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在相继攻陷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之后，兵锋直指我华中重镇、南北交通之枢纽要冲武汉。中国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集全国之力，进行了武汉保卫战。日军采取了水陆并进、南北合击的战略，围攻武汉。中国尽管得到了国际友邦的大力支持，参战军民也进行了殊死血拼，但武汉仍于1938年10月失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抗日战争随之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军改变了其侵华策略，对我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了“清剿”，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国民党则采取军事高压、政治诱降之策略。而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论调甚嚣，亲日派、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多次挑起“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集结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仅在陕甘宁边区周边，就部署了123个团的兵力，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并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致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给极为困难。

毛主席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当时地处我国的西北贫苦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比较贫困。再加上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有大批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到1941年，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等人数有7万之多，是延安县全县人口的将近两倍。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遥相呼应，对陕甘宁边区重重封锁围困，不让一斤粮食、一尺布、一两棉花、一滴油、一张纸进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军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毛主席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第一是革命不下去，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想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的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战士们可以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3]。”

为此，毛主席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生产运动委员会，从华北抗战前线调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负责领导大生产运动。1939年10月，又从抗战前线调回八路军抗战劲旅三五九旅，分别到边区的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陕甘宁边区政府也颁发了《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并对各军队、学校和机关团体，都提出了具体的生产要求，动员全体军民人人动手，个个出力，参加大生产运动，以战胜困难，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坚持长期抗战，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积蓄必要的物质财政基础。

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掀起了高潮。党中央提出了大生产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积极行动，踊跃参加各种形式的大生产运动，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纺织社、运盐队、运输社等纷纷组织起来，人人争先恐后，家家出力流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竞赛，涌现出了三五九旅、南区合作社、蟠龙合作社等一批先进集体，吴满有、郝树才、杨步浩、申长林、赵占魁等一大批英雄个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满足和丰富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给，改善了军民的生活，而且储备了雄厚的战争资源，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巩固坚强的抗战总后方和大本营，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障。主要表现在：(www.daowen.com)

1.耕地面积扩大。1941年边区的耕地种植面积为8092044000平方米，到1945年增加到9508752000平方米，比1938年扩大了近7成，其中水浇田面积由1940年的16008000平方米，到1944年增加到27347000平方米。

2.粮食产量增加。1941年全边区粮食产量为45.6万石，到1943年增加到了181.2万石。特别是三五九旅，党中央最初给他们定的生产任务是能达到耕三余一，但他们实际完成的生产任务是耕一余三。

3.棉花产量自给自足。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原来一般不种植棉花。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军民开展创造性劳动，试种棉花获得成功。1941年种植棉花26013000平方米，收获皮棉50万公斤，到1942年棉花种植扩大到49358000平方米，收获皮棉120万公斤，1943年种植棉花100051334平方米，生产净花86.5万公斤，1944年种植棉花200100000平方米，生产净花150万公斤，彻底解决了边区军民的服装穿衣之需。

4.畜牧养殖业增长。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满足生产生活之需要，农户为了耕田种地，大力发展养牛，各个合作社为了运输之需积极饲养马、骡、驴，机关团体和军队为了改善生活大力发展养猪和家禽，使部队战士和机关人员，每月3斤肉，每星期可打一次“牙祭”。

5.工商业发展迅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到1944年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农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另外，煤炭和盐业等其他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各种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生产动员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