式同样打破了乱世苟安的幻想。画家虽在大年夜陷于窘迫,仍不肯给罢工工人画宣传画,想保住烟草公司画广告的饭碗,等知道自己也被解雇,才意识到自己和工人的利益相同,毅然作画,投入到示威的队伍中。这出戏充分强调了“群体”的观念,通过利益的引导把个体的人纳入群体的范围,政治形态也就延伸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它把个体面对现实的压力转化为群体抗争的动力,恐惧感也就被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