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如坐针毡，绞尽脑汁想除之而后快。1935年7月，蒋介石在全力围堵中央红军北上的同时，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和驻陕中央军、东北军计13个师、又5个旅，共10多万兵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中共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乘晋绥军阎锡山部两个旅西渡黄河，立足未稳之机，先发制敌。于7月中旬在绥德、吴堡一线歼敌2000多人，并在绥德铁茄坪缴获敌机一架，迫使该敌大部退回河东，初步稳定了北线战场之局面。

但南线之敌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却进占洛川、富县、延安、甘泉一带，兵锋未挫，依然有向北攻击前进之势。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决定，在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劳山一带，利用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采取围点打援之战术，歼敌之一部，挫敌之锐气。

这是红二十五军达到陕北后，与陕北红军的首次联合作战，红军各部队官兵摩拳擦掌，士气正旺。我军先以一部包围甘泉，虚张声势，攻城甚急，主力则埋伏于大、小劳山一线，张网以待。

10月1日，延安守军东北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接到甘泉县城守军的告急之后，亲自率队驰援，一头扎进我军伏击圈，我军随即发起总攻。经过6个小时激战，敌师长何立中重伤被俘，敌六二八团长裴焕彩被俘，敌师参谋长范驭州、六二九团长杨德新被击毙。此役我军大获全胜，歼敌千余人，俘敌3700余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24门，轻重机枪204挺，无线电台4部，枪支5000多支及许多军需物资。

10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又组织发起了榆林桥战役，全歼守敌1800多人，使南来之敌首尾不能相顾，也不敢冒然北犯。

正在反“围剿”战斗激战正酣之际，“左”倾错误路线阴魂不散，将黑手伸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伸向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层，伸向了在反“围剿”前线浴血奋战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指战员。

党的遵义会议，只是在组织上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对党中央领导权力的控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因为当时通讯条件所限，且又战事紧迫，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在思想路线上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政治上的彻底清算和纠正，故有些地方党组织，依然在执行“左”倾的错误路线。(www.daowen.com)

正当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取得劳山战役大捷，积极部署榆林桥战役，西北革命根据地民心振奋，士气正盛，第三次反“围剿”连战告捷、形势大好之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均先后来到陕甘根据地，他们与根据地党组织内秉持“左”倾思维的同志一拍即合，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认为根据地内部有反革命派在积极活动，把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一些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说成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枪杆子万能”“严重右倾”等等。

这些没有群众根基、思想方法不接地气的“洋革命”们，妄自尊大，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改组西北军委，组建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把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许多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都排挤出省委决策层，从组织领导上，大搞宗派主义，为他们推行“左”倾肃反路线扫除了障碍。

紧接着，陕甘晋省委成立了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局长，负责根据地后方的肃反，由中共西北代表团成员聂洪均负责前线的肃反。他们采取怀疑一切的方法，根据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先是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蔡子伟等同志，继而将矛头直指原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领导高层，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杨森、张秀山等一大批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领导同志，全部逮捕关押。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活埋刀杀了一批忠诚的革命同志，致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使这块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面临被彻底断送的危险。

党中央、毛主席于1935年10月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了解到西北革命根据地，仍在执行“左”倾路线进行肃反，随即电令“停止杀人，停止捕人，一切有待中央解决”。并急派王首道等同志赴瓦窑堡，接管了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纠正了“左”倾肃反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杨森、张秀山等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使一场巨大的危机化于无形。后来，习仲勋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有感慨地说，要是“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的坑”。

事后，许多老同志在回忆这次西北革命根据地错误的肃反时，激愤地说，前方错杀了200多人，后方错捕了130多人。这些固然没有平反昭雪的史料给予证实，但错误地捕人杀人，给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巨大创伤，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及时制止了这场浩劫，后果不堪想象。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但成功化解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危机，而且指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亲密团结，密切配合，组织进行了直罗战役，大获全胜，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正如陕北民歌所唱的：“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