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铭有多种，这里专说墓碑和墓志铭。

墓碑竖立于亡人坟前，形制较小者亦称“墓表”，后来无甚差别。墓碑在当代墓葬习俗中仍是主流，兹不赘述。古时墓园入口处建有“神行之道”，谓之神道。当道竖碑，曰“神道碑”。神道碑较一般碑碣高大，有的建成石坊样式，正碑之上嵌有篆额，颂扬墓主功绩品德。静宁《刘氏家谱·世记》：曰萃公“殁后于本城西川另择癸山丁向茔安葬（距城五华里，茔旁立有石碑，人皆称刘家石碑茔云）”，此即刘曰萃神道碑。《刘氏家谱·艺文拾遗》又云：“三梅先生神道碑（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四月立，碑额曰‘斯文宝筏’）”。（碑文详见《静宁文史大观·第四卷·刘曰萃墓碑》）

静宁神道碑出土较少，刘氏家谱之所载，亦为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

另一通现存神道碑为清武进士“党志振神道碑”。党志振，字鹭洲，威戎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武科进士，人称“党军门”。初为营守备，后随董福祥从征河湟，因功奏保奉旨记名提督，简放总兵，赏戴花翎，并誉为“勇巴图鲁”。宣统二年（1910）解甲归里，1921年春逝世，享年66岁。党氏族内公议，决定不惜钱财银两，打发人员赴京，向清皇室讨得一纸封诰，于党志振一周年纸期前，立碑纪念，以示永远。清室皇族此时仍住在宫内，党家后人恳求坚留宫中，为溥仪讲经授读的太傅陈宝琛，为党志振题写了“神道碑文”（碑文详见《静宁文史大观·第四卷·党志振神道碑》），鸠工刻造，于其一周年冥寿之际，树立墓园前之神道。

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筑精致的军门府毁于一旦，唯有这块石碑，因能作生产队打土坯的垫石而侥幸得以保存。该碑现被移至威石路北党家苹果园内，供人凭吊。就功用而言，墓碑与墓志铭基本一样，但墓碑高大，竖于地面；墓志铭体积较小，埋于地下。墓志铭有上下两片，总称“一合”。上片用小篆体刻写题目，通称“篆额”；下片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的散文，称“志”，表达赞颂感情的韵文称“铭”。

保存墓志铭文字资料最多的当属“三槐堂”的《静宁王氏家谱》。王氏为静宁显族，自立谱始祖——明初王克明，到谱终的清乾隆初叶的十代人中，俊彦辈出，计有知县、代知县事五人，进士一人，镇总兵一人。这些人殁后，大多留有墓志铭。如嘉靖静宁知州李必敷撰写的《处士府君墓志铭》；山东东昌府同知、郡人马相撰写的《介休府君墓志铭》；河南洧川知县、郡人毛淮撰写的《荥泽府君墓志铭》；四川广安州判、郡人江岳撰写的《新平县主墓志铭》；清乾隆知州王札撰写的《参政府君墓志铭》五通。光绪时期，王家又连出王源瀚、王曜南两位进士，其墓茔都在西岩寺山下，但都没有志铭之类。王源瀚主张薄葬，他在《临终口占》诗中明言：志铭文称诚何必，哭泣声哀亦枉然——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静宁出土的墓志铭，著名的有《明四川乐至知县马公配孺人方氏合葬墓志铭》《皇清诰授奉直大夫湖南道州知州芗林叶君暨淑配沙宜人墓志铭》和民国《李公早勤墓志铭》。(www.daowen.com)

“马公”名应龙，字东溟，嘉靖朝任四川乐至知县，以养亲告归，殁后葬州城西岭之阳。1997年5月，县城北二环道路开拓施工时，马氏墓葬被推开，棺木漆黑发亮，完好无损。马氏族裔找人看守，但所托非人，是夜现场被毁，墓内文物劫掠一空，墓主骨骸填之沟壑！仅剩马应龙墓志及篆盖。该墓志上盖碎成数片，所幸下片基本完整，存县博物馆。

从拓片看，清道光朝勒石的叶桂夫妇合葬墓志铭品相十分完好。叶桂字芗林，其先人入关之汉军旗人，道光壬午（1882）进士，官至湖南道州知州。在任“挈讼师，痛绳之；讯冤狱，平反之，修书院、益膏火、课诗文、重品行，从此民风以靖，士习以端。”桂公殁后，妻沙氏悲甚，矢志捐躯。绝饮食积二十余日以殁，夫妇二人合葬于西岭之阳。此墓志制文者是“陇上二澍”之一的张澍。张澍，字百瀹，武威人，著名文献学家，擅长舆地牒谱之学，撰写墓志，举重若轻。书丹者罗文俊，广东南海人，翰林院侍读学士。书法钟情米芾，书卷气极浓。墓志正文1865字，唐楷为柢，兼取米意，令人赞赏不置。篆盖者牛鉴，亦是武威人，道光重臣，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者之一。此盖铁画银钩，圆转自如，是小篆铁线篆之佳构。张文、罗书、牛篆，珠联璧合，相互辉映——人们视此志为墓志文物中的珍品，诚不为过。

还有“极品”《李公早勤墓志铭》。

李早勤，名钟泮，静宁双岘乡人，人称“灶爷”。李早勤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回乡致力地方教育，创办“云萃小学”。其子李世军，字汉三，民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治主张。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交情甚厚。1948年元月，李早勤寿终，李世军请于老为其父撰、书了这篇墓志。对于该墓志，李世军曾有小文说明：“先生书法，开一代先河，为世所重者，志以标准草书精心书之，尤得意之作。尝自言：生平书碑繁多，惟此志及泾阳周石笙墓志，差较称意。”不惟这些，李氏墓志的篆盖者吴敬恒亦是国内顶尖级人物。吴敬恒，字稚晖，国民党元老，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幼年即习大篆，是公认的篆书家，由他篆盖，等闲难遇。1958年，这块墓石被挖出。李世军之侄媳于黑夜冒险用小车运至自家小园，使其免于毁坏。“文革”结束后，李世军与陕西省博物馆联系，将墓志运置西安碑林安放，终于得到最好的归宿。

传奇不止于此——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墓志更是如此，一般是人死后，由亲朋同窗或托名人撰写上石。但历史上不乏有生之年自撰墓志铭的事例，如唐代王绩、白居易，明代徐渭、张岱等人曾有“自撰墓志铭”或“自为墓志铭”。还是这个李世军，在世时曾请张思温先生为其预写了《石棺同穴志》。张思温，字玉如，甘肃临夏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20世纪40年代末曾供职于甘肃经济界，1949年后任地方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一生著作甚丰，且与李世军诗文往还，相知深厚，曾为《李世军文存》一书作序。李世军“文革”时得其三娶夫人甘雨湘尽心扶持，劝勉鼓励，得以渡过难关。甘氏竟先夫而逝，李世军念念不忘，八十二岁的那年，嘱托老友张思温写就“同穴志”，欲他日与甘夫人骨灰合窆。志文铭辞末句是“国家富强兮日崇隆，瞑目归去兮惬素衷。”李世军与甘雨湘生则同榻，死则同穴，素衷惬意，自然瞑目矣。