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千米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1000米，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前221～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云冈石窟内的露天大佛

公元4世纪末，中国北部的鲜卑族拓跋氏于公元386年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建代称王，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建国称魏。北魏佛教的兴起，是在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的僧人、宗族吏民3万多户迁至平城后，为开窟造像从工艺技术上奠定了基础。虽有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446年）诏令毁佛焚经，坑杀沙门的灭佛事件，但那时还有高僧师贤隐身改业、昙曜“死守不还”的佛教火种存在。6年后文成皇帝继位，遂下令“复法”，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和信仰下大为发展，开窟造像相继进行。

《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由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历时40年的开凿，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参加开凿人数，多达4万余人。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至今，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斧痕。五窟现编号为16窟～20窟，称“昙曜五窟”。继昙曜五窟之后，武州山开窟造像大规模地展开，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此时又从河北等地移数十万汉族文化传统匠师，有力地配合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中区石窟中（第5窟～第13窟）到处可以见到汉文化的表现，开窟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为止。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仅有唐代个别造像。辽代有重修佛像和增建木构窟檐的记载。窟龛由贵族官吏为祈福超度而建，多为小型，即昙曜五窟以西的诸小窟。元、明、清三代时石窟寺衰落。

大同云冈石窟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髻、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匀称的三世佛，还有满壁千体佛的龛像又显示了以禅观为主的特点。(www.daowen.com)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发展主要在孝文帝时期，即中期，石窟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塔窟有第1、2、4、6、11、39窟，其中有二层、三层、五层之别。结构均沿袭了汉以来的形制，有柱、枋、斗栱（一斗三升人字栱）、檐椽、瓦垄，层间有的一间一龛，有的三间三龛，最多的为五间五龛。龛内均雕坐佛或交脚菩萨。另一种是前后双室型，如第7、8、9、10、12窟，其中以9、10、12三个窟内雕刻最为华丽。这三窟的前室均雕有三间殿式佛龛，殿顶脊中立金翅鸟，两端饰以半月形的鸱尾，有的饰三角火焰和大鹏鸟，屋角起翘，形象逼真。枋下饰帷幕或璎珞飞天。明间雕坐佛或交脚菩萨，二次间有思维菩萨。第11窟中央雕二层塔，壁面布局交错排列，似无统一格局。东壁上方太和七年（483年）造像九十五尊的刻文，是云冈石窟中最早的铭文。第5窟和第13窟平面均为马蹄形、穹隆顶。前者本尊结跏趺坐，高17米，为云冈石窟之最。后壁下部开诵经隧道。第13窟本尊为交脚弥勒菩萨，高13米，南壁明窗下方雕七佛立像。在二期造像中石窟形制变化较大，艺术风格亦异于早期，主要表现在面部和服饰方面，如部分造像虽仿早期形式，但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南朝士大夫所着的褒衣博带，面部眼鼻均脱离早期的臃肿感而趋向世俗化。菩萨身披帔帛交错于胸前。窟内布局上下分层，每层多龛，多以忍冬纹、莲花纹作为边饰。伎乐天持各种乐器排列于窟顶周边。窟顶多有团莲和回翔的飞天，交首蟠龙张牙舞爪，虎狼鸟兽或伫立或奔驰，内容手法多变，充分表现了汉族文化的艺术特色。

晚期石窟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相”的源起。多开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大多集中在第20窟以西崖壁上，数量增多，上下错落状如蜂房，有的开凿在中部窟区的外壁。这样的窟龛多达200余个。这一时期窟形平面多方形，平窟顶多作方格饰以团莲、蛟龙或飞天，窟内布局有四壁三龛、上下分层龛，造像除释迦佛、交脚菩萨外，释迦多宝并坐增多，世俗男女供养人分列龛下，佛、菩萨面瘦，披肩上衣褶密集，突出了不同于中期造像的风格和手法。从铭记得知，本期开窟造像的目的多为生者求平安、亡者祈冥福。

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交脚弥菩萨佛像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1961年，国务院将云冈石窟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山西云冈石窟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