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使日寇不到半年就占领了东三省全境。继而日军又步步紧逼，侵占热河，进攻上海。1935年又爆发“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张学良的东北军退到关内后，备受流离失所之苦，心怀国破家亡之痛，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被迫参与内战，“围剿”红军，充当炮灰，使东北军将士深为不满；而被蒋介石视为异己的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受到蒋介石的排挤，被迫“围剿”红军，兵力物资损耗除得不到任何补充，而且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面斥电责，故张、杨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深为反感抵触。

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剿共”作战极为抵触，有的虚与委蛇，消极避战；有的与我红军各守防区，互不侵犯；有的与我苏区暗通款曲，恢复通商；更有甚者，与我红军举行联欢，互通有无，形成火线默契。在此基础上，我党派遣有关人员，与张、杨就联合抗日作战进行磋商洽谈。我党周恩来、李克农等同志，曾与张学良在洛川、延安等处多次会晤，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达成了许多共识，使张学良、杨虎城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深入了解的同时倍加赞赏。

1936年10月中下旬，我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大会师，更加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和实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重要条件。特别是山城堡一战，红军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一军以重创，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我红军的战斗力刮目相看。

蒋介石置亡国灭种的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6年10月，他想乘解决“两广事变”之余威，来彻底解决所谓的“中共问题”。调集其嫡系部队30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陇海路的郑州至灵宝段，一是准备全面“进剿”陕甘苏区，扑灭红色革命火种，二是防范和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让他们充当反共内战的炮灰。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最后通牒，要么积极“剿共”，要么让出地盘，撤到安徽、福建，由国民党中央军进陕“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联共抗日的计划，而且危及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生存空间，部队有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的危险。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跪求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一致对日作战。但蒋却一意孤行，怒斥张、杨，威胁恫吓，使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

在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出兵包围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的西北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跟随蒋介石来陕的数十位军政要员。当天，张、杨与18名高级将领，联名发表了《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派员赴西安商议善后。此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www.daowen.com)

“西安事变”震惊国内外，国内外各种势力反应强烈。一是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要求派重兵“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西安，炸死或逼张、杨处决蒋介石，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以削弱国力，顺利降日；国民政府内的亲美英派，则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兴兵“讨伐”张、杨；日本政府则推波助澜，妄图挑起中国更大规模的“内斗”，以实现其吞并中国之野心；英、美政府则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紧张气氛，要求通过谈判解决事变，以防止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当时，局势十分复杂，各方角力异常激烈。

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体方针，并迅速派周恩来、罗瑞卿等同志赴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秉持民族大义，立足团结抗日之大局，展开积极斡旋，多方进行说服劝导工作，周恩来并亲自面见身陷囹圄的蒋介石，摒弃国共两党十年血拼之恩怨，晓之以救亡图存之民族大义，使蒋介石颇感意外和触动。经过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西北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三方进行数次谈判，于12月24日，达成了六项协议：①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②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③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④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救国方针；⑤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⑥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导下，经周恩来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化解了一场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最为主要的是，为我党取得了合法地位，给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空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