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早期话剧”,就是指的五四以前的“文明新戏”,或“文明戏”。尽管新近有研究者认为不能把“文明戏”看成是中国早期的话剧,认为“种种把‘文明戏’与话剧等同划一、混为一谈的说法,完全缺乏严谨的科学逻辑性,是很值得商榷质疑的”^[1],但其立论似乎仅在于“文明戏”不是直接来自西方,而是通过日本转道嫁接,这种把中国话剧完全等同于西方话剧的观点同样是“很值得商榷质疑的”。其实,正如本书导论所指出,决定中国话剧本质特征的不是别的因素,而是其“本质艺术精神”,这种“本质艺术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文化精神。“文明戏”虽然不是直接来自西方,“而是经由了日本这个‘中转站’,通过师法日本新派剧、新剧而间接接受西方戏剧美学的(与五四以后直接接受欧洲近代剧的影响不同)”^[2],然而在追求现代文化精神方面它与五四以后直接接受欧洲近代剧影响的中国现代话剧是基本一致的,“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中国戏剧向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要求”,无疑可以“作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发轫’的标志”^[3]——当然,在其现代文化精神的追求和具体实践过程中,文明戏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现代话剧,它存在着许多误区,遭遇了许多无人提醒的陷阱,最后在这条从来没人走过的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完全迷失了方向。但即使以失败告终,文明戏也不乏其存在价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推测,如果没有文明戏的一路滚爬和引爆地雷,可能也没有后来现代话剧的高歌猛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明戏很好地完成了它作为早期话剧的历史使命。(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