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过头来审视中国话剧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脚印都覆盖着文化的风霜。尽管在长期的研究中,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话剧在中国诞生和发展的文化意味,因为作为舶来品,中国话剧与“西方文化移植”的密切关系有目共睹——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话剧正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或是西方文化移植的典型个案;然而时至今日,对整个20世纪中国话剧的发展却仍然缺乏系统的文化学研究。

什么是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的文化学研究?它不是把文化当成一种背景,笼统地视其为影响话剧诞生、发展的外在环境因素,正如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而是把话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其历史变迁的文化机制。

这种研究首先必须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一)何谓文化?(二)何谓文化结构?其形态及与社会结构关系如何?(三)戏剧在文化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它与文化结构诸因素的关系怎样?(四)20世纪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可能对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具有影响、制约作用的文化结构主要呈现怎样的特点?

关于“文化”,不论是从它的西语词源即拉丁文Cultura,还是从汉字“文”与“化”的象形、会意来看,都共同指向一个确切含义:人的行为及其成果。这里包含几层意思:首先,“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文化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1]一方面,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人,其所有行为都是文化的,并创造文化。其次,“人的行为”从性质上分有外部的身体动作和内部的思维、思想、情感活动;从方式上看又由“个人的”与“社会的”两种行为构成(当然,任何“个人的”行为最终都指向社会;同样,任何“社会的”行为也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第三,由于人的行为的上述特色,所以产生于行为的人类文化成果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由此,文化便可被视为一个立体的系统,“它的外层便是物质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马克思语),或对象化了的劳动。文化的中层,则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像的意蕴之类;和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以及,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文化的里层或深层,主要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2],也显示了文化的整体结构。(www.daowen.com)

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分离,又相重合的。所谓社会结构,“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3]马克思将其分成四个层次:在社会的底层即最下面的一层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第二层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第三层是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第四层是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形式”。^[4]由于人的行为及其成果都具有“社会的”性质,甚至任何“个人的”行为和成果也最终指向社会,如同前文所述;所以,所有文化都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结构制约着文化结构。然而,饶有兴味的是,文化结构并不只是处于被社会结构制约的地位,因为社会及其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社会结构不论经济基础层次,还是上层建筑层次,抑或意识形态层次,都具有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归属于文化的整体结构。这样,一旦文化结构发生某种调整或变迁,便势必会在社会结构中反映出来,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动。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这种相互交叉、渗透和制动关系正是我们探讨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的文化机制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渗、互动中,艺术确立了它的独特地位。卡冈指出:“艺术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以其他人类活动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极端的、最大的准确性反映文化的完整性。……艺术活动中对生活的认识和价值理解、客观和主观、现实和理想、社会和个性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因此,艺术总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文化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看到自己的形象和通过这种形象这样或那样地得到折射的世界。”^[5]由此形成特定的艺术文化。这种艺术文化位于文化整体结构的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之间,而戏剧则“在艺术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因为其中精神能动性和物质能动性(心理能动性和形体能动性)获得平衡,这种平衡性符合它们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那种性质,因此,活人—演员就是戏剧创作的材料。而这也就造成了戏剧在对文化的关系中的特殊‘代表资格’。如果文学和音乐最充分地揭示了在精神文化中流转的过程,如果建筑和实用艺术说明其他艺术难以达到的物质文化的特征,那么,戏剧最准确地模拟那些过程,这些过程说明文化中人的关系的特征,说明进入人的交往领域的万物的特征——即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到他们在科学、政治、宗教领域中的相互作用的特征。”^[6]戏剧、艺术文化、文化整体结构,它们之间层递式的逻辑所属关系在显示戏剧完整而准确地反映文化整体结构的功能特征的同时,也意味着文化整体结构对戏剧的发展具有有效的影响与制约。

于是,我们便可从理论上论证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与文化结构演变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而20世纪中国文化结构演变的内容、过程和特色就自然成为我们探讨话剧发展机制的重要切入点。概括地说,对20世纪中国话剧发生了深刻影响,有效地规定着它的创作方向和艺术成就的是两次文化转型和一次文化迂回:第一次文化转型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完成于1917年发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延续至40年代末(部分区域);第二次为文化迂回,开始于40年代前期,完成于1966年,延续至1976年;第三次又是文化转型,开始于1976年,完成于1992年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