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限于国力，极地事业尚未进入国家议事日程。新中国政府参与国际极地事务，可以追溯到1957年开始的IGY。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举行的IGY，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首次大规模国际科学合作，不仅非常成功，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而且影响极为深远，对推动国际社会在1959年签订《南极条约》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1952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以下简称“国际科联”，现为国际科学理事会）特别委员会致函中国科学院，希望中国参与IGY的各项活动，并组织一个国别委员会具体负责筹备观测活动。中国方面高度重视，经过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是否参加应取决于苏联是否参加。”^[1]1955年3月，苏联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函，确认苏联正式参与IGY各项活动，苏联科学院已经组建了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并询问各国是否参与。在得知苏联的明确态度后，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6月召开的第26次和第29次院务常务会议上，讨论了参与IGY活动的意义，并决定参与IGY的活动。会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由竺可桢担任委员会主任。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全面启动参与IGY的有关工作。竺可桢于1957年2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组织和国际科学合作》一文，介绍了中国的参与情况，指出“这次国际地球物理年，我国正式参加的将限于气象学、地磁学、游离层、太阳活动、宇宙线、经纬度测定和地震学七个项目。”^[2]然而，由于美国操纵台湾介入IGY，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于1957年6月正式决定退出IGY。

虽然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在IGY活动正式开始前夕宣布退出，但中国政府参与此项工作、积极组织地球物理观测与研究的活动并没有停下来。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十分重视IGY的各种动向，科学杂志、科普期刊、主流媒体都大量报道和介绍IGY的活动进展情况，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并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共享观测资料等科学交流活动。由于国际联合开展极地科考是IGY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虽然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没有加入其中，但是对这次大规模的极地科学考察活动仍非常关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对此有着高频报道。

《人民日报》对苏联的极地考察持高度关注。笔者检索了1950—1960年期间的《人民日报》网络资料库，检索到涉及南、北极的报道文章有近200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苏联在南、北极的科考活动报道。在1955年之前，《人民日报》的报道主要聚焦在苏联于北极的活动，因为在此之前苏联政府并没有组织强大的力量进入南极，而是重点开展对自家后院——北极的考察。1954年8月，苏联决定加入IGY，并决定对南极展开大规模考察，相关准备工作由此展开。对此《人民日报》也随即跟进报道。总的来说，《人民日报》对苏联南、北极考察的报道是及时、广泛、深入的。但是，《人民日报》对苏联南、北极考察的报道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对苏联南极考察的报道更加强调科学合作精神和苏联科学家南极考察取得的成就；而对苏联北极考察的报道则聚焦于苏联在北极的利益及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冲突。

《人民日报》对苏联南极考察活动的报道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正面宣传报道苏联南极考察的科学意义，肯定苏联南极考察取得的成就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第二，突出了苏联南极考察活动的和平目的和国际合作精神。类似《春到南极 鸟儿歌声在荡漾 海豹冰上晒太阳》^[3]这样的文章，主要渲染南极考察活动是为了人类更好认识地球、保护地球的和平目的；类似《不顾南极严寒 冲破层层坚冰 苏联“鄂毕号”营救遇险日船》^[4]这样的文章，则赞扬了南极考察活动中的国际合作精神；《南极“和平村”一片和平气象 美澳科学家对苏联研究工作规模惊羡不已》的文章报道说：“苏联在南极的主要科学基地‘和平村’，最近分别接待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科学家，基地上设备的齐全，引起这两个国家的科学家的赞叹和羡慕。”^[5]类似文章在肯定苏联南极科考成就的同时，同样表现出南极科考活动的和平、合作精神与目的。这种报道的导向，显然是与IGY的精神高度一致的。这也表明，虽然中国政府因为IGY秘书处错误处理中国台湾问题而退出IGY的组织和活动，但中国政府对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精神是高度认同的。(www.daowen.com)

如果说《人民日报》对苏联南极考察活动的报道，更多的是在回应IGY的宗旨和精神，是在宣传苏联南极科考成就、传播南极科学知识、树立南极科考国际合作精神，那么《人民日报》对苏联北极各种活动的报道，则较少提及IGY，更多的是介绍苏联在北极的事实性存在及其利益以及北极的国际争端。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毕竟苏联本身就是重要的环北极国家之一，在北极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人民日报》之外，在IGY期间，国际社会联合开展极地考察活动也引起了我国许多科学杂志、科普杂志甚至生活杂志的极大兴趣，它们刊载了大量有关极地的科学知识，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极地科学考察活动的成就。比如，《地理知识》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多篇关于极地自然地理或极地科学考察的文章，着重介绍了极地的探险历史、自然地理知识及其丰富的资源情况等。这对于中国社会了解极地、认识极地并参与极地事务，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人民日报》及科学杂志的这种高频率报道，对于普及极地科学知识、树立极地意识、传播极地科考精神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后来中国极地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做好了思想铺垫。

1962年，在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有一些科学家提议中国要进行南极科学考察工作。^[6]1964年7月22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批准在国务院下设国家海洋局，这是中国国家海洋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数百年来的“海禁”政策被彻底清算，中国不再只专注于内陆，开始将目光投向浩瀚的海洋。在赋予国家海洋局的6项任务中，有一项任务显得与众不同，格外醒目，那就是“将来进行的南、北极海洋考察工作”^[7]。在国家海洋局成立伊始，就将南、北极考察列入其未来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无疑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1977年5月25日，国家海洋局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目标。至此，伴随着中国极地意识的觉醒，极地考察事业正式进入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