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应张、杨二位将军的请求，派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身不由己的蒋介石，迫于方方面面的强大压力，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八路军整装待发奔赴抗日前线

鉴于中国国内抗日联合阵线逐步形成，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7日，迫不及待地策划和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迫于日寇的强大军事压力，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很快签订了联合抗战的有关协议。至此，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出现了国共两党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并对斗争策略进行了适时调整，由红军时期的“反蒋抗日”——西安事变时期的“逼蒋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联蒋抗日”。说明我们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转换，适时调整斗争策略，牢牢把控住了革命斗争的主导权。

陕甘宁边区农民抗日自卫军

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党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地方政权建设、群团组织路线、经济方针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服务于全面抗战之需要。主要体现在：

把经过长征及西北地区的红军部队，改建为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把华南五省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幸存的红军游击队，改建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野蛮进攻，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中流砥柱。(www.daowen.com)

在基层政权建设上，把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建为抗日民主政府，并广泛团结和争取抗日爱国和民主进步人士，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三三制[1]”的政权建设原则，建立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建设架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充分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民意，具有广泛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在经济政策上，我党根据抗战之需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行了必要调整，以重视民生、服务抗战、支援前线为总基调，在农村，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斗地主、分田地的暴力手段，转变为平等对话协商，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需求，实行减租减息；在城市，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进步爱国人士，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建立了同各个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的友好合作关系，团结争取到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广泛同盟者。使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赞赏和支持。

为服务和配合抗战之需要，适时调整了我党的群团工作路线。我党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将我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改建为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改建红色妇女联合会，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就连各红色根据地的红色儿童团，亦改称为抗日儿童团。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抗日救亡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一致称赞。

为了武装民众，形成全民抗战的新局面，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群众基础广泛、人数众多的抗日自卫军。抗日自卫军的前身，就是原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赤卫队，是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之一。他们平时参加劳动生产，同时也负责站岗放哨，盘查出入根据地的行人，并监视敌情，传递情报，配合安保部门肃清匪患，侦缉敌特，防止敌人渗透破坏；战时，则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运送粮秣给养，救护转送伤员，是巩固和保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历来是我国西北边陲贫瘠落后之区域，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文艺团体义演、商店义卖，所得钱款献给抗战前线；社会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捐粮，表现出了挚热的爱国情怀，形成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强大声势和无坚不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