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漫主义本是传统浪漫主义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最早的倡导者为英国的斯蒂文森和奥地利的霍夫曼斯泰尔,但由于其特点与后来的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五四时期就把所有的现代主义流派都称为新浪漫主义。孙席珍先生曾说:“新浪漫主义是世纪末的文艺思潮的总称,它包括了颓废派、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及唯美主义四者”[1],当然决不只是上述四者,“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2]同样,五四时期的新浪漫剧实际上也是指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现代派戏剧。
现代主义戏剧在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只是在五四时期和80年代出现过两次短暂的热潮,且前者被称为“新浪漫剧”——如同前述,而后者则被冠之以“探索剧”。一般认为,新浪漫主义和新浪漫剧在五四时期的兴盛一方面是缘于那个时代的开放性,即对西方的东西,不管什么,都放手地“拿来”,尤其是“拿”最新的、最时髦的东西,以期“迎头赶上西方最近的风尚”[3]——而作为现代主义的新浪漫主义思潮和新浪漫剧正是最新奇和最具有独创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五四落潮后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苦闷悲观情绪,内心矛盾痛苦加深,现代主义情调与他们的心情适应”[4]。以上看法无疑不是不对,只是失于肤浅。事实上,新浪漫剧之在五四时期兴起(80年代探索剧的兴起与此相同)绝非仅仅出于时人赶时髦、求新异的心态和知识分子托寄感伤情怀的需求,甚至不只是关乎文学艺术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更有着深层的文化动因——它的衰微同样如此;而对新浪漫剧及整个现代主义戏剧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的文化层面的考察则不仅能够深刻揭示其兴衰根源,而且,或许还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性质、特征及其现代化历程的进一步认识。(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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