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投降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国际上，美帝国主义要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在中国的地位，极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为了赢得时间，要求蒋介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麻痹遏制共产党；苏联为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也要求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避免发生内战。在国内，蒋介石是决心要发动内战，妄图打垮共产党，建立独裁统治。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迫切要求和平安定的局面，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呼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大党，领导着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解放区，组建了127万军队和288万民兵的人民武装[1]。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一面施展和平谈判手段欺骗舆论，麻痹人民，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遂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就明确阐述了我党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用革命的两手来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即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准备以人民革命的自卫战争击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发展，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制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

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严肃而又慎重地分析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毛主席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重庆谈判。8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并于当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第二天，党中央又发出通知，说明我党关于谈判的方针，准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某些让步。并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乘专机来延安迎接我党谈判代表团。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行离开延安，抵达重庆。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毛主席亲赴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是假“和谈”真“内战”，对谈判没有充分准备，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动。从8月29日开始，双方就谈判的内容、程序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2日，毛主席提出了谈判的八项原则。9月3日，周恩来代表我党将谈判的具体方案提交国民党。9月8日，张群代表国民党提出了对我党9月3日方案的“答复案”。直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艰辛的谈判，才在张治中官邸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在纪要中只承认了和平团结建国的方针，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即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军队问题没有解决。我党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主动作了一些让步，使这次谈判得以成功。

10月11日，毛主席胜利返回延安，在机场受到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了继续争取和平民主，1945年12月16日，我党派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组成的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下达了停战命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经过斗争，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和平建国五项协议。

1946年4月8日，我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等冒着恶劣天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不幸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邓发、黄齐生等同机罹难，史称“四八”烈士。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了。

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党中央在延安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明确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从1946年6月底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战斗，我军总计歼灭敌人71万多人，共计64个旅（师）。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被迫放弃全面进攻，集中94个旅近70万人的兵力，改为向我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为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集结了上百架美制战斗机、轰炸机在西安、太原等地，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部23万人马集结在边区周围，妄图一举攻占延安。而我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只有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和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共6个旅，26000多人，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很大。

3月12日拂晓，一批又一批敌机窜犯延安，投下一串串炸弹，并对南川我军防御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当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前往瓦窑堡、清涧一带。

3月13日，胡宗南坐镇洛川亲自指挥，令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领15个旅，从宜川、洛川分东西两路向延安进犯，狂妄地叫嚣：“三天占领延安。”这天，从早到晚，敌人派出50多架次美制B-25轰炸机和P-47战斗机，对延安进行轰炸。艰苦卓绝的延安保卫战打响了，我前线防御部队展开了顽强英勇的抵抗阻击。

3月1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王政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后勤司令。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是在撤离延安后，3月20日在梁村的高庄村正式组成。

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

毛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www.daowen.com)

3月25日，我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歼国民党三十一旅（欠一个团），近2900余人。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继宗和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被我军俘获，缴获三十万发子弹和诸多军用物资。我军在撤出延安后首战告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3月28日，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同志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刘少奇、朱德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同杨尚昆、邓颖超等率领后委机关及老弱病残者东渡黄河，进驻山西三交地区开展工作。

4月14日，我西北野战军采取诱敌主力于西，歼敌一三五旅于东的打法，在子长羊马河一带设伏，将国民党一三五旅4700余人包围歼灭，活捉代旅长麦宗禹。在敌人的10个旅中间，挖掉一个整旅。

5月2日，我西北野战军对敌补给基地蟠龙镇发起攻击，激战至5月4日晚12时战斗胜利结束。歼敌6700余人。国民党一六七旅旅长、号称胡宗南部队“四大金刚”之一的旅长李昆岗和副旅长涂建、旅参谋长柳届春被我军俘获。缴获面粉1.2万袋，单军衣4万多套和大批军用物资。

在我军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下，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5000多人，有力地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5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军民数万人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党中央在靖边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并决定为了策应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以调胡宗南主力北上。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调十个半旅迅速北进，彭德怀见调动敌人主力北上目的已经达到，便果断撤出榆林战斗，集结于米脂沙家店地区，捕捉战机。8月20日，我军将国民党三十六师分割包围于沙家店和常高山地区，经过激战，取得了歼敌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的转折点，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我军在西北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使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1948年3月1日，我西北野战军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在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聚歼由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领的四个旅，歼敌29000人。击毙国民党军长刘勘、整编国民党第九十师师长严明，此次战役，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

1948年4月21日，敌延安守军见陷于孤立，便仓惶南撤。我西北野战军光复延安。从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动撤出延安，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怀抱。

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强敌“蘑菇”周旋，浴血奋战。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次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长、师长7人，少将、旅（师）长、参谋长等25人，而我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1万人，其中野战军5个纵队近8万人。

延安县委书记李兴旺、延安市委书记姚安吉、南泥湾垦区书记李国瑞等地方领导，动员组织亲戚朋友和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入伍，参加民兵、游击队。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和三五九旅的老战士，在南泥湾、临镇一带参加过大生产，后因病伤留在地方务农的杨天明、袁应山、王明德、张宏德、刘玉清、陈大玉、刘万林、詹春发、孙银祥、杨学三、吴金善、张玉珠、时连田等人积极报名参战，广大青壮年纷纷报名入伍，战争前后，有上千名青壮年参加了西北野战军，解决了我军兵源不足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扫碱土熬硝、制成黑火药、造石头地雷、修工事、挖战壕、截断道路、埋设地雷、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使敌人“耳聋目瞎”。在战争中，延安人民用肩挑背扛和家畜驮运等办法，把战斗急需的武器、弹药、干粮、炒面、炒豆子、干腌菜、开水等送到前线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四处袭扰敌人，消灭分散的敌人，救治伤兵，打扫战场；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把受伤的战士送到后方医院和安全的群众家中包扎治疗。延安人民的大力支援，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在战争中涌现出许多“民兵英雄”“战斗英雄”等可歌可泣的事迹。战后，延安县游击队负责人高善祥、田启元、康世昌等9人在延安保卫战中因成绩突出，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新民主主义奖章；临真镇游击队长徐炳林荣获“民兵英雄”、“战斗英雄”、“解放西北”奖章各一枚，参加了“西北军区英模大会”，并被评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英模”大会代表；金盆区游击队长刘世秀荣获“解放西北”“民兵英雄”“战斗英雄”奖章各一枚；临真镇游击队副队长孟清成、队员耿成法等48人荣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解放西北”奖章一枚。1949年夏，西北军区奖给金盆区游击队员李丕发战马一匹，并授予他“民兵英雄”称号，同年秋，出席了“西北军区英模代表大会”，荣获“战斗英雄”“人民功臣”奖章各一枚。1950年4月赴北京参加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彭德怀在总结回顾陕北战事时曾感慨地说：“没有陕北群众的支持，没有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26000人怎能打败23万强敌呢？”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坚强后盾。因此，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延安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毛主席东渡黄河

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离开生活、工作、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毛主席过河后，回头眺望河西，满怀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对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13年，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探索积累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