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引下，经过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中央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彻底粉碎了“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在1933年9月，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又调兵遣将，部署实施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窃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排挤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生搬硬套俄国的那一套“经验”，使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采取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使中央苏区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导致了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迫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央苏区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丢失。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长征途中，险象环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数次面临灭顶之灾。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由86000之众，锐减至3万多人。在多次事关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随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又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但随即又展开了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阴谋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斗争。

历尽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冲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陕北保安县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www.daowen.com)

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她的存在，给长途远征、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落脚点，提供了一个喘息休整的根据地，提供了一个养精蓄锐、东山再起的大本营。

陕甘边地区，自古以来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但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像迎接久违的亲人一样，把最好的窑洞腾出来，把最可口的饭菜端出来，把土炕烧得暖烘烘，米酒滚得热腾腾，油糕炸得香喷喷，迎接款待自己的子弟兵。特别是毛主席果断决策，纠正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更是得民心，顺民意，赢得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感恩戴德，竭尽全力拥护和支持中央红军，拥戴和称颂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时，已是深秋时节，人们早晚要穿棉衣才行。但大多数中央红军指战员，依然是身着单衣，脚穿草鞋，而且多有伤病在身，根据地人民见此情景，心痛不已。他们积极踊跃、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布匹、棉花、皮草，赶制服装鞋袜，送给中央红军。定边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100多名赤卫队员，征调300多头牲口，在5天之内向中央红军运送粮食4万公斤；赤安县六区3个乡苏维埃政府，向中央红军送猪羊300多头（只），保安县苏维埃政府，送给中央红军羊子300只，并筹集了大批的土织布、洋布等，同时还筹集了羊绒羊毛2250公斤，组织动员了100多名毡匠，纺织缝制毛绒被服，送给中央红军。当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号召根据地人民群众，生猪20公斤以上者，全部宰杀，粮食除过籽种口粮以外者，全部征调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省筹粮970石[1]，做军鞋8486双，军装数千套。红十五军团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其他枪支弹药若干支援中央红军，并无偿支援党中央法币1万元，大洋5000多圆，并将劳山战役中俘获的数千士兵，全部调拨充实给中央红军。

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给予了中央红军以无私的援助，使这支身经百战的钢铁劲旅如虎添翼，战斗力爆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