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扶植反动军阀，实行封建割据。各军阀只为争权夺利，互相争战，致使中国战火连绵，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为了加速中国的殖民化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全面加大渗透、掠夺、奴役的力度，唆使大批的教会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办教会，建教堂，广招徒众，进而胁迫官府，霸田占地，搜财掠物，鱼肉乡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

1912年，西班牙传教士易兴华等人，就窜至延安，先后在延安城内、桥儿沟、甘谷驿、河交寺等处设立教堂，招徒传教。1914年，英国教会亦派遣宋牧师等人，到延安兴建教堂，广招教徒。

这些帝国主义的教会和传教士，他们渗透到延安后，披着传教的外衣，打着教化百姓、传播福音的幌子，测绘地图、勘查矿产、窃取机密，充当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奴役、文化渗透的急先锋，而在他们招募的教徒中，流氓地痞、乡霸恶棍、逃犯匪徒充斥其中，良莠不分，藏污纳垢，使这些人成为法外之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敲诈勒索、祸害百姓，引起极大民愤。

延安的基督教会势力迅速扩张，他们倚仗反动军阀政府的纵容和庇护，巧取豪夺，在延安城内霸占了多处房地产，并向乡村扩散，在周边农村也建起了多处教堂，徒众达数百人之多。他们与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地痞恶棍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恶行，激起了延安城乡民众的强烈义愤。

1925年春夏之交，中共延安党团组织成立之后，按照陕西省党团特支“为了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动员全省人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指示，组织发动党团员和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深入到延安的工农商学兵各界，广泛进行宣传动员，揭露帝国主义教会的反动本质，唤醒社会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意识，鼓起他们奋起反抗斗争的勇气。

经过党团组织的充分组织动员，延安社会各界的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成立了“反基督教大同盟”。延安党团组织因势利导，于12月下旬组织了“非基运动周”活动。12月25日，正是教会所谓的“圣诞节”，延安党团组织发动了数千名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社会团体、延安驻军士兵、各界群众5000多人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绕城一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基督教、打倒天主教”等口号。入夜，示威游行活动到达高潮，各界群众组织了提灯大游行，他们冲入教堂，撕毁了耶稣像和教旗，拆除了教堂大钟，揪出了无恶不作的教头（即教堂的管家）屈前游街示众。(www.daowen.com)

随后，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来至县署，向县署提出了三项要求。即：①废除延安土豪劣绅与教会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教会巧取豪夺的房产地产；②收回教育权，不允许教会办学堂进行奴化教育；③明令禁止延安各界人士加入教会。迫于社会各界强大的压力，县署知事（县长）全部答应了三项要求，随即对教堂的所有器具进行了清点查扣，敦促各教徒联名退教。延安的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也随即宣告停止一切传教活动。

延安的“非基运动周”斗争，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帝国主义反动教会不甘心失败，他们通过陕西的天主教总会，向当时的陕西督军府交涉使公署提出抗议，要求当局严办“祸首”，保护他们的传教安全，不得再发生类似的反教事件。

由于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制约，军阀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责令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包围了省立延安四中，肤施县知事李泰带领大批军警闯入校园，逮捕了“非基运动”的组织者、中共延安党团组织的负责人王超北、易厚庵和十多名学生代表，关押进监狱。

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中共延安党团组织立即采取行动，组织动员延安社会各界，成立了营救被捕教员、学生后援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并向北京国民议会促进会，揭发了陕北军阀井岳秀媚敌卖国、践踏民权，镇压革命、迫害爱国青年的罪行，取得了全国各地进步社团和爱国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他们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支持延安爱国青年学生的正义行为，抨击反动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迫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肤施（延安）县当局，不得不放低身段，低头认错，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并设宴安慰、赔情道歉。县知事李泰也因“既不能治之于前，又不能善之于后”，被追责撤职，当了替罪羊。至此，延安的“非基”运动大获全胜，沉重打击了反动教会的气焰，增强了延安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信心。

延安的“非基运动周”斗争，是我延安党团组织成立后，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虽然是初试牛刀，但也大获全胜，起到培养党团骨干，教育群众的作用，为后来的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