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政府,把妥善安置难民,使他们尽快丰衣足食,温饱有余,作为建设、发展、巩固边区的大事来抓,并把安置难民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同整风运动结合起来,作为检验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绩效的重要内容,进行考核评比。同时充分发挥村、乡、区各级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调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创造性展开了难民安置工作。
(一)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为安置难民作出示范
有些县、区、乡上工作的党员干部、军烈属家庭,家里有土地、耕牛、农具籽种,但是缺少或没有劳动力,政府就首先要求他们接纳一些难民,合伙耕作土地,由这些家庭提供土地、耕牛农具和籽种,难民出劳动力,双方各取所需,收成按比例分成,做到了互利互惠。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劳动英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配合政府安置难民,如蟠龙区明金乡马家沟村共产党员、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申长林,从1940年至1944年,先后安置难民20多户,而且第一年无偿给他们提供籽种农具,代缴公粮两年,为此,他受到了党委政府的表彰。
在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后,我们党团结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适时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政策,允许地主富农拥有土地房屋和个人财产。在安置难民工作中,政府就积极教育说服地主富农,让他接纳安置一些难民,让难民租种或伙种他们的土地,并适时接济给难民一些籽种农具,然后实行减租减息,尽量减轻对难民的盘剥。边区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也都能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接纳安置了一批难民,帮助难民解决了一时之急。如陕甘宁边区同宜耀中心县庙湾区四乡富裕农民王万富,在1943年春,看到一些难民户春播缺少农具籽种,就慷慨地拿出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六七万元,帮助难民购买回来,使他们不误农时,及时播种。
(三)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积极帮助安置难民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豹子湾等地,都有我八路军将士在屯垦驻守,参加大生产运动。而这些地方地广人稀,也是难民聚集之地。我八路军将士,深怀爱民之情、救助难民之心,他们省出口粮,接济难民,把农具籽种支援给难民,并帮助难民开挖窑洞,开荒种地,谱写了军民一家、亲如手足的颂歌。当时的难民中广泛传颂着这样的话:“要是没有八路军,咱们就活不成了。”“八路军比咱的亲生父母还好!”一位六七十岁的移民大娘感动地说:“我死了也要把咱八路军的好处告诉阎王爷。”(www.daowen.com)
(四)以合作社为平台发放贷款,安置难民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财政十分困难,但是,还是通过简兵简政、党政机关减少开支费用、党员干部节衣缩食等办法,节省出部分资金,投放到各级合作社,以合作社为载体平台,作为支农惠农资金,借贷给移民难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燃眉之急。如著名的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从1940年至1945年,每年就发放难民安置贷款1000多万元(边币),关中分区数年间发放安置难民贷款50万元(边币)。为难民安家落户、展开生产自救,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帮助许多难民实现了“一年即可打下生产基础,二年成家立业,三年以后即可成为中农以至富裕中农”之目标。
(五)树立生产自救榜样,激励移民难民积极开展大生产
树标杆、立榜样,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难民安置工作中的又一项创举。原绥德县农民马丕恩,因原籍耕地缺乏,无法维持生计,就同女儿马杏儿一起,逃难移民到延安南区的南三十里铺村,在区、乡政府和南区合作社的帮助下,安家落户了。父女俩吃苦耐劳,努力开荒,第一年就种田39353平方米,当年产粮50石,上交公粮25石,近5000公斤。延安县政府为此在南区召开了现场表彰大会,马丕恩和女儿马杏儿现场介绍了经验,县政府给父女俩披红挂彩,进行了表彰奖励,双双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难民劳动英雄,《解放日报》曾刊文登载了他们的模范事迹。随后,鲁艺的艺术家们以此为素材,为了增加艺术观赏性和趣味性,创作了久演不衰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仍在广为传唱。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所属的各级党委政府,在难民安置工作中,措施有力,方法得当,成功地化解了难民安置的难题。全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至1945年,就安置难民29万,使边区的人口总量增加了1/4,仅延安县人口就由1937年的36000多人,增加到54000多人,增长了近2/5。关中分区也安置难民4000多户,人口1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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